2016年7月26日凌晨時分，曾任職於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綠區的智能障礙全日型住宿機構「津久井山百合園」4年之久的植松聖（案發當時26歲）趁著夜深、所有人都進入夢鄉之際，破窗潛入其所熟悉的機構內，展開他所宣稱的「為了人類好」的大屠殺行動，短時間內造成46名智能障礙者及工作人員死傷，其中19名重度智能障礙者因傷及要害而死亡。

此案在日本被稱為「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是日本國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生最慘重之殺傷事件。犯行者植松聖於今年（2020）3月16日經由橫濱地方法院判處死刑，經當事人表示不再上訴，此判決於3月底就此定讞。

有遺屬表示，希望這件事就此結束。然而，死刑定讞真的代表該事件已經「結束」了嗎？在該起事件中犧牲的這些生命，又帶給社會什麼樣的啟示呢？事發這些年以來，對於引起這個事件的背後真相與所泛起的漣漪，在日本社會仍持續在進行追蹤與討論。

當時各國媒體、包括台灣的媒體皆擷取日媒的報導畫面，迅速且不斷地重複向社會大眾傳遞此令人震驚的事件。當看到日媒報導經營管理該機構的單位是「社會福祉法人神奈川共同會」時，令筆者不禁更為訝異。

在「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發生一年半之前的2015年1月下旬，筆者曾授命於當時所任職的智能障礙家長組織，透過日本社會福利的聯合性組織協助推介聯繫，組團前往日本參訪與學習其智能障礙相關服務，以作為台灣相關服務與政策發展的借鏡。

如同津久井山百合園一般，腹地廣闊、環境清幽的場所，是日本多數障礙者全日型住宿機構的景象，也依然是至今台灣大型住宿式機構的風景。

根據植松聖在初進入津久井山百合園中的介紹詞，以及曾任該機構的家長會長長達17年之久的尾野剛志的印象，植松是個「積極上進、熱情有禮、令人期待的陽光青年」；而根據植松的友人表示，植松在初進入機構任職時，對於智能障礙者的印象是「很可愛」，並於工作上充滿幹勁與動力。究竟，原本帶有正面形象的陽光青年，在任職期間發生了什麼事，以至於其計畫性地謀籌並執行該起屠殺行動？

此事件在案發初期，日媒在報導中提及植松曾於當年（2016）2月5日手持親筆信件前往位於東京的日本眾議院議長官邸，信中列舉數個全日型住宿機構為其屠殺計畫對象，並陳情希望日本國會通過對於障礙者的「安樂死」法案，植松的主張是，「障礙者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隨後於就職期間在機構內透露，若是國家委託他執行該計畫，他隨時可以動手。

這番言論，在眾議院與機構的通報下引來警方關注，後續依日本《精神保健福祉法》於2月19日將植松強制送入精神醫療院所治療，隨後於3月2日因症狀緩和出院。孰料，事隔4個多月之後會發生如此震驚世人的案件。

案發初期，包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NHK》等日媒的報導多半皆提及植松的精神狀態，在檢討精神醫療是否有疏失之下，無形中引導加深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易犯罪的偏見，及應強化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監禁、或是加強住宿式機構管控機制的思維。犯下此驚世駭俗的事件固然有其特異之處，然而，日本紀錄片導演兼作家森達也同時指出，所有事件的「特異性」中必然有其「普遍性」存在──事件之所以發生，不單單是犯行者的個人因素，社會因素亦不容忽視。

本文嘗試從該起事件最被討論的「優生主義思維」，以及於台日兩國仍普遍存在的社會福利型態之一的「全日型機構式服務」角度切入，探討長久以來障礙者在社會中所面臨的課題。

因為「優生思維」，偏離「正常」的人被隱藏起來，讓社會多數人眼不見為淨、而以為障礙不存在；因為障礙而遭到社會歧視與疏離，亦盡可能地不讓他人知曉。

最為人所熟知的例子，乃是連任四屆美國總統的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Jr.）出現在公眾場合時，致力於避免讓人看到他使用輪椅、身為障礙者的形象；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家族，則避免讓外人知曉其有位智能障礙的妹妹羅絲瑪麗（Rosemary Kennedy）。2020年8月所播出的日本NHK節目「面對優生思想：戰時的德國與現代的日本」，遠赴德國探訪T4計畫犧牲者的家屬，其中一名女士受訪時表示，受害者是她無緣謀面的姑姑，相較於姑姑因癲癇遭到納粹殘酷的對待，更令她心碎的是，家族中從未提過姑姑的存在與遭遇，形同家族中人完全否定姑姑的生命。

「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中犧牲的19條生命及大半數的傷者，據稱因在家屬的要求之下，日本媒體報導罕見地未公開犧牲者的姓名，直到今年才有一名當年19歲的犧牲者之母親公開其姓名為「美帆」。有許多家屬自始至終未曾讓親友知道，有智能障礙家屬的存在；犯行者的供訴中也提及，在機構任職期間，看到多名障礙者，家屬從未曾來會面過，障礙者如同被終身遺棄在機構中。

在現代社會中，這些沒有名字的障礙者，猶如不被承認存在的生命。

在事發當時，津久井山百合園計有157位障礙者入住於該機構，其中包括8位短期托育服務的使用者；19名犧牲者中，有1名正是短期托育服務的使用者。在該機構的主要兩棟連棟的居住生活的建築中，所有入住的障礙者區分成8個生活服務區塊（unit），犯行者的屠殺行動，遍及其中的6個區塊。事發當下，幾乎所有人都在第一時間檢討犯行者的精神狀態之外，同時質疑機構安全管理措施的缺失，才導致犯人可以輕易潛入作案。

厚生勞働省為回應社會大眾的質疑，在事發數個月之後，公告防範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的建議書。然而，該建議書的內容多是無具體策略的口號式空泛宣言，更甚者，變相成為強化機構隔離與監控的管理手段依據。事發地神奈川縣府在當年的9月23日，以原機構所收容的障礙者家屬及職員的期望為由，提出原地重建相同規模之大型住宿機構的「再生計畫」。

植松聖曾表示，他計畫屠殺的對象是無法（口語）溝通的重度智能障礙者。多數人都會認為，「就是因為無法（口語）溝通，所以不知道怎麼了解他們的意見呀！家屬跟職員的意見已經足以代表。」然而，曾任職大型住宿式機構長達12年之久的社會福利學者河東田博提醒：「機構的主體應該是誰？無法理解障礙者的意思表達，單純歸因於障礙者個人嗎？這些障礙者之中，有多少人是自己主動願意住到機構中的呢？又有多少是被迫住進去的呢？」同樣擁有重度智能障礙併自閉症的兒子、曾任職日媒《每日新聞》的野澤和弘表示，身為家長，他很清楚家長的複雜心情，以及面對未知的擔心，原地重建相同規模的住宿式機構，究竟是家長真心的期待，還是「不得不」的唯一選項？

曾長期任職全日型住宿式機構的河田東與西角兩位都提到，在機構內的日常，不只入住的障礙者缺乏與外界互動，機構內的工作人員亦少有機會看到機構外不同的服務型態。2年前當NHK節目在追蹤報導此事件時，就曾有機構員工表示，「幸好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我們機構。」河田東表示，正因為是隔離封閉的環境，這樣的事件，可能發生在任何封閉式機構中。

為了讓更多人看到智能障礙者不同的生活型態，2018年起陸續在日本各地上映、由紀錄片導演宍戸大裕所拍攝的《道草》，記錄了4位成年重度智能障礙者在社區中租屋自立生活的真實日常，重度智能障礙合併自閉症的尾野一矢也是其中一位主角。

現年47歲的他，自23歲開始長年入住於津久井山百合園，在「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受到重傷、險些喪命，也是犯行者眼中「無法（口語）溝通、不值得存在」的一員。事發之後，當身體休養回復到一定的狀況、即將出院之際，其父親尾野剛志問兒子再回去津久井山百合園的意願，一矢露出了恐懼的神情。原本打算當2021年重建完成後，要再將一矢送回該機構，但這段期間尾野夫婦不斷反思，除了機構，還有什麼其他的選項能夠在老夫婦離世之後，讓一矢仍然能快樂地生活?

尾野夫婦認知到，對於長期在機構中被照顧得好好的一矢來說，這絕非是容易的過渡期，但回顧這幾年來一矢的變化，看到兒子的口語詞彙增加了，並且會主動向人打招呼，也願意主動跟他人分享食物，表情豐富了、精神狀態也相對較穩定了，「像個成年人了！」

因為經歷屠殺慘案，讓尾野夫婦與一矢接觸並實際經歷了全日型住宿機構生活之外的可能性。雖然沒有一位主角是一蹴可及就能順利接軌社區中的自立生活，但是，就如同健常人的成長過程，在邁向成年的生活之路上，誰不也都是逐步調適學習、慢慢找到自己的生活模式的呢？除了一矢之外，已經有4位曾入住津久井山百合園的受害者們轉向社區自立生活、逐步邁向奪回個人生活自主權之路了。

回到黑岩知事所體認到的，當津久井山百合園的這群家長們不知道、或是未曾體驗有其他可能性及需要做的轉換準備時，在未知的不安中，期望原地重建、讓（成年的）孩子回到機構，足以被認為是真心的選擇嗎？不可否認地，全日型住宿式機構是一個生活型態的選項，也有許多機構從業者在該體制內認真致力於照顧障礙者，然而，智能障礙者除了被照顧之外，個人的生活自主權亦是障礙運動中所強調的。

任誰都不希望再度發生「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然而，這並非是個別機構或是社會福利從業人員的課題，包括障礙者、家屬、政府及整體社會，當優生思維依然蔓延、依然將障礙者視為隔離客體，難保類似事件不會在台灣發生。

在已簽署CRPD、並預定於2021年11月進行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的當下，經常師法學習日本社會福利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正視CRPD第19條社區自立生活的精神，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經驗，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