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人而言，某個時代的每一起事件，都會逐漸成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事件懸而未決意味著這裡有個莫名其妙的事件，⋯⋯成了人生當中的一個『缺口』。」

這一段話，引自「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局總監中村直文的文章，收錄在《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固力果・森永事件未解之謎》（以下簡稱《固力果・森永之謎》）一書的前言裡。儘管還沒讀到正文，但這一句就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為什麼一間國際級的「新聞」機構，要投入這麼大量的人力和時間去採訪這許多「舊聞」。

凌宇出版社同時把《固力果・森永之謎》和《衝破封印的心靈魔物：奧姆真理教事件未解之謎》（以下簡稱《奧姆真理教之謎》）兩部作品一起出版。兩本書都來自NHK記者的集體創作，各自追蹤了一起曾經震動日本社會的社會、刑事案件：「固力果・森永事件」和「奧姆真理教事件」。

「固力果・森永事件」發生在1984、1985年間，一個犯罪集團先後對「江崎固力果」、「森永」等多家食品公司下手勒索，手法包括綁架人質以及在產品裡下毒。犯罪集團自稱「怪人二十一面相」（台灣當年翻譯成「千面人」），意在炫耀自己外型多變，警察難以掌握。而果不其然，日本警方最終並沒能偵破案件，沒有任何凶嫌被捕。

「奧姆真理教」由教主麻原彰晃創立、領導。活躍於1980年代後半至1990年代前半，最知名的一場恐怖行動是1995年3月20日在東京地下鐵施放沙林毒氣，造成12人死亡，超過6,000人受傷。事實上在東京地下鐵攻擊發生前，日本警察已經準備強力搜索奧姆真理教本部。事件發生後，警方更是大舉掃蕩，麻原及多位教內幹部被捕，麻原被判處死刑，2018年7月執行。

「固力果・森永」和「奧姆真理教」兩起事件，前者發生接近40年，後者也接近30年。在老一代日本人早已淡忘，新一代甚至未曾聽聞的情況下，為什麼當NHK發想製作一部稱為「未解決事件」的企畫時，會優先選定對兩起案件「解除封印」呢？這裡的「未解決」，意思又是什麼呢？

如果只從法律觀點來看，「奧姆真理教」事件犯罪的過程已調查清楚，法律程序結束，定罪的嫌犯該服刑的服刑，該伏法的伏法，嚴格說來，可以說是「已解決」。但這裡的「未解決」，指的並不是狹窄的法律範疇，而是一種更廣泛的，在社會和人心裡，一種無從解釋，不得安頓的集體心情。

如果台灣讀者覺得上頭的描述抽象難懂，不妨回憶一下「鄭捷案」：2014年5月21號，一位21歲的青年持刀在台北捷運車廂裡隨機行凶，造成4人死亡24人受傷。約莫兩年後，2016年4月22日嫌犯鄭捷死刑確定，18天後槍決。

鄭捷案隨著死刑的槍響「解決」了嗎？認真想這個問題的讀者，很可能得到的也是個模稜兩可的回答。再追問，不肯定的地方在哪裡？ 答案很可能是：「他究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就是這同樣的問題意識，NHK的記者的採訪鎖定在兩個範圍：奧姆真理教當年的教義、教規，包括信徒和教義材料；以及當年參與偵辦的警察的經驗和心聲。NHK的記者不只採訪當年的信徒，請他們回憶當年教內的活動情況，甚至重聽了900卷麻原彰晃的說法和召集會議的錄音帶──記者坦言受到極大的心理創傷，但希望從中了解麻原彰晃和奧姆真理教真正的、最終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衝破封印的心靈魔物：奧姆真理教事件未解之謎》，NHK特別節目採訪組著，劉冠宏譯，凌宇出版

調查採訪的結果令讀者大吃一驚：對日本而言，麻原彰晃恐怕自許要成為「20世紀的洪秀全」。他責令手下信徒研製生化戰劑，「武裝化」的奧姆真理教最終的目的是全面推翻日本政府，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新國家。而在此同時，教團內以麻原為中心的種種醜聞，以及諸如以電擊和注射藥品「消除異議者記憶」等荒誕的行徑，也是愈發掘愈恐怖。

「我們都還不明白當時那群年輕人為何犯下如此惡行，就要『用死刑終結一切』，這樣好嗎？」《奧姆真理教之謎》的前言裡，記下了「奧姆真理教受害者協會」代表永岡弘行的心聲。如果台灣人對照鄭捷遭到槍決之快速，必定能同理這樣的心情。

「固力果・森永」事件是另一種更讓親歷者心痛的「未解決」。因為千面人集團針對了多個企業或業主犯下不只一件勒贖案，日本警察廳將它統合為「警察廳指定第114號事件」，希望由中央指揮，統合全國警力辦案。但最終沒有一件偵破。參與偵辦的警察據信也不只一次和嫌犯當面遭遇，但卻因為各種考量或者不湊巧，即使在觸手可及之處，卻沒有逮捕任何一人。

《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固力果．森永事件未解之謎》，NHK特別節目採訪組著，林詠純譯，凌宇出版

這裡說的「親歷者」，包括受害人和參與辦案的警察，特別是後者。NHK的特別節目採訪組不同的記者，記錄了許多讓讀者低頭嘆息的情節，這麼多自責和悔恨可能將跟隨這些警察一生一世：

──退休的大阪府刑警前和博，始終把「固力果・森永」案的嫌犯畫像放在電視機上；在退休前和同事的合照裡，他也拿著同一張畫像，神情嚴肅。 ──同樣是大阪的刑警松田大海，退休後把「警察廳指定第114號事件指揮本部」的木牌掛在家裡。「直到今天，我依然每天都看著這塊木牌，⋯⋯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提醒，事件沒有解決就沒有任何意義。」

在「固力果・森永」事件中，警察的懊悔對照的是「怪人二十一面相」集團的高調和囂張。不同於大多數犯罪集團總是藏身暗處，「怪人二十一面相」則似乎惟恐警察、政府和社會大眾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和能耐。一封一封的公開信，或者預告行動，或者威脅商家、嘲弄警察。幾乎沒有一位警察在接受採訪時不懊惱、不悔恨。從這裡可以看出，「怪人二十一面相」這些伴隨犯罪的言行，恐怕犯行本身更難令親歷者釋懷。

細讀《固力果・森永之謎》和《奧姆真理教之謎》兩本書特別有趣的一點在於：參與NHK這項企畫的大部分記者，要不是對兩起事件只有模糊、片斷的印象，要不就根本不知道案情。

這固然會讓記者在採訪之初得要花上更多時間閱讀剪報、採訪筆記和相關書籍，累積對案情的基本認識，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事件經過已久，基本的輪廓都已經清楚，這時才參與採訪的記者，反而會有一種居高臨下俯視，清晰通透的感覺。這可以說是一種「後發優勢」，有時表現在新事實的發掘上，有時則表現在問題意識的建立。

以發掘新事實為例，《奧姆真理教之謎》裡最駭人的一篇訪問，莫過於書的開篇中對資深信徒的訪問。以長澤織枝（化名）的訪問為例，她是極少數在教團建立之初就加入，同時深度參與運作，還能接受訪問的人士──因為其他和她條件相近的信徒，多半都涉入犯罪事件而遭到判刑，甚至處死。長澤織枝之所能夠全身而退，主要是因她在教團開始犯下殺人罪行時，就破門出教。但也因為要求退出，她遭到了多次電擊和注射化學藥劑「遺忘針」的虐待。但儘管如此，在她口中的麻原和教團，仍然比一般的描述更立體。對於教團最初為什麼犯下殺人罪，當時內部的討論和麻原決策的關鍵，都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事實上，在處理類似奧姆真理教這樣的事件時，像長澤織枝這樣的關鍵報導人是不能沒有的。但困難的是，在事件初發生，風聲鶴唳的當下，她或者還在教內，或者正在「避風頭」，平心靜氣接受媒體長時間訪問，坦白大部分經歷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經過20、30年，固然很多人、事、物都不復記憶或存在，但沉澱後的菁華，會是時間給予鍥而不捨的採訪者的寶貴回饋。

問出對的問題，在專題採訪裡極其重要。這也就是「問題意識的建立」。在事件發生當下參與採訪的記者，往往被迫在細節裡糾結，但自己眼前猛力追逐的事件，究竟是整體的關鍵或者旁枝末節，身陷其中的採訪者很難分辨清楚。但20、30年後的採訪記者，只要讀的資料夠多，就不難發現真正應該解開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例如在《奧姆真理教之謎》裡，不同的篇章的作者反覆問著一個問題：教團的「武裝化」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它是發展過程中逐漸衍生出來的，還是一開始麻原就決定了這樣的發展路線？同時武裝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一旦這個覆蓋整起事件的問題找到了正確答案，「奧姆真理教之謎」才有可能真正解開。

「追蹤回顧」式的採訪能把問題的關鍵看得更清楚，透過事件的檢討，對於體制該如何改良，給出準確的回饋。但同時應該避免的，是「後見之明」的陷阱。

「固力果・森永」和「奧姆真理教」都是刑事案件，警察機構的表現是事件走向的關鍵。但從兩本書裡都可以看到，日本警察在應對兩起事件時，都出現了非常要命的疏失。

例如「固力果・森永事件」，其實是同一集團所操作的，一系列接連發生的刑案。它最初的一件是固力果公司老闆工崎勝久的綁架勒贖案，由兵庫縣警察局主辦。但之後隨著事件演進，案件愈來愈多，為了統合指揮的需要，日本中央政府警察廳決定將這起案件「專案化」，組成了「警察廳指定第114號事件本部」，統一指揮案件。實際的偵辦工作則由大阪府警察執行。

只不過NHK的採訪很清楚地發現，當時兵庫縣和大阪府的警察互有心結，既要把功勞留給自己，又怕對方（向媒體）洩密。因而出現了應該做情報交換時，關鍵資訊「留一手給自己」的情況；又或者大阪府警察在規劃逮捕行動時，只由特定單位執行，偏偏嫌犯太狡猾，活動範圍太大，造成人手不足，一次絕佳的逮捕時機就這樣漏失，受訪員警的悔恨情緒，40年後的我輩讀者，都能清楚感受。

「奧姆真理教事件」更是大規模地曝露日本國內安全情報收集的制度漏洞。奧姆真理教延續時間長，教徒眾多，活動範圍廣，因而當它開始出現危及治安的事件時，是分散出現於兵庫、熊本、長野、神奈川和山梨等不同地區。而在教眾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之前，在每一個地區傳出的問題都不算太大，即使涉及人命，也沒有讓警察感覺需要跨境整合偵辦。

更要命的是，當時的日本警察收集安全情報大都針對極左或極右翼政治團體，對於新興宗教，一來顧及「宗教自由」，二來也並不認為極端宗教的惡行可以有多大危害。雖然讀者可以設想如果時間回到1994年底，日本警察廳將所有地方政府警察局收集到的，關於奧姆真理教的情報都綜整起來，一定會看得毛骨竦然。但無奈，那個時間，無論制度或者主其事者的意識，都不及於此。

也因此可以看到，雖然採訪組反覆追問：「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有沒有可能不發生？」雖然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同地區警察能夠更高效地交換、整合資訊。但記者的筆下不僅看不到出於這種「後見之明」的指責，甚至也認為當時的警察並沒有太嚴重的疏失，因為沒有機構或人可以自外於歷史條件的限制。

放眼未來和制度改善，不過度責備過去，從這裡可以看到NHK為這項報導企畫定的調子時的克制和成熟。

NHK更可貴的地方在於，一方面對當時政府機構和公務人員並不苛責，但另一方面對媒體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有著深刻的自省。

「固力果・森永事件」被稱作「劇場型犯罪」，意思是嫌犯追求的成就感不只來自於最後贖金到手，更在意的恐怕是社會的廣泛注目。因此他們不斷發出公開信，言詞尖酸刻薄，嘻笑怒罵，無視警察及公權力的態度，令人既氣憤又恐懼。

但「劇場型犯罪」之所能夠成就，最重要的關鍵是媒體的報導，而且是密集、頻繁地報導。NHK的記者並不吝惜在報導中質疑新聞這行業，是不是為犯罪集團提供了滿足其「被注視」、「被觀看」的慾望的舞台，鼓勵他們繼續為所欲為。

甚而，也出現了搶新聞，在重要關鍵時刻破壞了辦案的布局的事件。一位刑警受訪時這樣說：「雖然理性上知道報導很重要，但就這起事件而言，會覺得我們的敵人除了怪人二十一面向之外，還有媒體。」

事件演進到後期，警方更不惜對媒體說謊，打破了以往「機密資訊可以不透露，但不誤導記者」的默契。當時警、媒關係之緊張，由此可見一斑。但書中也寫道，一名退休刑警在記者採訪時，也為了當年對記者說謊道了個歉。日本社會的成熟，以及不同專業人士間相互的尊重，讓中文讀者好生羡慕。

── 一個教旨極其邪惡的宗教，為什麼能聚攏幾百名信眾，犯下駭人罪行？ ── 一位內向木訥的青年，為什麼要將一名素昧平生的兒童割喉斷頸？ ── 什麼原因讓一個爸爸殺死自己三個孩子，焚化屍體後自己再人間蒸發？ ── 什麼樣的集團會在商場內的食品下毒，威脅毒殺他人，勒索食品公司？ ── 擄人撕票的逃犯，為什麼還能在逃跑的過程中不停犯下性侵殺人罪行？ ── 為什麼一位媽媽會在某種團體氣氛渲染之下，把自己的兒子鞭打至死？

這些事件，發生在日本，也發生在台灣。讀者似曾相識。但台灣社會能說我們自己真的了解這些惡性事件發生的原因，並且有把握防止它再次發生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大部分的公共事件，不是被弄清楚的，而是被遺忘的。

台灣社會上始終有種聲音，批評媒體總是報導社會上的犯罪和惡行，為什麼不能多報導些「社會光明面新聞」或者「正面新聞」。但NHK的專題組記者用自己的鏡頭和筆，揭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面對社會的暗黑和「罪行」，媒體該做的是揭露和直視，而不是無視和忽略。不報導犯罪並不會讓社會變得成熟，只會在下次更嚴重的罪行出現時，讓大家愈發手足無措。而好的深度報導，能補起一宗案件破壞後的「缺口」，給予社會療癒的力量。

這是讀完《固力果・森永之謎》和《奧姆真理教之謎》最初也最深的感想。

（編按：本文由凌宇出版提供，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