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砍人事件過了一個多星期，冷靜期卻來得相當晚。也許是事件發生的背景太過複雜，止不住的是開始在各大社群媒體、社交網站、電子布告欄上漫漶的情緒，整個社會同時陷入了汲皇不安的問題解決模式。想揪出罪魁禍首本是人之常情，但事發不出兩天，對問題根源的查究，竟然從吸毒者、啃老族，轉嫁到遊民和精神病患身上。再隔兩天，沒想到一樁零星犯罪案件，最後竟然引發了醫界和法界針對精神病患強制送醫機制的交相指謫。

陷入了八公草木的台灣社會，剛巧印證了情緒史學者所說的「情感社群（emotional community）」。約莫在10年前，芝加哥歷史學教授盧森玟（Barbara Rosenwein）藉著研究中世紀歐洲社會裡的儀禮、書信、政治制度和聖人遺留的文本，分析人們如何被經濟生活和宗教力量影響，在各種社會契約之中決定如何衡量、控制，進而表述自己的情感，進而成為社群溝通的標準。 

每個人都需要情感社群。在事件眾聲喧嘩時，我們似乎被迫對重大刑案表態、抒發意見，並提供解方。 

一個月前，香港年輕人的自殺潮到達頂峰。幾個港台媒體陸續詢問了我身為醫學人文教育者的意見。我的回應簡潔卻退縮：很難用單一的意見去說明一個複雜事件的成因，也無所謂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我婉拒了多數的稿約和訪談，但也讓我開始思考：「面對危機，除了解決問題，我們到底能夠、適合談些什麼？在我們有越來越多話要說，人們的閱聽視野卻越來越窄縮時，我們還能思索些什麼？」 

可以預期的是，從女童遇害到搖搖哥的強制送醫及提審，過一段時間後，整個社會的注意力或許會因為另外一場危機或其他因素而淡化或轉移。我們會猛然發現，一時的藥石被證明罔效，曾經處心積慮要解決的問題，仍一直存在。 

對於精神患者的各種高漲情緒，究竟如何被強化的？我想起年初，我在總結前兩年的研究計畫時發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是拿晚近十年在中國時有所聞的「被精神病」作為案例，那是在討論後社會主義的轉型階段，屢屢發生的精神醫學侵權事件。原本仗著俠客精神進入田野的我發現，在中國脈絡下的「被精神病」（有部份是一定比例因政治壓迫被判有精神疾病者），但隨著精神醫療專業化和制度的健全、軟硬基礎建設的整備，「被精神病」在地方縣城，似乎是被當局視為無法避免大量使用的治療方式，但另一方面，「被精神病」者對專業組織的擴大的處治，也感到懷疑。 

舉例而言，在一個精神醫療體系疲弱、缺乏照護人力的小鎮，雖然公部門建立了收治的機構，卻無法提供專業的精神醫療治療，連結可發揮的支持系統。半瓶水的「專家」雖然好心，但對疾病和人的心理狀態認識不足。介入的任何一個環節若不符使用者的期待，都會被解讀為下猛藥、毒打、虐待。

萬萬沒有料到，原本對於一個「後進」社會的分析，放回台灣的脈絡裡，讀起來竟然還有如此的臨場感。這讓人不禁反思：台灣的精神衛生立法在亞太地區雖然相對先進，卻和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一樣，必須不斷地承受面對現代性時所伴隨的永恆焦慮。 

從──準總統蔡英文致小燈泡母親公開信裡所說的──那張「社會安全網」的破洞滿溢出來的情緒，也同樣映照著我們對於種種「現代化生活」的焦慮，和對這些生活方式提案者的懷疑與不信任，包含醫療建設、司法制度、社會安全網絡、照顧機制的計畫和提供者。

耐人尋味的是，過程中浮現的正義吶喊，竟也吐露了人性暴戾的一面。著名的生物學家珍古德如此註解她所研究的黑猩猩：「他們一半是罪人，一半是聖人；時而傾向暴力、時而傾向愛與憐憫的兩極行為，是從遠祖繼承而來的本能。」未臻現代的我們亦如是：一半以為自己是聖人，一半其實還是罪人。

這是個還無法達到幼有所依、老有所養、貧有所托、弱有所護的理想社會，而我們卻爭相揪舉那些被認為畸零之人，藉著訕笑他們，繪出種種疾病的刻板印象。疾病形象的建立，乃因我們下意識中頑固地想襯托出自己依然健在、理性而完整的企欲，但壓抑著其實依然破碎的自我。 

而當我們開始標誌病者，開始貼上疾病的標籤，可能也剝奪了他們復原的可能。因為病者和被褫奪公權的罪犯一般，被刻畫成一切能力被剝奪、受恐懼與痛苦所羞辱，亦無能翻轉污名之人。

一個社會在遭遇重大災難事件後，經常會病化某一群人，並用「集體創傷」的比喻，來描述我們所從屬的情感社群。

其實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在越戰之後，進入了美國精神醫學會制定的疾病統計與診斷手冊，這是精神醫學史上一頁重大的篇章，疾病的制定讓許多人因此能夠享有治療和保險賠償。但此後40年間，PTSD的診斷準則卻不斷地改動，包含如何認定造成重大負面情緒的外部事件、一般人出現的症狀為何、症狀會歷時多久等等。

加拿大醫療人類學家艾倫・楊（Allan Young）把不同專家和利害關係人合力協商PTSD診斷準則的過程，形容為「失真的和諧」（harmony of illusion），這凸顯出疾病的定義與輕重，是會隨著人們的道德感、治療的目的與方向、司法利基和賠償數額等變化。有趣的是，在PTSD被提出20年後，也就是90年代中期，人們開始研究復原力（resilience）的成因和展現，關注的對象從形象堅毅的阿兵哥轉移至人們想像中最茹弱的兒童。原因是臨床工作者在這群曾經被法官或醫生一致認定為受害者的未成年人身上，觀察到他們有著越來越強大的韌性。

才在去年造訪台灣的哈佛大學法律學者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認為，人們往往無法預料一個負面事件對於自己的生命──不論是一個人或是一個群體，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他所指的是法律體系經常會出現的，一個被稱為「焦點失真」（focusing illusion）的情況：在美國的陪審制度中，法官和陪審團在評估受害者創傷過程，經常會忽視受害者的調適能力。法律總是要求陪審團聚焦處理受害者可能被被忽視的損失，但事實上反而可能誤判了受害者身心受損的程度，做出不符合比例（通常是較多）的損害賠償。

法律上的「焦點失真」和醫療人類學者艾倫・楊所說的「失真的和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處理創傷的臨床經驗告訴了我們，創傷後壓力疾患並非壓力事件後必然伴隨的後果，醫療介入也往往沒假設中的如此有效。專業判斷可能失焦而必須重新聚焦，這不只是在醫學和法律，也包含擁有各種工具和價值理性的專業群體。

為了避免對於身心和能力損害的誤判，法律人桑思汀倡議了司法最小主義，提醒落槌者面對社會上重大議案時，必須避免採取特定的理論作出過於重大的判決，例如貿然改變或動用某種刑罰或賠償，或朝令夕改。這和晚近醫學倫理學者所警示，在細緻的證據蒐集之前，必須避免貿然執行某些檢查、介入或治療的原理是相同的：它們有可能無用甚至有害，而且經常當我們發現時為時已晚。

而到底什麼才是最適當的介入？法律層面上，桑思汀認為一個具有審議思辨功能的民主過程是必要的。為了避免因為後來證明無用而必須撤銷的醫療介入（medical reversal），已經有許多公共衛生學者提出，更動臨床指引或啟用新穎科技時，避免過度依賴某種單一理論，而必須挹注更多的精力在經驗研究上，從跨領域的角度探討，為什麼一個方法或臨床路徑可行或不可行。

此刻眾口鑠金的台灣，似乎需要的是一刻靜默不語之時。讓我們能站在波瀾不斷侵蝕海岸線的潮間帶，辨識出激起情緒浪花的礁石。

而我們不見得要移走這些礁石，一如我們不盡然得迅速尋求解決方案。在潮汐漲退之間，我們在難以辨識的灰色地帶中，用我們各自的專業、能力，悉聽彼此曾幾何時變得不可共量的語言，然後尋求共同裁量的空間。

在浪裡，我們或許依舊惘然如失，對於襲來的浪頭各自有不同的恐懼或無懼。在浪裡，我們從不是一座孤島。牽起手成為一道人鏈的我們謀定而後動，一次只動一腳，速度或幅度或不盡相同。在浪裡，我們提醒著彼此自己並未被擊倒，也沒有想像中的軟弱，依然挺得過去，依然毫髮無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