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低溫來襲，幾個人在露天座位不自覺的邊聊邊晃動身體，試著抖出一些熱度。張懸穿著黑色大衣，頭髮整齊貼於耳後，像貓咪啜著剛送上的熱茶，一雙捧著陶杯的手，指甲素淨。

聊沒幾句，她突然像想起什麼倏地把手縮回雙膝之間，在我們意會過來之前，只見她瞬間從靈巧脫俗轉為傻氣少女，一臉尷尬地對我們笑著解釋：「哎呀⋯⋯我最近在改掉摳手指頭的壞習慣，我得把手夾住，好讓這個手指頭不碰到另外一個手指頭。」

這事其來有自。以往只要進入唱片宣傳期，高頻率的媒體採訪使她焦慮，一焦慮，就想摳手指。只是好端端的「女明星」，卻伸出一雙被摳爛的手指頭，豈不尷尬，於是她發明一個解決方法：塗指甲油。此後，每當感覺焦慮，她就摳指甲油。不過，今天的她素著一雙手，只好自己提醒自己。

她為自己想出的替代方案覺得滿意，但大人們倒不這麼認為：「對我們家的長輩來說『那妳不要摳手指頭就好了啊！扯一大圈。』」如果沒有A就不會導致B，那麼把A捨棄是最直接的路徑，無端扯出CDE這些繞路的行徑，確實很難讓人理解。

張懸讓人難以理解的，還不只這一件。

「朋友知道我要辦這活動時，都處於『哇塞！真的是閒著沒事做，又去找死了！居然要做這件事啊！』這樣的反應。」張懸口中的活動，指的是公民對談。

去年，她卸下「張懸」回到「焦安溥」，過了半年閉關創作的規律日子：早起寫心經、練書法、讀書與錄音。「寫作的生活其實是異常無聊的。」即使這麼說著，只有一半的「焦安溥」接受了這份無聊，另一半的她隨時蠢蠢欲動。

11月底，她現身立法院的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為支持修法公開發聲；12月，連續3天以公館女巫店為據點展開公民對談活動，以「問題回答問題」的方式，與民眾面對面拋接觀點、進行思辨，並在粉絲專頁同步直播；接下來的一個半月，她索性擱置了創作中的詩集，公開徵求更多願意參與對話的團體，在5位自願參與的公民小幫手們協助之下，從北到南完成了32場。

倘若對舞台上的張懸有些認識，演出裡穿插大量談話一直以來是她的特色。在歌與歌的間隙，她談生死、談選擇，也談展演空間（Live House）立法、多元成家、土地正義與媒體自由，她真的很能說，總是源源不絕。這樣的張懸，卻說自己其實是個害羞的人：「我從小就很害羞，在我成長過程中理解到，像我這麼害羞的人要與別人溝通，可以遇到多少阻礙。所以我決定當歌手後，開始大量練習如何跟別人交流，只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在挑戰的過程裡，覺得自己缺乏某種競爭能力，而我當歌手的存在，也許可以幫助一些跟我同樣羞怯的人，發現人跟人之間還可以這樣講話。」

也許是創作者的猶豫，有一半的「張懸」對自己在舞台上始終無法只專注音樂，仍然顯得略有遺憾：「我心裡一直有個缺憾，就是我是一個非常不純粹的表演者。這麼多年來，我在台上摻雜了太大量的談話，我有段時間意識到，我有時候是努力或是逼自己要去講這些，而我每一年都在放棄去追隨我覺得真正像藝術家的形式。」

如果一個純粹表演者提供的是一段美夢，那麼像張懸這樣不純粹的表演者，她直接站進群眾裡，與人們一起討論關於夢的可能，甚至是造夢以外的其他選項。她探問如何擁有獨立思考、保持懷疑的態度，甚至歡迎你去質疑眼前的張懸／焦安溥所說的每句話，這都是在她發完「不純粹的表演者」這個微小牢騷後，仍想不厭其煩向年輕世代拋出的提問與提醒。

不少人被她的談話啟發，也有人認為不過只是意見過多的文青病。周邊的讚美與批評，對於35歲的她不再是天秤兩端的詞彙，都已逐漸變得中性：「我從第2張專輯開始，就有很多練習面對惡意的機會。對我來說，沒有所謂的惡意，也沒有所謂的善意，就像你不會特別去說這個記者對你好好，你有沒有想過記者對你的好，說不定是種失職的過程啊！說不定那也是一種惡意，因為他逃避掉你身為公眾人物回答這個問題的能力，或是應該要練習回答這個問題的能力。」

常在張懸的口裡聽到「練習」這個詞。

練習這件事，是不斷的反覆直到心理與身體習慣，成為可被提取的技能，見招拆招。身為一個音樂創作者，練習對她絕不陌生，創作除了需要一點與生俱來的天份，更多的時候就只剩身體與樂器彼此的重複演練。就像21歲時她到女巫店打工，在廚房瘋狂練習出菜的最佳順序；也像在閉關的日子，為了靜心而練習書法；又或者像她在第一場公民對談時，對著直播鏡頭說：「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對談者，但我誠意無限，我繼續練、練、我就是練！」

如果練習是為了最後的成果展示，通常很少人會願意直接把練習的過程公開示人，因為那過程可能會充滿失誤或顯得不夠專業。這倒也是理解了為什麼張懸的朋友，甚至一些旁觀公民對談的人，內心偶爾浮出的旁白：「真是閒著沒事做，又去找死了啊！」

「因為如果你有任何一點點矜持，或是一點點希望自己看起來更好看一些，你不會輕易的讓別人有機會去挑戰你，或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做一個看起來太費力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在朋友面前看起來很笨拙，我一天到晚被笑啊！」說到此，她又露出傻氣的笑。

從第2場公民對談就加入公民小幫手團隊的蘇育霆，平時身份是高中公民代理教師。他觀察在公民對談現場互動時，參與者對於自身知識厚度的焦慮程度，往往會不知不覺影響了話語聲量：「我們的文化有一個結構，就是當我感覺自己沒有比別人好，會不好意思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講出來，或是會把自己想得非常非常小。而我們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式，可以讓原本不說的人，或是不善於表達的人，仍可以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在乎什麼。」

就讀台藝大戲劇系的浪子膏，是公民小幫手團隊裡年紀最輕的成員。他認為公民對談所起的示範，是翻轉了「何謂一場成功對話」的定義：「我們通常評估一個對話有沒有成功、有沒有意義，會以是否得出結論來做判斷。但我覺得這個活動更想要做的是，讓你帶著資源自己回家想，去翻出更多東西，再得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答案，不一定要有共識性的結論，而是讓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結論。」

在填鴨式的教育體制下，標準往往只剩唯一，而所有人也就只能說出相同的答案，或一心只想朝標準答案靠近，還得不斷擔心自己是否填寫錯誤。公民對談嘗試打破的正是這樣的預設，不便宜行事的二選一，而是鋪陳細節，找出更多樣的可能。

做為一路支持公民對談活動的女巫店，也是張懸最初歌唱發跡地，創辦人彭郁晶在張懸16歲時便與她相識至今。問彭郁晶怎麼看公民對談，她不改灑脫地說：「不少人是來看明星的吧！但我知道她其實沒有想做明星，只是創作者散發出的光芒總會讓人家忘了她本來是什麼，只看到那個光芒，這是她怎麼擦也擦不掉的事情。她當然會很想把它擦掉，所以比較掙扎的應該還是她自己。」

說她掙扎，卻又顯得異常灑脫。在第32場也是最後一場的公民對談現場，張懸對著台下的人說：「不要自詡歌迷，去做對方可敬的對手，去做讀者，去互相對話，當歌迷我們什麼也沒有，反而在生活裡是相對無言的。」接著她宣布將關閉自己的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親手把這8年來的35萬個讚，全部歸還網友，而放在網上那些公開推薦與對談直播，歡迎任何有需要的人自行取用，各自發酵。

她常自嘲每天都在想該怎麼榨乾「張懸」這個名字所擁有的資源，如果能因此引起一些注意的眼光，她願意一試，然後再把那些也許看熱鬧也許真關注的目光，轉移到更值得被看見的人事物。她稱這為「資源轉移」。

上週日，張懸舉辦了公民對談經驗分享會，為一系列公民對談做總結，也是她資源轉移的嘗試。她邀請了18組包括法律、哲學、同志、宗教、動物保育⋯⋯等團體，與現場500多位民眾進行交流。

「公民對談有很多經驗可以講，而把我個人的感受變成我邀請的名單。」在前兩個半小時裡，張懸介紹了這些團體與他們所關注的事，儘管活動流程使得時間分配略有不周，各團體握有麥克風的發言時間也不一，但最後一個半小時的分組討論卻彌補了這個缺漏。張懸退到台後，現場也不再安置麥克風，屬性相近的團體席地圍坐，民眾自行靠攏，此時發言權在所有人的身上。

「如果你要做打根基的事情，就得放棄那個最後的虛榮，你得讓它沒有結果才是最好的結果，它一旦有結果了，成為你個人的收穫或勝利，對別人來說依然什麼都不是。⋯⋯放棄收割才有機會養一塊地，如果每年都要收割的話，所有耕耘也只是為了讓這塊土地能長出什麼東西而已。我希望所做的事情，有一天能讓這塊地看起來是個野地，它卻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生物形態，不只是變成果園而已。」張懸說。

在公民對談旅程告一段落後，問張懸怎麼看待這一路的過程，公民對談究竟翻轉了什麼？

她說：「這些事情會繼續在別人的生命中發酵，但發酵需要時間跟過程，還需要他們的生命經驗摻進去之後，有一天才會知道酵母是壞還是好的。於是我的心意就不只是做公民對談，我的心意是：『我是這社會裡願意等的人。』我藉由做這事情表達我敢等，可能也表達了我的賭徒性格吧！（笑）」

這使我想起日本作家三浦紫苑寫的《哪啊哪啊～神去村》，描寫一群在山林裡工作的人：當他們砍下前代人種的樹，同時也把新樹苗一株一株種回去。故事裡的中村先生說：「很奇怪的工作吧！農家可以親口嚐自己種的菜，可是林業卻大不相同，我們的工作表現，得要到下輩子才知道。」

在一切講究速效的社會裡，去做一個願意等的人，去做就算知道等不到立即的成果，仍不願放棄追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