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自己也有帶口罩啊，我這裡也有準備口罩啊，我需要的時候我會戴啊！」

幾乎同一時間，身處太平洋另一端的台灣口譯員鄒德平，也彷彿要從西裝上衣摸出什麼似的，一面做出相同手勢，一面不間斷地翻譯：「需要的時候我會戴口罩，我不會像他（拜登）一樣，就是到處都戴口罩啊！他就算離我200英尺，他還是會戴一個大大的口罩，他怕什麼？」

這是《中天電視》為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所做的實況轉播，畫面左下角和右下角各有一個方框，讓觀眾清楚看見兩位口譯員。其中，負責翻譯川普的鄒德平不僅譯文精準流暢，連川普揮舞的雙手、嗤笑的口吻都模仿得唯妙唯肖，被同業戲稱為「台灣川普代言人」。

鄒德平畢業於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從2014年開始擔任自由接案的口譯員，平時相當關注美國政治。2016年，他在《中視》的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轉播中擔任口譯，也為《寰宇新聞台》翻譯川普的總統勝選演講，2017年為《TVBS》翻譯美國總統就職典禮，2020年受到《中天電視》委託，在兩場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的實況轉播中翻譯川普發言。2023年起，當《美國之音》（VOA）轉播一系列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聽證會，鄒德平也受託擔任同步口譯。

在大多數會議或論壇上，口譯員總是默默隱身在口譯廂裡，但媒體直播多了表演性質，口譯員除了傳遞訊息以外，有時還要協助節目進行、回應觀眾期待，可以說是身兼多職，音訊環境卻不如普通會議穩定，若口譯內容涉及政治和外交等茲事體大的領域，壓力更是排山倒海。

鄒德平曾獲第四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二等獎，在該年的台灣參賽者之中是排行最佳的選手，具備良好的台風和應變能力，能夠勝任電視口譯並不令人訝異。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工作機會光是用想像的，就讓他躊躇不前：

「我目前接的都是美國的，某方面來講可能我的風險沒那麼高，台灣人對於美國政治比較不會這麼激烈，但如果是要我去幫民進黨或國民黨或民眾黨口譯，而且是公開場合的話，我可能會三思。」

鄒德平解釋，口譯員在政治場合經常遭到放大檢視，有時甚至會因主辦單位的瑕疵而背上黑鍋，承受種種無法控制的後續效應，「我覺得這種政治場合的譯者，真的要有一種『為國捐軀』的領悟耶！」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這番感嘆聽來誇張，但包括執業已20、30年的資深口譯員在內，不少口譯員近期受訪時都透露類似的心情，原因是口譯工作原本就風險重重，影響表現的變數很多，外界卻不一定了解。近年來，網路直播的盛行更放大了這種風險，而部分媒體對口譯員所做的報導，以及社會大眾評斷口譯員的方式，都在在加深他們的顧慮。

其中一個經典案例，就是2022年的「裴洛西事件」。

2022年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旋風式造訪台灣，隔日赴立法院與副院長蔡其昌會談。該場會談安排兩位口譯員，分別坐在裴洛西和蔡其昌斜後方做逐步口譯，亦即講者說一段話、口譯員翻一段話，如此來回交替。

由於裴洛西此行意義非凡，象徵著台美關係25年來的重大突破，媒體紛紛在YouTube頻道開設直播，過程中，為裴洛西翻譯的口譯員因數度打斷裴洛西與笑出聲，遭網友批評「沒禮貌」、「沒水準」，事後也成為眾多媒體報導的焦點，被質疑有損專業與國家形象。

在一片殺伐聲中，口譯界呈現截然不同的風景。有身經百戰的資深口譯員在個人Facebook為事件主角抱屈，直言即使是自己也不一定能表現更好。有碩士生針對這起事件展開研究，彙整過往的翻譯學文獻、多位口譯員的實務見解，最後凝聚出有別於輿論的分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該研究顯示，多數受訪者都認為「能否打斷講者」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原因是「講者講太多、太長，導致負荷量太大、訊息不完整，或是沒有發揮溝通的功能，才是不專業的」，只是要在何時、用何種方式打斷尚有討論空間。有人更提醒，需要口譯的人除了講者以外，還有媒體和網路上的觀眾，口譯員若要善盡溝通的職責，有時甚至是「必須」打斷講者。

至於不小心搶話的狀況，一位在政府機關任職7年的口譯員觀察到，由於該場會談的座位安排以及大家都戴著口罩，口譯員恐怕較難從表情和肢體動作判斷講者是否已經講到一個段落，輪到自己開口。

口譯員發出笑聲是否合乎專業？該論文的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只要場合是歡樂的，且在場其他人都在笑，口譯員沒有不能笑的道理；有人更指出，在適當的場合笑反而是更自然的表現，代表口譯員也融入講者所營造的氛圍與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這8位論文受訪者有何見解，他們在評論裴洛西的口譯員是否專業時，通常會提出具體證據，也並非仰賴單一指標。例如有人指出，該位口譯員將訪團成員的背景和法案名稱翻譯得非常完整，可見事前準備相當充分。而儘管H不認同該位口譯員打斷講者和發笑的表現，然而當H依照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舉辦過的「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為其評分時，仍然在譯文準確度和表達流暢度兩方面，在0～5級分之間給出4級分的評價。

綜觀楊心語的研究，也可以發現網友和多位口譯員的意見之所以有落差，與他們如何想像口譯員的定位有關。口譯員究竟只是「傳聲筒」、「翻譯機」，抑或擁有較大的自主性，能根據自己認定的需求做出判斷？

這個問題沒有一體適用的答案，但目前已知的事實是，口譯員的功能常常不僅限於翻譯，有時還會適時緩和或帶動現場氣氛，或以其他方式因應情境、確保溝通順利進行，從政治、外交領域到社區口譯中的醫療場合都有這類案例，而這向來也是國內外翻譯文獻探討的一大重點。

舉例而言，由3位香港學者發表的“Interpreter visibility in press conferences: a multimodal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peaker–interpreter interactions”（〈記者會中的口譯員能見度：講者與口譯員互動的多模式對話分析〉）一文，分析了美國在台協會召開的8場記者會，發現講者平均每5分多鐘就會提及口譯員及其譯文一次，包括讚美口譯員的表現、糾正小失誤並拍肩安慰，或提醒口譯員要喝水，而口譯員偶爾也與講者一搭一唱地開玩笑，合力營造輕鬆愉快的記者會。英國教授安潔樂莉（Claudia Angelelli）則調查300多次醫院裡的口譯服務，在2004年發表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醫療口譯與跨文化溝通》）一書，探討醫療口譯員能如何積極主動地參與醫病溝通，而不是固守傳統定義下的「隱形」和「中立」身分。

儘管不同情境無法一概而論，但由此可知，口譯員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應該與講者有怎樣的互動，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可能。

然而，在2022年裴洛西會談的即時新聞裡，未能見到有關口譯的細緻思辨，許多媒體僅剪輯口譯員引發關注的片段反覆播送，並且為裴洛西添加「內心話」的字幕，讓她看起來充滿無奈和抱怨。以《三立新聞網》的〈麥克風故障！口譯妹4度打斷裴洛西還訕笑 網怒炸：不專業〉影音報導為例，除了運用上述製作手法，該則報導的描述也容易讓讀者誤判設備故障的責任歸屬，且根據台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定義，訕笑有「諷刺嘲笑」之意，但口譯員有兩次發笑時，立法院現場也同時傳出笑聲，在這種情況下，口譯員的笑聲是否獨獨帶有「諷刺嘲笑」的惡意，顯然還有待商榷。

當然，台灣媒體並不是永遠都在批判口譯員，有時也有正面的報導。但曾在2017年為台北市長柯文哲翻譯，因而受到媒體和網友一致好評的口譯員郭恬君，對於種種「讚美」也並不領情：

「我覺得大部分時候，我們上新聞都不是因為大家真的想要討論口譯怎麼樣，而是因為其他的原因，所以把口譯這個角色也拿出來講一講，因為我們就是在鏡頭前面被拍到的那一個人⋯⋯不然他們為什麼只聽（柯文哲罵的）『王八蛋』三個字，其他部分都不聽了？如果是口譯同行，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一定是討論其他的部分，不會只有『王八蛋』這個部分。」

2017年8月19日，反年改團體赴世大運開幕會場外抗議，造成各國選手延後進場。作為主辦單位，台北市長柯文哲隔日召開記者會表示譴責，回應提問時更怒罵抗議人士是「王八蛋」，此話一出掀起熱議，在記者會上負責翻譯的郭恬君也隨之成為新聞話題。

事隔6年多，郭恬君分析說，這件事如果搬到2024年的今天，或許會招來不同的評價，她說不定也會遭受牽連，但柯文哲當年因「敢言」形象受到歡迎，又在如此重大的場合罵出「王八蛋」三字，「大家就會覺得很爽啊，會覺得很開心啊──柯市長用中文罵了王八蛋，然後還有一個口譯來幫他用英文『再罵一次』。」

郭恬君表示，當她意識到這件事有炒作空間，她立刻聯繫世大運翻譯團隊，請負責人替她拒絕採訪，「他們（媒體）絕對不是關心口譯，是需要做更多花邊新聞。我不想要成為這個花邊新聞的一部分，因為我覺得這個沒什麼意義，我也不可能在這時解釋關於口譯重要的訊息。」

回顧當時提到口譯員的新聞，可以發現她的判斷非常準確。《中視》的〈網友臉書嗆“誰是王八蛋”！柯P神回：就是你〉，形容郭恬君「長髮大眼、甜美笑容」，讓網友有戀愛的感覺；《東森新聞》的〈王八蛋翻成英文！柯文哲口譯憋笑完成工作〉，描述她「嘴角曲線微微上揚，融化網友的心」；《三立新聞網》的〈柯怒罵王八蛋 女翻譯靦腆憋笑超吸睛〉為郭恬君和議員高嘉瑜製作對照圖，因為有網友說她們長得很像⋯⋯。

對女性品頭論足是媒體長期以來的弊病，談及此事，郭恬君更舉出男性口譯員上新聞的例子表示，他們就算是被批評，通常也不會涉及性別，不會像裴洛西的口譯員那樣被稱作「口譯妹」，「我不知道欸，男生有什麼貶低性的（用語）？」

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或郭恬君究竟是否神似高嘉瑜，能夠確定的是，在柯文哲記者會的新聞狂潮中，觀眾失去了深入認識口譯工作的機會──儘管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能說明口譯工作的高壓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事出突然。在記者會開始的一個半小時前，郭恬君才接獲委託，於是她立刻開始爬梳反年改團體陳抗事件的相關新聞、預測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查詢用得到的詞彙。至於柯文哲的4項聲明，她幾乎是記者會開始前的最後一刻才取得，而且沒有紙本，「我其實是看著我手機上一個有點模糊的照片，在翻那個聲明稿。」

這種看著文稿，當場把內容口譯出來的模式，稱為「視譯」（sight translation），是專業口譯訓練中必備的一環。口譯員要眼耳兼用，一邊根據文稿來翻譯，一邊留意講者是否脫離文稿即興發言、提及的資訊跟文稿有無出入，若有意義上的明確落差，就必須放棄文稿專心聽譯。

郭恬君畢業於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口譯組，曾通過台師大及輔仁大學合辦的中英口譯聯合專業考試，也曾獲得第二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冠軍，基本功非常扎實，抗壓性也非比常人，在記者會上沉穩化解各種挑戰。真正讓她困擾的，是口譯員最重視的「音質」：

「我跟他（柯文哲）坐的位置，是中間又隔了一個空位，然後那個場地其實也滿大的，現場有非常多的媒體。當然，人多就是會有很多的雜音，可能是筆記的聲音、紙的聲音，可能是攝影機的聲音等等⋯⋯他講話的內容，其實我是要很吃力地聽，才能夠聽到。」

音質不佳，對口譯員來說是存亡攸關的危機。郭恬君憶及，聽到「王八蛋」三個字迸出來時，她感到不太確定，直到下一秒，現場猛然炸開一陣快門聲，她才相信自己的耳朵。

同時，全場目光聚集到她身上。

「我不能選一個f-word，這個太過了⋯⋯那如果只是idiot這一種，好像也不夠強烈，因為王八蛋比『做蠢事』或是『蠢蛋』，好像又再更強烈一點，它真的是有一種辱罵的味道。」郭恬君說，她的腦海裡一瞬間跑過幾個選項，最後選擇了強度適中的“bastard”（混蛋）。

或許有人會問，作為口譯員，當我方官員在國際媒體前爆出粗話，到底要翻還是不翻？對此，郭恬君毫不猶豫地解釋，以柯文哲這場記者會而言，她從未考慮過不翻：

「無論他是失言，還是他是刻意而為，他都做了這件事情，而且這件事情是2,300萬人可以看到的、在媒體前面做的，它一定會有什麼意義，一定會有什麼效果⋯⋯無論他是刻意而為的一個人設，還是他真的就是這樣子的個性，這個不是我需要判斷的點。我需要判斷的就只有，以他這個人在當時那個場合，他講出這句話，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傳達這個意思？然後他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想要用這個字來傳達這個意思？」

此外，郭恬君在翻譯時也頻頻抬頭望向觀眾，而非埋頭閱讀筆記，「逐步口譯的時候，我其實就是講者之一嘛，我是『另外一個語言的講者』。對於任何在聽人家講話的人，他當然都希望你可以看著他，希望有一些視覺上的互動。一方面我也需要看到你現在到底有沒有聽懂──我是講得太快了，還是你覺得很不耐煩了。」

翻譯乍看只是語言轉換，實則包含許多層次的決策。然而，當這一切在新聞綜藝化的風潮下，只化約為「口譯哥」與「口譯妹」等標籤，再加上網路直播和社群媒體的發達，口譯員的毀譽僅繫於一個字、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這種現象就影響了許多人從事特定類型口譯的意願。

「之前如果你想要出頭，或建立自己的名聲，最好的方式就是做這些high-profile（備受關注）的會，但現在完全是沒那麼容易，除非你很有把握能夠做得很好。總統府那些記者會都會直播，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所有人都可以批評，他只要錄下來一句一句地去批評，你百口莫辯。」

帶著一絲沉重，口譯資歷逾25年的徐子超分享他從業至今的心聲。

早在千禧年以前，徐子超就開始從事口譯，日後陸續經歷了許多鎂光燈聚集的場合，曾擔任籃球明星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柯比．布萊恩（Kobe Bryant）和凱文．杜蘭特（Kevin Durant），以及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圖博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等人來台時的口譯。當國外有重大事件發生，他也數度臨時受託，在台灣的電視台轉播中為觀眾翻譯，像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2003年美國進軍伊拉克。

徐子超說，身為自由工作者鮮少有機會被人看見，家人也不一定了解自己在做什麼，所以年輕時很珍惜這些機會。「一開始會覺得說只要有曝光、有登上媒體的，這種被看到的會覺得比較興奮一點⋯⋯現在倒過來了，high-profile（備受關注）的場合盡量避免，一不小心，之前的名聲就會毀掉。」

徐子超表示，一般民眾期待的是百分之百完美的翻譯，但現實是，能將8、9成的內容翻譯到位就已近乎神人，而且譯文的精準度只是「專業」的其中一個標準，並非全部：

「學校（口譯教學機構）這邊一直講求的都是要對內容精準、對聽眾負責，但實際工作中，往往不是如此⋯⋯所謂的要對客戶負責，那你的客戶到底是誰？是付錢給你的人，還是在台上的講者，還是其他的單位？到底要讓誰滿意？」

從出道到現在，徐子超服務過的客戶遍及財經、資訊、科技、直銷、汽車、廣告、保險、醫學、媒體等產業，因此他深知不同的情境會產生不同的需求。他舉例說，若一位基金經理人的行程已經延誤，可能會期待口譯員盡可能地摘要演講內容，而不是追求一字不漏的翻譯；在美國進軍伊拉克的轉播中，畫面上就算沒有明顯的動靜，他也須統整零碎的外媒消息，以記者的口吻為觀眾說明事件發展。

換言之，口譯員在工作時，經常夾在多方的利益考量之間，受到諸多因素的牽制，甚至要游移於不同的角色。但徐子超表示，一旦成為眾矢之的，就算有理也說不清，碰上政治還會被貼標籤，累及未來的職涯。位居快要退休的階段，他已不打算再承接危機四伏的工作，因為假如接了下來，「最好的結果就是『沒事』而已，只會往下，不會往上⋯⋯吃力不討好啦，簡單說就是這樣。」

以承攬形式接案的自由口譯員，遇到「燙手山芋」可以推卻，但任職於政治和外交領域的口譯員無法迴避風險，亦無法靠個人的力量扭轉社會氛圍。

「我現在很佩服還繼續在外交部工作的同仁，我真的覺得他們的抗壓力好強好強，因為隨便什麼會議都是線上直播，然後就會有這個全民公審。」曾在外交部任職的陳珮馨笑著自嘲：「還好姊姊出道得早！」

陳珮馨擁有台師大翻譯研究所、英國巴斯大學翻譯研究所雙碩士，2009年經由考試成為外交部翻譯人員，平時若有外國貴賓來台拜訪各部會，她便居中提供口譯服務，另外也要筆譯各種致詞和演講稿。而在她工作的6年期間，陳珮馨總共為時任總統馬英九做過近2,000場口譯，被外界譽為「總統級口譯」。

在政治和外交上，用字遣詞涉及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口譯員必須格外敏銳才不致釀成風波，但也不能死守字面上的忠實，必須掌握訊息背後的意義。有「日本口譯界第一把交椅」封號的長井鞠子就曾在著作中提到，在1980年代日美貿易談判中，有官員悄悄提醒她勿翻譯得過於果斷自信，因為日方雖然在口頭上提出多項措施，整體態度卻偏向敷衍。

在這個高度敏感的領域生存下來極為不易，但陳珮馨受訪時並未多提當年勇，反倒大方分享一些小失誤。例如，馬英九有次對外賓說，台灣役男每天要跑3,000公尺，她在翻譯時望著筆記上的 “meters”（公尺），卻不小心講成 “miles”（英里）。

從自身經驗出發，再談到口譯員在直播時代動輒得咎的問題，陳珮馨鄭重提醒：

「世界上沒有所謂『完美的口譯』⋯⋯口譯員難免就像是不小心自己講話吃螺絲，或者是有一些聽不懂的地方，之後再事後糾正，我覺得這個就是家常便飯，大家就請以平常心（看待）。口譯員是人，口譯員不是機器，口譯員也不是神。」

事實上，就算是機器也有出錯的時候。陳珮馨離開外交部後，除了擔任自由口譯員，也從事新聞播報和主持工作，而她近期主持過一場會議，主辦單位捨棄真人口譯員，改用語音辨識軟體及翻譯軟體把演講內容轉換成中文字幕，但過程中，“CBAM”（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被辨識成“seabed”（海底），於是整場演講不斷湧現海底的各種事物。

但相較於真人口譯員經常受到嚴厲審視，陳珮馨發現，現場沒有人向主辦單位反映AI翻譯的錯誤。

「是因為它還是一個噱頭嗎？是因為你覺得它還在進步嗎？」陳珮馨呼籲大家思考：「為什麼你對機器可以這麼的寬容，甚至會覺得『哇，好可愛喔！』拍起來變成一個哏圖跟好朋友分享，而對於一個認真、兢兢業業準備的人類口譯員，可能只是不小心口誤，或者說可能哪裡不小心不如你的意，你就要上網大動肝火，可能要發一個文去罵他，然後還要跟其他的人筆戰？」

陳珮馨強調，她認為有建設性的指教很好，但若批評只是為了展現自己的優越感，則大可不必。

如果將容易引發爭議的場合比喻為燙手山芋，那麼在口譯界的「燙手山芋排行榜」上，總統勝選國際記者會絕對名列前茅。

2020年和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分別由蔡英文和賴清德勝出，兩人都在開票當晚召開國際記者會，現場有國內媒體進行實況轉播，還有來自數十國的上百家外媒嚴陣以待。口譯員要傳達當選人的致詞，也要翻譯媒體提問與當選人的回應，短短40分鐘的記者會看似在固定框架內運作，實則驚險刺激。

連續兩次接下這份工作的口譯員，是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范家銘，他曾獲邀至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院（MIIS）擔任訪問教授，現為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副理事長。在20年的口譯生涯中，他以金融、科技、公衛和醫療類型的會議口譯為主，但早期工作時也經常接觸到台灣加入（重返）聯合國等政治相關的議題。

「雖然可以依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知道，總統當選人致詞一定有稿子，可是問答呢？記者會問什麼？勝選人會怎麼回答呢？場地聲音會不會因為很吵雜而聽不清楚？我會不會上鏡頭？會不會在網路上又因為意識形態和政黨屬性不同，受到各種批評謾罵？認識我的人會不會覺得『原來你是幫哪個政黨工作』，我就被貼了一個標籤，說是ＯＯ黨口譯員？」

范家銘憶及2020年，他在總統大選的3天前接獲委託，內心經過一番掙扎，也權衡過各種利弊，但最後仍選擇答應：「好像就是使命感吧，就覺得這件事情我有很高的機率可以做好，既然如此，人家願意給我這個機會，我就好好把握。」

接著，他火速展開一連串的準備，包括回顧蔡英文過去的演講和訪談，尤其是選前幾個月對外媒的發言，從中熟悉蔡英文的思路；為了維持中立形象，他也斟酌服裝的顏色，最後選擇粉紅色襯衫和紫色領帶，以避開不必要的政黨聯想。

到了投票日，他白天便去勘查記者會現場的桌椅、視野、燈光、音響等細節，並且在試音過程中，請工程師在他的位置附近加裝監聽喇叭，以便聽見最清晰的聲音；傍晚收到雙語講稿後，他開始反覆練習、印出紙本標註換氣斷句的地方，而講稿中途也歷經數次調整，須隨時配合更新。在記者會召開前不到一小時，他拿到記者提問的中文參考資料便立刻研讀，並上網查找官方或英文用語。最後，這場記者會平安落幕。

2024年，同樣也是臨時受託，范家銘再次為總統勝選國際記者會翻譯。但這次不同的是，《TVBS》隔日播出一則新聞：〈國際記者會口譯頻出包 蕭美琴銳利眼神關切 賴國安團隊雛形、人選受矚目〉，內容旨在探討新政府的國安團隊組成，途中卻話鋒一轉：「尤其當選的國際記者會上，找來的口譯不OK」，同時，畫面左上角出現「團隊出包能接軌？」的字樣。

新聞播出後，《TVBS》記者在個人Facebook粉絲專頁上，進一步指稱口譯員「誤譯」、「超譯」，引發許多翻譯界人士留言表達不滿，並提出有關口譯的討論。數日後，《TVBS》在原報導附上說明：「經重新檢視內容與標題，新聞部認為電視標題中『國際記者會口譯頻出包』用詞過重。雖有觀察討論空間，但頻出包作為標題並不符合比例原則，謹此更正。」如今，該則新聞的標題已刪除提及口譯的部分，但影音和全文內容仍原封不動。

對此，范家銘受訪時表示，有關中美之間的“increased tension”，「我承認如果一開始就翻成『衝突升高』的確就是沒什麼問題，但我並不覺得講了『中美戰爭』，然後補充了『中美貿易戰』，這樣會讓人有任何誤會。」他指出，在《彭博社》記者提問的語境裡，衝突升高跟中美貿易戰本質上是一樣的事物。

他也說明，之所以講了中美戰爭，又立刻補上中美貿易戰，就是因為意識到戰爭二字恐造成誤會，於是立即修正。至於當下為何未想到「衝突升高」四個字，他思索著說，「可能是覺得那時候他的問題有非常多的細節，我自己回頭看筆記是很完整，正是因為完整，當下處理的時候有一點點被字詞綁住⋯⋯你要說錯，我也不能說這樣講很不公平。但這樣的翻譯真的是『錯』的嗎？」

至於「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翻譯，他指出，主辦單位提供了中英文講稿，「（英文）原稿就是這樣子寫，我就是照著指示念，今天被人家說是『誤譯』⋯⋯我覺得在這種場合裡頭，口譯員通常都會是代罪羔羊，所以我當下其實也不覺得這個有多大不了，不會覺得很委屈或生氣。我能夠理解我被怪罪這件事。」

當多數人對於翻譯的想像是「逐字對應」，且忽略政治場域的微妙運作時，口譯員的處境便格外艱難。 無論如何，范家銘表示，他未來不會因為此次風波就刻意避開某些挑戰：

「我們就是繼續把該做的工作做好⋯⋯當每個人都很努力地提供最好品質的服務，其實就會讓市場上使用口譯的人知道標準在這裡，這就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大家會彼此督促，愈來愈好。」

范家銘也分享他熱愛口譯的原因，「我們就是很認真在聽每個人講話，也很努力地想要把他們講的話──不管我們認不認同，喜不喜歡──我們想辦法盡量完整地傳達給另一群人知道。另外一群人有沒有想要知道、接收了多少，這也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但我覺得這世界上就是需要有一群非常認真在聽別人說話的人吧。大多數人聆聽的目的都不是為了理解，而是為了回覆。」

口譯員穿梭在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梳理著時而明朗、時而隱晦的意義，然而在協助他人溝通的同時，卻極少有機會與社會溝通自身的專業。或許下一次，當我們有機會在直播中聆聽口譯，可以花幾分鐘思考翻譯背後的挑戰與決策，不是為了留言，而是為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