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誰佔領習慣於自由生活的城邦卻不加以摧毀，早晚會被那個城邦給摧毀，因為那樣的城邦總是會以自由的精神和傳統的制度為名揭竿起義，時間的推移或利益的賞賜都無法消除他們的集體記憶。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君主論》

2000年初的某一天，李柱銘接到一通來自白宮的電話。

電話那頭柯林頓（Bill Clinton）的幕僚表明，總統看到他在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投書，支持美國給中國WTO會員和「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前身是永久最惠國待遇）。投書裡，李柱銘主張西方應讓中國加入世界體系，並表示願意幫柯林頓遊說強勢反對的眾議院，當時主導的是現任眾議院民主黨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也是李柱銘的好友。

李柱銘隨後在5月的白宮遊說之行相當順利。他對堅持每年審查以確保中國人權情況的裴洛西說，拒中國於千里之外不能解決問題，促使中國進步最好的方式，是以貿易協定的經濟誘因，鼓勵中國遵守國際協議，進而尊重法治和人權。

隔天他見到柯林頓說出一樣理由，但也特別對這位後來被揭露與北京關係密切的熊貓派總統耳提面命──美國務必要嚴格監督中國如實遵守每個條款，因爲這個法案會讓他得到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其一是他的努力讓中國學會尊重法治和人權；或者是他的努力延長了一個獨裁政權（Prolonging the reign of tyrants）。

原本估計差距在伯仲間的表決，參眾議院最後都以壓倒性贊成通過。這個攸關重大的《2000年美中關係法》（The 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規定，一旦中國加入WTO，美國將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場美國國會近代最激烈的鬥爭，總結了1990年代整整10年對中政策的辯論。主張交往的熊貓派獲勝，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政府的政策轉向，經貿關係成了美中關係主軸。

電話中李柱銘說起這個突至心靈的陳年往事，頗具現世意義。3月初COVID-19疫情在歐美大爆發，國際社會驚覺世界衛生組織（WHO）似已被中國牢牢掌控而讓疫情失控，西方世界彷彿在承受當年放任中國的後果。同時中國凌厲的戰狼式大外宣，極力將病毒根源導到美國，並趁各國自顧不暇之際，迫不及待對香港出手。

418的週六清晨，香港警方突襲抓捕15位溫和民主派人士，在此前一週，預告DQ議員、香港司法危機、23條進逼、22條新釋法、更換港府官員⋯⋯北京即將攤牌的預告一次出籠。

恐怕是最無害、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的418大搜捕，其中以香港民主派大佬李柱銘名列其中最受矚目。

這位德高望重、即將滿82歲的資深大律師，曾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民主黨創黨主席和23年的立法會議員。47歲投身香港民主運動至今，李柱銘替許多民運人士辯護過，但沒受過牢獄之苦無法成為曼德拉式的道德象徵──這次抓捕彷彿為這位香港民主之父補上實至名歸的最後拼圖，今日他不再感到罪惡，因終能和年輕人同行民主路而欣慰。

418讓李柱銘回到過往馳騁的國際戰線。我和他祕書約定好越洋採訪的那天，他只睡3小時，6點起來一路接受各國媒體輪番轟炸。相較於Facebook的安靜，Twitter上充斥著「#MartinLee」的各種受訪影片、報導，西方政要或人權工作者紛紛貼出與他的合照，他在英文世界的重要性和關注度遠勝於中文世界。

30分鐘的電話中，李柱銘熟練地重複相似答案，但我其實想知道更深、更隱蔽，與時代相連的個人及城邦命運，只是估計電話採訪不容易做到，一開始就放棄。採訪結束後一小時，他突然打來，為自己先前精神不濟的受訪品質致歉，並主動要求另一個採訪。

「我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但週末我有時間，我們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訪談，我可以回答任何妳想問的問題。」李柱銘很久沒有在前線打仗，他渴望再次為香港貢獻──幾年前他已將國際戰線交棒給黃之鋒、羅冠聰等年輕人，他們很快銜接起李柱銘在西方政界的豐厚人脈，穿梭在歐美國會、國際研討會及國際媒體，青出於藍勝於藍──這種世代綿延沒有斷裂的傳承，在台港民主運動的長河中特別清晰。

在香港及國際震驚於李柱銘被捕、揣測北京背後更大意圖之際，川普撤出WHO經費正再度引爆西方長達幾十年的辯論：對中國究竟該介入或脫鉤？

唯獨和2000年不同的是，西方自由派的介入論已非上風──透過交往改變中國的幻想已確定破滅。2018年，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一次演講中便已檢討，當年蘇聯垮台，美國樂觀地以為只要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WTO，中國必然走向民主，但希望落空。

「您會後悔嗎？」李柱銘在這過程扮演了角色。因為沒有利益衝突問題（1989年後他就被中國拒絕入境），他在2000年替柯林頓遊說國會的任務起到關鍵作用，那個舉重若輕但不為人知的細節，讓我沉默半晌後才提問。

「當時我認為中國需要被鼓勵，應該給他們機會學習，我也對柯林頓總統做出警告。不幸的是，後來美國沒有嚴格監督中國，他們覺得讓中國有錢了，中產階級發展起來，中國就能民主了，」李柱銘話鋒一轉，「其實那時即使Nancy贏了，中國也只是晚幾年進WTO。就算看到令我害怕的結果，但我還是希望試試看。」而他內心更深的盼望是，當中國學會遵守國際協議，也會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年輕時當過中學老師的李柱銘，循循善誘的性格讓他對人性總抱有天真的善意。

但當年全世界都垂涎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輕易地接受北京的宣傳──2008年北京奧運的開幕會場上，以排字的「和」向世人宣稱中國「和平崛起」，卻對國內人權打壓從沒放鬆反而變本加厲，20年來西方民主國家為了和中國做生意，選擇睜隻眼閉隻眼。

「北京老說我是叛國者，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香港利益，永遠是為了香港利益，所以我幫中國說話，」他反問，「妳說，這是叛國嗎？」

李柱銘認為自己不是叛國者，回看1997年香港移交的七一當天，這位意氣風發的最大反對黨領袖的回歸宣言，一定會覺得是出自愛國者。

「民主黨一直支持香港民主回歸祖國，我們深信，民主對香港，對中國同樣重要⋯⋯一國兩制是一個偉大的構思。一國兩制的成功需要中國領導人與香港人互相和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我們深信終有一天，香港會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真正的一國兩制，實現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國亦一定會成為偉大的國家，人民權利得享法律切實的保障！」 ——李柱銘，《七一宣言：香港回歸，不單是土地的回歸》，1997.7.01

418大搜捕意味著民主回歸終究是30年的南柯一夢。除了外界震撼於首次被捕的李柱銘，同在名單的李卓人、長毛（梁國雄）等人，都是被香港年輕人認定老一輩的「民主回歸派」及「大中華膠」。去年（2019）整整半年香港街頭巷戰的壯烈犧牲，抗爭者的血是為了此城手足而流，而非北方的大陸同胞。

但李柱銘不認為自己是「民主回歸派」。「我不是贊成民主回歸，我是沒有選擇，接受了一國兩制，」他一再強調。

和被尊稱為「華叔」的已逝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以及飽讀中國文學詩詞、景仰中國民運人士，寄望中國民主更甚於香港的長毛相比，李柱銘的「中國性」（Chineseness）其實頗為淡薄。他的風範更接近英國的保守中產階級仕紳，而非中國文人士大夫。

他從不是嚴厲批判英國的解殖主義者，甚至1980年代中英談判時，香港人無份參與，李柱銘和同伴寫長信提議，北京以主權換治權，香港回歸後繼續把港島、九龍、新界租給英國經營，確保不會有制度銜接問題而永保繁榮。

但鄧小平不接受，提出了「一國兩制」，強調中國不會干預香港事務。當時中共也努力在香港的大學學生會做統戰工作，開始有人主張香港回歸但要有民主。而後港大學生會寫信給趙紫陽得到明確回應，民主和一國兩制得以結合，民主回歸派的論述找到了正當性。

「這是很小的歷史細節卻很重要，」李柱銘堅持要仔細還原當年輿論變化的時序，因為真實才能讓歷史被公正的評價。

「當時我認為北京不介入是一國兩制的底線，後來趙紫陽也答應了民主，那麼可能行得通。我沒有選擇，但我能做的就是確保這個制度可行。」當他知道香港勢必得回歸，鄧小平將香港視為最終收回台灣的「一國兩制」模範，當時47歲的他，決定以法律專長投身《基本法》的制定，將《中英聯合聲明》轉化成實際的法律，是他能為香港人貢獻的方式。

對李柱銘來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和一輩子爭取香港人利益沒有違背，也很自然，他不喜歡現在年輕人的香港認同和中國認同互斥。但即使身分認同是中國人，因追求民主成了北京眼中的叛國者，是李柱銘等自認是「中國香港人」的民主派，在中英帝國夾縫中的宿命。

「Martin」是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李柱銘的暱稱，說明了他的中英文化混血背景。而他的生命歷程和抉擇，也是在多重戰亂的大時代背景下，那代香港人的共同命運。

1938年生於廣東惠州，李柱銘童年時歷經日本佔領香港、二戰、國共內戰。身為國民黨將軍的父親李彥和追隨蔣介石抗日時，母親則帶著4個孩子四處逃難。1949年蔣介石戰敗，當時被蔣聘為監察委員的李彥和沒一起撤台，但這位曾與周恩來同在法國里昂留學的民初儒將，也拒絕留在中國。他選擇舉家逃到香港，但他們夫婦也準備好，一旦共產黨打來香港就跳海自殺，讓孩子留下。

只是搬到香港後還是四處漂泊，李柱銘記得小時候總不停搬家，算算可能有10次之多。「當時班上同學都準備到台灣，我問父親為什麼不能一起？他說我還小，等我長大時再說。後來我問他為何我們要一直搬家？他還是說等我長大了再說。」

成年後，父親才告訴他，當年服務於中華民國政府，卻無法認同貪腐的國民黨而決定不來台灣。但李彥和也認為破壞中國傳統倫理「家庭觀」的共產黨不可信，孩子應能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得到較好的教育和自由。而中共建政後，周恩來成了第二把交椅，這位昔日同窗不斷派密使來港勸說回京共商國事，李彥和被發現一次就搬一次家。

回憶起童年特別滔滔不絕，普通話不流利的他，英語和粵語才是真正的母語；不過其實他10歲到港時只會講4個英文單字：boy、girl、dog、cat。1956年他考上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1960年畢業當中學教師，因喜歡辯論，1963年到倫敦攻讀法律。李柱銘在英國只有3年，但英國文學系的薰陶下，讓他用詞富有西方知識分子的文雅，是英殖時期香港菁英的代表。

1966年他回港當執業律師時，隔年就遇到六七暴動，正是香港「獅子山精神」蓬勃年代前的重大轉折。

香港並非天生信仰自由的城邦。大英帝國在二戰前後的解殖浪潮下崩解前，在遠東殖民地遭遇到印度、緬甸、馬來亞等在地民族的激烈反抗。心態還是難民社會的香港反而是最穩定、最去政治化的自由港。

1950、60年代因國共內戰或文革逃來香港的中國難民，在這個暫時棲身之地努力賺錢，目的地是自由而富裕的美國。當時香港只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英國以次等公民以待，但人們也沒想要當家作主。

1960年代後期難民開始以香港為家，自稱是香港人第一代。1967年香港地下黨受到文革、反殖思潮影響，在中共指使下策劃街頭暴動時，某種程度釋放了香港社會長期對港英政府治理問題的不滿，卻也讓港人對共產黨更加反感。

六七暴動後大英帝國意識到，管理遠東殖民地最有效率的低成本方式，不是派軍隊鎮壓，而是贏得當地人心；帝國只需自由港賺進的大把貿易財，而非種族同化。因此即便港英政府官員還是英國人，大量啟用本地賢達作為諮詢委員，推動公共改革、廉政肅貪。末代港督彭定康積極引進民主到香港。

李柱銘一從英國回港就遇到六七暴動，當時情勢紛亂，他一度考慮帶著父母妻子搬到台灣，因積蓄不夠而作罷。這是他生命二度與台灣錯身。當時台灣還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壓抑下，香港卻迎來「獅子山精神」的1970、80年代。

「當時香港人都很開心，只要肯努力到處都有機會，很容易成功，」李柱銘回憶起當年，語調都明亮了起來。

和出身底層左派家庭、少年感到苦悶壓抑，社運同伴被港英警察痛打至重傷的長毛不同，李柱銘的生命經驗讓他對英國無太大不滿，如同多數香港人當年模糊的政治意識，直到1980年代開始面對主權移交問題，香港人不想回到共產黨統治，民主的種子才在心中萌芽。

被民主體制的帝國統治時，港人只想賺錢不關心政治；而移交中國後，獅子山的精神，也從商業主義漸漸有了爭取民主公義的內涵。

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是這個自由港1841年開埠以來，最有籌碼的時候。無前例也成絕響。

1980年李柱銘當上了大律師公會主席，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人心惶惶港幣急跌，當時身邊的律師朋友都隨身有一張機票和兩本護照──除了香港護照，還有一本多明尼加共和國護照，之後再轉到加拿大或美國。他曾考慮去加州執業，但思考良久後發現自己不想離開香港。他感到此時的香港需要他的專業，所以決定留下。

「當時中國一直說服我們，回歸後只有兩件事會改變：一個是旗子，第二個是特首(governor)。」李柱銘回想這套宣傳話術，不但說服了港人，連倫敦和國際社會也都相信：中國正在進步，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體制的偉大實驗。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來後，鄧小平的承諾入約，港人鬆一口氣，接著進入《基本法》草擬階段。1985年李柱銘被邀請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了香港特區政府體制創建的參與者之一。同年，英國給了香港立法局首次間接選舉，李柱銘決定從政，選上法律功能組別的立法局議員。

李柱銘對當年中港友好的「黃金年代」無限懷念，那是1985到1989天安門事件之前，短暫的4年，卻決定了香港回歸之後的命運。

塵封40年的歷史細節源源不絕湧現。他記得第一次起草委員到北京開會前的晚宴，已故的中國法學家吳建璠對他說，「我知道《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很受歡迎。讓我們一起工作，如果《基本法》完成了卻沒像《中英聯合聲明》一樣被香港人接受，那是我們沒盡到職責。」

當時的起草委員會共59位委員，23位香港代表裡，除了4位法律專業人士之外，還有知名的金庸、司徒華、李嘉誠等，其他多是爭相要和北京建立關係的富豪。而另外36席中國代表，不乏是從德國、俄羅斯、英國、法國等學成歸國的頂尖法律人才。李柱銘印象很深，除了搭擋司徒華外，他常和其他想討好北京的香港代表意見相左，而開會時反對他的中國代表，卻曾私下請他繼續堅持不要放棄。

他的回憶中，這些中國代表渴望理解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差異，會幫普通話不流利只能以粵語交錯的李柱銘翻譯。他們甚至會傳授和中央談判之道，讓李柱銘了解大陸思維是什麼。

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時，最初觸及的就是法律系統問題，香港用的普通法（Common Law）和中國用的大陸法（Civil Law）不同。由於鄧小平的原則已定，草擬基本法時中國官員對香港維持普通法體系沒有異議，當時北京或《新華社》（現中聯辦前身）的官員、學者，常來跟他請益。

1970到1980年代主管港澳移交及中英談判的主要代表人、1990年代的港澳辦主任及起草委員會祕書魯平也很尊重他的意見，攻防過程很多交鋒但他還是能找到突破空間。甚至，李柱銘還成功說服本應從倫敦搬到北京的終審法院，直接搬到香港。

當時，開會期間的晚宴總是有茅台，《新華社》社長周南老跟不愛飲酒的他勸酒，魯平會要他坐在旁邊間接幫忙擋酒。李柱銘以直言不諱的公開批評著稱，一次講到「掛羊頭賣狗肉」，魯平很不高興，口氣很好的用英文跟李柱銘說，「你可以批評我們，但可否請你用溫和的語言？」李柱銘道歉修正，之後雙方溝通也很順暢。

由於需要香港人對回歸有信心，中方很尊重也欣賞這個傑出的談判者。一心捍衛香港利益的李柱銘也享受當中港橋梁，擔任起草委員的4年都忙著談判，無暇接案賺錢。原本2、3個月就可以立好的《基本法》，來來回回花了5年3個版本，足見當時北京的誠意。

「我從沒看過哪一個國家的憲法起草過程如此開放，人民能參與其中，」李柱銘對當年中國官方的開明念念不忘。

當年北京對港的態度，和今日對台有驚人的既視感。

2018年初中國啟動的惠台措施琳瑯滿目，2019年元旦隔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演講中，正式邀請台灣各政黨和人民團體一起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促統人士在去年香港送中運動後，一國兩制成了票房毒藥後的說帖是：「中華民國是國家，香港是特區，當然台港的兩制條件會不同，一切都可談。」

那個彼此可以理性辯論、互相說服的過程，直到1989年六四後驟然而止。鄧小平下令血洗天安門讓香港及國際社會為之震動，李柱銘和司徒華嚴厲批判北京，共同退出起草委員會。他從搭橋者被定性為叛國者，再也不能入境中國。

其實中港關係變質非一朝一夕。1989年後，一直到胡溫時期北京還是會派密使找每個民主派議員交流傳話。2004年左右，時任特首曾蔭權要推動政改，在一次帶全體議員去中國的2天訪問，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支持，北京破例讓他入境，但之後再也沒有。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是另一個時代，短短7年，中港關係幾乎是失速墜落。

因不滿一延再延的雙普選，和北京提出的政改方案，2013年由「佔中三子」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希望透過審議式商討出民間版的政改方案，更醞釀出2014年9月的雨傘運動。

深受台灣太陽花運動影響，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最終以清場收場，但北京與香港民間的裂痕更深、張力更大。街頭抗爭和中港矛盾愈見激烈，本土派崛起，隨後港府用擴張法律解釋的方式，DQ（disqualify，取消資格）主張港獨及民主自決的議員候選人及議員，北京則一再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新解，對香港及對國際社會展現絕對權威。

2019年6月《送中條例》爭議剛起時，各種官方黨媒都明確定調：《中英聯合聲明》的過時無效論。

但更出乎眾人意料的是關於《基本法》第22條的新解釋。

李柱銘被捕的418當晚，兩辦（港澳辦和中聯辦）對《基本法》第22條提出新釋法。這個確保香港屬於「兩制」的重要條文，明定中央政府各部門等不得干預香港事務，但兩辦宣稱它們不屬於中央政府各部門，因此對香港事務有監督權，全港嘩然。

當年的起草委員會是否曾討論過第22條的「兩制」定義？

「完全沒有，從沒有討論過，」和起草時就有爭議、來回攻防30年的第23條相比，李柱銘想都沒想到第22條竟可以成為現在中港爭論的重點。相反的，當時是第22條讓他放下心中大石──這個條文為兩制做出明確定義，是一國兩制原則的基石。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主張，《基本法》已在全國人大通過，等於是將《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條約轉為國內法，因此違背《基本法》等於違憲。

李柱銘一邊仔細地解釋法條，電話那頭傳來翻書的聲音，講到法律就停不下來。他急切地要把聽者帶入他的邏輯，就像律師在法院攻防那樣，必須要講完一整套論點及法律細節。他很享受智識上的辯論，但顯然現在的中共沒有興趣和耐性。

在講求制度的民主法治世界，騎士手上的武具和精湛的技藝，足以在追求榮譽的比武中贏得勝利。當年李柱銘和英國人打交道時，用的是法治與價值，講求的是專業、節制和體面。

但他和香港民主派面對的，是當年幾乎被蔣介石剿滅，幾千里長征到延安的黃土高原窯洞中，靠著周旋於共產國際、蘇聯、西方社會的靈活統一戰線術存活下來，最終再打敗國民黨的強韌政黨，更別說現在是最大、最富有、最高科技的專制強權──對不講求體面的競技者而言，當眾撕毀兩紙合約並非難事。

事實上，北京重複的強硬修辭不是新鮮事，這個制度確實是在崩潰的過程，北京每一次進逼，都讓崩潰加速。

而見識過這股力量的殘暴、終其一生都在躲避共產黨的李彥和，在1989年初去世前不久還對兒子提醒：「與共產黨打交道要謹慎。當他們想利用你時，可以給你一切，如果你失去了利用價值，他們不但拋棄你，還會從你身上踩過去。」

只是即使國際社會震驚於418大搜捕名單中有李柱銘，讓眾人更篤定「一國兩制已死」，李柱銘依舊堅持，香港還未一國一制。

「就像我們到了內地也要遵守中國憲法一樣。有人在香港殺人是不會有死刑，但在中國會有。香港交通法規定是右駕，中國是左駕，這個就是不同法的證明。即使大陸也不會說『一國一制』，因為香港和廣州還是很不一樣，不管是法律制度還是選舉。」

他深信「一國兩制」是現下香港唯一的保護傘，而這是寫進《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協議和《基本法》裡，具有法律效益。李柱銘認為香港還有籌碼，他現在的策略就是到處發聲，要求國際社會施壓北京守諾，不輕易把話說死是長者的智慧。「我不會放棄，我不會覺得沒有退路。」

但年輕人卻似乎不能理解李柱銘。

這幾年高漲的本土意識，讓一些本土派指責當年李柱銘為首的「泛民」──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派，實際上是把香港帶往西藏的命運。他難忘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的第三天，一個19歲女孩哭著跑來問他，當時為什麼接受一國兩制？

「我當時反問，妳的意思是我們應該要獨立嗎？當時如果要獨立就得革命，但英國不會支持，中國只會更早派軍隊接管，國際社會誰幫你，這樣會比較好嗎？」女孩沒說話。他接著對女孩說，當時如果不接受一國兩制，除了離開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你們要革命，可以自己做，不要怪我們，但你也知道有什麼代價。

而2019年，香港就爆發了時代革命，香港年輕人轟轟烈烈付出代價。

李柱銘認為北京一再打破承諾，所以他可理解年輕人的暴力抗爭，但他不贊成，因為沒有效。這位就事論事、優秀的法律人，似乎一輩子都未能參透政治──無數次徒勞的抵抗，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可以昇華一個群體。共同體的苦難會被世代傳頌，民主之火得以生生不熄。

李柱銘可以在1998年率領民主黨以4成得票率成為立法會最大黨，來實踐「We Shall Return」的諾言，但如今年輕這輩從梁天琦、黃之鋒、周庭到選進立法會的8位議員，卻被輕易剝奪參政權，他們表達空間急速被壓縮，能量勢必在街頭宣洩。

義憤是勇氣的薪柴，點燃後才能讓恐懼燒成灰燼。這些年香港社會的巨變，讓李柱銘不只一次自問，當年還有別的選擇嗎？

「香港人如果相信共產黨，今天也不會在這裡。當年支持一國兩制，我是不後悔的，因為我們沒有選擇，」李柱銘說。回頭看，如果沒有《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大限到了，香港也就赤條條地回歸了。

雖然總是穿梭殿堂備受尊崇，這個命運之人曾有機會離開，卻選擇留下。而和許多老一輩泛民不同，他對年輕人關於前途自決的討論態度開放。

「我不贊成獨立，但前途自決為何不能討論？這是言論自由。年輕人有自己想法，也可能犯錯，但我們也會，」李柱銘強調，「我支持和平抗爭不支持暴力，但6月時若不是年輕人以小程度的武力（small degree of force）抗爭施壓，送中條例早就過了，最後也成功撤回，所以我們很感激也不割蓆。而且他們也贏得全世界人的心，只有歷史能證明對錯，重點是他們能獨立思考，我永遠為年輕人辯護。」

最終這個小島的幾百萬人，半個世紀後還是沒有擺脫宿命──讓共產黨統治，但每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局限和創造性。

黨和領導人高於法治，是中國式民主的特色。於是即便為了香港一國兩制，中國憲法創造了特區政府的法源，但法治是抽象概念，仰賴觀念的約束和權力的自我克制才得以維護，香港的處境在權力邏輯的母國顯得特別脆弱。

這個脆弱，正展現在北京近日頻繁鋪陳，將重啟第23條國安法立法的動作上。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近日強調香港是「國家安全的風險口」，顯示北京已不願等待，鐵了心要推動23條立法。因疫情全世界圍堵中國的態勢浮現，北京絕不能讓香港成為顛覆政權的基地。

相形之下，李柱銘在2019年12月的媒體投書顯得天真。長達半年的反送中抗爭已讓北京與香港社會幾乎沒有轉圜，他還是想說服北京，極左手段解決不了問題，何不嘗試信任港人，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但一向著重政治權術的共產黨，恐怕比這位不合格的從政者還更看得清楚現實。熟悉馬基維利理論的當權者肯定知道，自由城邦必須加以摧毀，否則他們就會被摧毀，而他們已經晚了23年。

也因此這個設計來統一台灣的實驗，在418過後，香港退無可退的凶險時刻，牽動台灣命運不言而喻。

「香港是作為統一台灣的示範，北京這樣對我們（418大搜捕），代表他們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所以對台灣只有兩種可能，一個是什麼都不做，一個是戰爭。」溫和的李柱銘罕見發出尖銳的警告，但他依舊留有餘地。

「如果讓香港回到鄧小平的承諾，一切就會不同。香港、台灣、國際社會都會很高興，轉念不難，這一念取決於北京。」

李柱銘至今都相信只要北京願意放手不干預，給香港該有的普選，一切都可以很好。只是這一切美好的想望可以成真嗎？

長毛以共產黨慣用的「敵我矛盾」分析，他認為，期望北京轉變心態幾乎是緣木求魚，零和遊戲才是北京最大利益，他對香港前途非常悲觀。長毛依舊深信「民主回歸論」──台港命運都不可能和中國脫鉤，只要中國不結束一黨專政，台灣不可能維持現狀，而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一國兩制。

但李柱銘卻不這麼認為。「這是寫在《基本法》的承諾，為什麼香港要等待中國民主才能民主？」他說，「當然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自私，我也希望中國能有民主，這是生而為人都該要有的權利，但我不會強迫北京給內地民主。只是共產黨應該要有自信，結束一黨專政對大家都是好的。」

城邦的最後騎士李柱銘，守備範圍就是700萬人的「我城」。這個舞台在國際、不在內地的城邦人，堅持《基本法》是任何生活在此的自由民都應遵守的律法。他認為「一國兩制」至少能再保護香港27年，這個城牆正在被破壞，沒必要再自己否定它。

李柱銘的想望更接近一種意志，他似乎從沒對人性絕望過，即便早已看見深淵，還是想給彼此一個機會，哪怕再微弱，都要極力在陰影中尋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