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週六一大早，香港警方突襲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住所，之後陸續傳出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長毛（梁國雄）、李卓人等15位香港知名民主派人士被捕。這個正值全球疫情進入非常狀態的突襲行動，引發國際高度關注。

被捕人士中最受矚目的是81歲、香港人尊稱「民主之父」的李柱銘，他曾在1980年代參與《基本法》起草，這位幫許多民運人士辯護過的資深大律師，從事民主運動超過50年第一次被捕。保釋後李柱銘對媒體表示，「無後悔終有機會與年輕人同行民主路。」

這次香港警方的拘捕理由，是這些人去年（2019）非法參與反送中集會。但從大律師李柱銘、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法律學者吳靄儀到社運路線的長毛等，都只是和平示威遊行的參與者，不是反送中運動的主角，甚至曾被視為激進民主派的長毛，早被年輕人認為太保守而邊緣化。

相較於香港年輕抗爭者的「攬炒化」，這批知名泛民人士多是主張北京應遵守諾言、真正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民主回歸派，是和理非的抗爭者。此舉顯示，無論是香港社會或北京之間，溫和路線幾乎已沒有空間。

也因此，這次針對溫和民主派的拘捕行動，象徵性意義遠大於實質。久居台灣的《彭博》專欄作家高燦鳴（Tim Culpan）在Twitter評論：

418大搜捕將是歷史性事件。這天代表了中國放棄任何「和平統一台灣」的偽裝。北京如何對待香港，和他們打算如何對待台灣脫離不了關係。

事實上，418大搜捕並非單一劇碼。上週開始，香港傳來一波接一波消息，緊湊的節奏已讓人嗅到山雨欲來的高壓氣息。

15日駱惠寧藉「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發表視訊講話，指出回歸以來香港已是中國國家安全和境外勢力入侵的風險口，要盡快在法律制度和執行面下工夫，林鄭也回應將嚴正執法。

18日大搜捕當晚，兩辦再次發出聲明，指中聯辦和港澳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有權代表中央行使監督權，不受《基本法》第22條明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規範。兩辦對保障香港兩制的第22條有新釋，讓香港社會嘩然。

過去被批評「西環治港」的中聯辦在香港低調藏鏡，現在卻是高調譴責香港民主派及新釋法，都一再顯示北京已不打算保持克制。除強硬重申「一國高於兩制」的主權邏輯外，也毫不掩飾對港事務的直接管治權力。

一連串的劇碼令外界不禁擔憂，北京會不會趁美國及國際社會在抗疫分身乏術之際，趕在今年9月香港立法會換屆（第七屆）選舉前完成這多年夙願？

回看上次北京嘗試推動第23條也是瘟疫蔓延之時。2003年SARS風暴後沒多久，時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推動第23條立法，引發50萬大遊行，成功擋下此法條，但17年後時空環境產生了巨變。

2013年習近平上任後，2014年香港民主派因爭取真普選爆發79天的雨傘運動。去年長達半年以上的反送中運動，最高峰有200萬人上街遊行，甚至對台灣政局造成深遠影響。今年遭逢百年來的全球大流行病，內外局勢的衝突張力，強度都遠遠高於2003年。

這屆立法會（2016～2020）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政治結果，但4年來當局無所不用其極的透過擴張法律解釋權，DQ（disqualify，取消資格）民主派的候選人及當選議員，成了在議會戰場上鬥爭民主派的新手法。

2016年競選期間首開先例，香港選舉主任就以港獨立場不符合資格的標準，DQ主張香港獨立的本土派年輕政治人物梁天琦的候選人資格。緊接北京利用人大釋法，以就職日的宣誓內容「不符合《基本法》」為由，一舉DQ了6位新上任議員。補選期間，又DQ2位候選人資格，2019年底再將臨時遞補選上的兩位民主派議員以「非妥為當選」為由DQ。

這個新法律工具總計已DQ了3位候選人、8位當選議員。當局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削減6成民意基礎的泛民在議會的席次，和自由表達的空間，民主派的議會路線被嚴重壓縮。

而目前立法會70個議席（含功能組別）中，建制派43席，非建制派（泛民、本土、獨立參選人）24席，3席懸空。建制派未達到總席次三分之二（46票）的關鍵多數，還不能獨自執行政改、褫奪議員資格等重大議案。雖說第23條立法只需簡單多數就能通過，遲未立法是政治問題而非席次問題，但一般認為高度爭議法案還是需要足夠正當性。也因此，民主派在目前67個總席次裡，面臨只比關鍵否決權（67位總席次的三分之一，即22席）多2席的處境，依舊凶險──若拉布的郭榮鏗或其他非建制議員再被藉故DQ，民主派的議會能量恐不足以阻擋第23條強行立法。

一旦北京真的藉由終極DQ推動第23條，這個比《逃犯條例》修例更敏感的重大立法，會在後疫情時代的香港引發什麼局勢變得難以預測。

去年，香港社會與北京對決的戰場在街頭，抗爭者以鮮血換來國際高度關注，現在因疫情而淨空的街頭，讓無煙硝的戰場轉移到9月即將選舉的立法會。

香港民主派已在籌備討論相關策略，只是一旦民主派的議會空間喪失，勢必更激化體制外的能量。但香港政府因疫情有更多工具和正當性限縮集會自由，1個月前，歐美國家疫情爆發之際，港府迅速對境外閉關，祭出禁止酒吧賣酒和4人以上聚眾的措施，被視為防範大型抗爭的鋪墊，街頭能量被有效抑制。

另一方面，國際能見度是隱憂。

去年6月引爆的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到11月中，中大及理大壯烈陣地戰，隨之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以8成得票大勝，長達半年驚心動魄的抗爭進入休眠期。少了勇武抗爭者的流血壯烈場面，再加上疫情讓各國自顧不暇，國際及台灣媒體關注度明顯降低。

但香港內部紛擾沒有消失。每到重大事件的滿月紀念，必然有零星的抗爭衝突出現。而1月底武漢疫情正炙時，港府堅持不對「內地」封關，多起社區感染醫護人員罷工，民間有些店家以拒絕普通話客人的「自行封關」自保，中港矛盾如壓力鍋悶燒。

香港局勢也可能牽動更詭譎的後疫情地緣政治。此刻中國與西方民主陣營因疫情矛盾加劇，皆處於兩種制度斷層帶的台港，差別在於台灣位於民主陣營前線，但已回歸的香港身在中國端的直接撞擊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ichard Pompeo）發聲明，表示深切關切並譴責北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民主黨的國會議長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呼籲川普執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式啟動對中制裁。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將密切關注這一事件，並希望當局以公平及透明方式處理任何拘捕和司法程序。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嚴正批駁英美干預香港事務。

只是各國防疫自顧不暇，香港對境外封關，勢必不會再有去年全球媒體蜂擁而至報導的盛況，恐怕才是港府及北京真正的盤算。

1980年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40年後有新解釋新做法，對熟知中共歷史的人來說都不意外。中共一向擅長根據局勢變化靈活調整戰線，先掌握政治權力後，便可隨心所欲做出有利自身的話語詮釋。實力邏輯的北京毫不在意將香港民心愈推愈遠，可預見的，這是一場大碾壓前的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