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薩德逃亡前夕，長期出兵援助敘利亞政府鎮壓反抗軍的俄羅斯和伊朗，倉皇撤走包括戰艦、空軍在內的駐敘部隊。數以萬計喪失戰意的政府軍士兵則紛紛放下武器、脫下軍服，如潰堤般棄守陣地，甚至主動向反抗軍集體投降。

當反抗軍進入大馬士革的消息傳開，一向作為政府軍喉舌的國營電視台也開始播放「阿薩德政權已被推翻」的直播字卡。成千上萬的敘利亞民眾這才驚喜卻又難以置信地走上街頭，以鳴笛、舞蹈與歌聲徹夜狂歡，慶祝這場不可思議的遲來勝利。

與「阿薩德已被推翻」的消息同時傳開的，還有遍及敘利亞的「奇蹟」故事──像是在戰略重鎮霍姆斯（Homs）的街頭，一名雙鬢斑白的反抗軍戰士，因內戰逃離老家已12年，終於返鄉的他在熟悉的街頭與親友相擁對泣，恍如隔世。

在有「政治犯屠宰場」之稱的塞德納亞監獄（Sednaya Prison），一名從出生便隨母親被關押在黑牢中的小男孩，天真卻猶豫地站在牢房門前，不知道該不該隨著被反抗軍解放的「獄友們」走出牢房的大門。同時，還有民眾驚喜地從新聞照片中發現，被救出黑牢的白髮老者，竟是自己40年前被政府特務抓走，自此生死未卜、從未再見的哥哥。

然而，就在短短11天前，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敘利亞的交戰各方，幾乎沒有人能預料到這場漫長的敘利亞內戰，竟會迎來如此戲劇化的逆轉與終局。

過去53年來，敘利亞一直處於阿薩德家族的獨裁統治之下。1971年，時任國防部長的老阿薩德（Hafez al-Assad）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自任敘利亞總統，開啟了阿薩德家族的統治。2000年，70歲的老阿薩德因心臟病猝逝，他當時年僅35歲的次子──曾在英國以眼科醫師身分行醫的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順勢接班，成為如今世人熟知的小阿薩德。

小阿薩德掌權初期，因其年輕、醫者專業背景以及旅居英國接受西方菁英教育的形象，一度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期待。然而，他任內不僅消極推動政治改革與社會開放，反而進一步強化了以家族為核心的裙帶貪腐網路。

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街頭民主浪潮從突尼西亞爆發，迅速蔓延至中東與北非地區。積怨已久的敘利亞社會於2011年3月掀起抗爭，但阿薩德政府對民主呼聲採取殘酷鎮壓，第一時間下令軍隊血腥開火，導致敘利亞內戰全面爆發。

戰爭初期，敘利亞政府軍一度節節敗退，但阿薩德巧妙操縱敘利亞多元且敏感的部族政治矛盾，將內戰描繪成遜尼派穆斯林極端主義者對世俗派政府發動的「恐怖主義叛亂」。這一敘事成功鞏固了穆斯林什葉派和阿薩德家族所屬的阿拉維派（Alawites）對政權的支持，並吸引伊朗革命衛隊（IRGC）和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等地緣盟友以「志願軍」名義進行軍事支援，大幅增強了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力。

同時，阿薩德政府利用國際形勢的不利局面贏得喘息機會。當時，歐美國家陷入厭戰情緒：美國急於脫離伊拉克戰爭的泥沼，北約聯軍推翻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後的動蕩局勢更讓國際社會對進一步干預猶豫不決。阿薩德則趁此空隙，動用化學武器等恐怖手段進行屠城，威懾反抗軍聯盟並削弱其內部士氣與團結。

2014年初，ISIS領導人巴格達迪（Abu-Bakr al-Baghdadi）趁著內戰混亂潛入敘利亞，迅速在敘利亞與伊拉克攻城掠地，以極端殘暴的統治震驚全球。在此期間，敘利亞反抗勢力被阿薩德政權與ISIS的雙重夾擊，內部分裂危機加劇，國際援助也因反恐疑慮而大幅縮減。

更糟的是，從內戰初期便對阿薩德提供軍事援助的俄羅斯，於2015年9月30日正式以「應敘利亞邀請」為由出兵參戰。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不僅出動戰艦和空軍參戰，還派遣軍事顧問團和傭兵「華格納集團」（Wagner Group）參與地面戰鬥，直接幫阿薩德扭轉戰局。

2016年12月，在長達4年半的激烈圍城與巷戰死鬥後，阿薩德以斷糧渴殺、持續的化武襲擊、與俄軍協助的無差別轟炸等手段，從反抗軍手中攻下了商業古都、同時也是敘利亞第二大城阿勒坡（Aleppo）。反抗軍失去了所有主要城市的據點，從此只能撤退到敘利亞西北、緊鄰土耳其國境的伊德利布省（Idlib）苟延殘喘。

雖然在美國聯軍的軍事支持下，ISIS在敘利亞的勢力於2017年被由敘利亞庫德族主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擊潰，但以敘利亞阿拉伯裔為主的反抗軍卻因內部的內鬥、貪腐及作戰效率低下，進一步遭到國際社會的邊緣化。在此期間，阿薩德政府與俄軍多次嘗試進攻伊德利布省，企圖徹底消滅反抗軍的殘餘勢力。然而，土耳其政府因擔憂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將加劇大量難民湧入其國境，選擇直接派兵進入敘利亞北部，並將伊德利布省設置為緩衝區，成為反抗軍與數百萬敘利亞難民的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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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來，敘利亞內戰就一直處於「低度衝突」的僵持局面──儘管內戰已導致至少60萬敘利亞人喪命，超過1,340萬人失去家園，更有620萬人成為國際難民。困守於土敘邊境的反抗軍雖不至於被消滅，卻無力反抗阿薩德政府已控制大半國土、歐美與阿拉伯世界又逐漸恢復承認阿薩德統治合法性的「政治現實」。

但在絕境中堅持下去的反抗陣營，卻逐步從谷底迎來轉機。2020年1月，主導軍援敘利亞、甚至曾說服普丁為阿薩德出兵的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在伊拉克被美軍刺殺身亡。其後，席捲全球的COVID-19疫情，以及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在2020年6月生效、對阿薩德政府施加最強經濟制裁的《凱撒敘利亞平民保護法案》（Caesar Syria Civilian Protection Act）更逼使敘利亞政府陷入財政危機，進而大幅減緩阿薩德對敘北的軍事壓力。

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開打，遭遇烏國頑強抵抗的俄軍不僅元氣太傷，原本用於支援阿薩德的精銳部隊、傭兵、軍費與武器彈藥，也因為戰況吃緊而被轉調往烏俄前線。與此同時，烏俄戰爭造成的糧價大漲與能源通膨，敘利亞又在2023年2月6日遭遇規模7.8的歷史性強震，接二連三的重創不僅加劇內戰經濟的崩潰，也進一步強化敘利亞社會對阿薩德政府貪腐不義的憤恨民怨。

儘管在2023年的震災過後，來自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一度給阿薩德政府「重返國際主流舞台」的機會，但阿薩德家族不僅沒有趁勢推動「內戰和解」，反而變本加厲地向阿拉伯世界的人道投資索要回扣與指定合約，引發外資與阿拉伯海灣國家的不滿。再加上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因哈馬斯的越境突襲而爆發新一波以色列─巴勒斯坦戰爭，衝突中，以色列不僅以連續斬首行動重創支持哈馬斯的真主黨，與真主黨過從甚密的敘利亞政府軍與伊朗駐敘的軍事顧問團也同遭以軍密集空襲而損失慘重。

雖然在短短一年之內，阿薩德接連遭遇經濟危機，其關鍵的軍事盟友──俄羅斯、伊朗、真主黨──也各因為自家失火而大幅降低對敘軍援，但阿薩德的軍隊仍在內戰中占據數量與資源優勢。所以當2024年11月前方早已傳出「敘利亞反抗軍正在集結冬季攻勢」，阿薩德政府仍不覺得有所威脅，僅派出空軍持續轟炸伊德利布省，並要求俄國和阿拉伯國家向土耳其間接施壓而已。

11月27日，伊德利布的反抗軍聯盟決定聯手分兵東進，展開大規模攻勢。一開始，阿薩德政府與國際觀察家普遍認為，這波攻勢的主要目標是切斷位於阿勒坡以西、南北向的戰略要道M5公路。然而，反抗軍不僅在行動開始的24小時內就成功擊殺了一名駐守敘北的伊朗革命衛隊准將指揮官，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 HTS）為首的前鋒部隊，更在未遭遇顯著抵抗的情況下，於12月1日迅速攻克了敘利亞第二大城阿勒坡。

反抗聯盟起初懷疑，阿勒坡的輕鬆光復可能是「阿薩德誘敵深入的軍事陷阱」。然而，隨著局勢的迅速發展，他們逐漸發現：阿薩德政府不僅未集結部隊北上，敘北的政府軍還以異常規模大批撤離戰場。

敘利亞記者向法國《世界報》（Le Monde）透露，按照以往的作戰慣例，政府軍在反擊時通常會請求俄國空軍進行密集轟炸支援。然而，在阿勒坡光復之後，莫斯科雖然口頭宣稱「將毫無保留地出兵協助阿薩德平亂」，但俄軍似乎完全未料到阿薩德軍隊的一觸即潰，局勢失控得令人震驚。政府軍四散逃命，毫無組織，而陷入狀況外的俄軍則像是被「放生」一般，如同無頭蒼蠅般在敘北上空遊蕩，既無法掌握迅速崩潰的前線戰況，也無力阻止政府軍士氣的全面潰敗。

在此期間，對驟變局勢感到震驚與恐慌的伊朗政府，曾打算施壓同為什葉派的伊拉克政府緊急派遣武裝民兵增援阿薩德，但政府軍的潰逃速度太快，與阿拉伯反抗聯盟遙相呼應的SDF庫德族部隊，也開始主動向敘利亞東南方推進、切斷了伊拉克軍事介入的黃金時機。同時，HTS的前鋒部隊則再度從阿勒坡出發，於12月4日閃電式地光復了南方約120公里外的敘利亞第三大城哈馬（Hama）。

這一連串的勝利，終於讓世界清楚意識到：「阿薩德政權不僅外強中乾，更正在全面崩潰。」許多早已放棄、黯然解甲歸田的反抗勢力也受到局勢鼓舞，紛紛在全國各地響應起義。一時間，反抗阿薩德的部隊不僅來自敘北邊境，敘利亞全國各地──包括阿薩德家族在地中海東岸的大本營拉塔基亞（Latakia）──都再度掀起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期般的大規模起義。

12月7日下午，反抗軍與重新起義的民眾部隊再次南下，這次他們團團包圍了掌控敘利亞─黎巴嫩戰略幹道的軍事重鎮霍姆斯。同一時間，起義部隊也出現在約旦邊境，並在毫無抵抗的狀態下，全速往首都大馬士革挺進。

弔詭的是，在起義軍逼近首都之際，身為總統的阿薩德既沒有發出戰鬥信號，也未主動提出任何政治訴求，反而在未通知任何政府官員與軍方高層的情況下悄然「人間蒸發」。等到反抗軍順利入城時，眾人才驚覺：阿薩德一族早已趁夜祕密逃離敘利亞，只留下總理賈萊利（Mohammad Ghazi al-Jalal）一人，在完全不知總統下落、也無力指揮殘軍的情況下，被迫以「敗亡政權的看守代表」身分，與入城的反抗軍進行「政府投降與政權和平轉移」的最後談判。

反抗聯盟在12月8日中午正式宣布大馬士革「已被和平解放」。當天傍晚，以HTS為首的領導人喬蘭尼（Abu Mohammed al-Jolani）在全球直播中現身大馬士革──他公開進入城內的世界文化遺產、有1,300年歷史並見證敘利亞歷代王朝興衰的奧瑪亞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Damascus），進行禱告並慶祝這場歷史性勝利。

同一時間，俄羅斯外交部公開證實，離開敘利亞的阿薩德已因「人道理由」獲得俄國政府的政治庇護，一家人目前已安全抵達莫斯科。俄方官媒報導指出：「在離開大馬士革之前，阿薩德已正式辭去總統職務，並希望各方派系能以和平與穩定的方式，完成敘利亞政權過渡與交接。」

當敘利亞各地歡欣鼓舞、慶祝推翻阿薩德家族暴政之際，國際社會的擔憂與疑慮卻同步聚焦在大馬士革。雖然反抗軍贏得了軍事勝利，但各派系之間始終未能就「新政府的未來藍圖」達成共識，令權力真空和第二波內戰的風險無法完全排除。此外，反抗聯盟中實力最強、聲望最高的核心派系──沙姆解放組織（HTS）──自2014年起就被美國政府列名為「國際恐怖組織」，其聲望極高的領導人喬蘭尼更是美國指名懸賞1,000萬美元（約新台幣3.3億元）的「重大恐怖分子」。

1982年出生的喬蘭尼，來自於大馬士革一個遜尼派阿拉伯裔的中產階級家庭。年輕時代，他自稱受到2000年開始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啟蒙，開始對自我認同、集體反抗理論感到興趣。之後，喬蘭尼又因911事件與美國反恐戰爭影響，開始同情蓋達組織（Al-Qaeda）與其領導人賓拉登（Osama bin al-Laden）所提倡的全球聖戰論述。

2003年3月，在美英聯軍即將入侵伊拉克的前夕，敘利亞政府以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與反美抵抗為口號，號召各國年輕人進入伊拉克加入「抗美志願軍」。小阿薩德政府當時不僅贊助各國參戰青年的交通與食宿費用，更故意在美國駐大使館前設置「志願軍集結點」以示抗議──而年僅21歲的喬蘭尼，就是其中被送往伊拉克參戰的「抗美青年」之一。

然而喬蘭尼才抵達巴格達不久，伊拉克的海珊政權就被美軍給推翻。人生地不熟且滿腹時代悲憤的他，於是在亂軍之中被蓋達組織伊拉克分部所招募，成為惡名昭彰的恐怖分子「屠夫」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的手下。在蓋達組織中，札卡維以殘酷善妒、濫殺平民與擅於煽動宗教仇恨聞名，其刻意鎖定平民襲擊、甚至不惜殺害穆斯林無辜婦孺的手法，甚至連賓拉登都看不下去而多次點名譴責。

喬蘭尼自稱，自己在蓋達組織內曾多次抗議札卡維的濫殺行為，並因此成為組織主流派系的眼中釘。但根據CIA的相關紀錄，喬蘭尼相當活躍於伏擊美軍、組織自殺炸彈攻擊等行為，並很快就因為戰功與領導魅力而被拔擢為領導幹部，直到2005年被美軍捕獲並送入反恐監獄坐牢。

在美軍監獄內，喬蘭尼雖然被囚禁了整整5年，但也因為整座監獄的獄友都是恐怖組織的幹部，而得到了更多關於組織、戰術、金流與人脈網路的「關鍵訓練」。因此當他於2010年被特赦出獄後，喬蘭尼不僅沒有回歸平民生活，反而第一時間被接往伊拉克大城摩蘇爾（Mosul），並受熟人推薦而成為巴格達迪──也就是後來惡名昭彰的ISIS首腦──的部下，負責對敘利亞的組織招募與起事策劃。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喬蘭尼奉巴格達迪的指示回到敘利亞探路，並以反對阿薩德為名義成立HTS的前身：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喬蘭尼日後表示，巴格達迪的聖戰理論相當愚昧且投機，所以最初只願意配給喬蘭尼6名幹部和每個月7萬美元（約新台幣230萬元）要他「自行發展」；但當努斯拉陣線開始迅速茁壯、並在極短時間內成為一支擁有5,000名戰士的精銳武力時，巴格達迪卻開始嫉妒喬蘭尼的資源與聲望，兩人也因為組織路線──究竟是要優先推翻阿薩德政權，還是應該成立以巴格達迪為神權政治首腦的「哈里發國」──而開始對立分裂。

由於札卡維和巴格達迪殘忍嗜殺的習性，喬蘭尼與努斯拉陣線在初期刻意隱瞞其與蓋達組織的政治聯結。然而，隨著巴格達迪親自進入敘利亞並以「ISIS」為名另立山頭，兩人之間的複雜關係才浮出水面──儘管在ISIS開始以恐怖政治席捲中東之前，喬蘭尼便於2013年與巴格達迪決裂並爆發內戰，但他仍然與蓋達總部保持密切聯繫，並繼續以自殺炸彈、恐怖攻擊以及針對平民與外國人的綁架勒贖等方式獲取軍費。這些行徑最終導致努斯拉陣線及喬蘭尼本人在2014年被美國聯邦政府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制裁清單，成為美軍全球反恐打擊的主要目標之一。

但隨著俄軍的參戰與敘利亞情勢的改變，喬蘭尼也意識到「全球聖戰」的政治標籤，已對自己打倒阿薩德政權的首要目標造成阻礙。於是從2016年開始，努斯拉陣線不僅經歷多次更名改組，喬蘭尼更公開與蓋達組織劃清界線，強調其行動目的只是為了推翻本國暴政，並無意於影響他國或迫害少數信仰群體。與此同時，喬蘭尼也對HTS的極端主義者進行內部清洗，並在敘北邊境同幾支友善的反抗軍部隊，共同組織獨立的文官內閣「敘利亞救世政府」（Syrian Salvation Government, SSG）──其一方面強化HTS武裝部隊的專業性，使其成為軍紀嚴明的善戰部隊，二方面則藉由地方自治開始養成技術官僚，藉此在混亂的內戰局勢中以穩定廉潔的公共服務，培養出「理性務實」的政治聲望。

在此期間，喬蘭尼不僅開始改變政治形象──例如他開始減少傳統的部落穿著、改以西裝或軍服的幹練形象現身，也積極透過中間人與文官代表向美國政府示好，像是他曾不斷接觸川普與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中東政策官員，希望證明HTS已經完成路線改革，因此西方世界不應將之視為蓋達、ISIS的同路人。同時，喬蘭尼也在2021年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長達數週的獨家貼身專訪，藉此解釋自己已與過去的恐怖主義經歷切割，並期待與美國等「世界盟友」展開務實理性的接觸合作。

然而喬蘭尼的呼籲卻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信任，川普與拜登政府都不置可否，一直到2024年12月，HTS為首的敘利亞反抗聯盟即將攻入大馬士革前夕，國際社會才終於開始嚴肅地討論：該如何對待HTS在敘利亞的執政前景。

支持意見認為，HTS在伊德利布的執政聲望，展現了其組織的理性、務實與去激進化的努力。雖然喬蘭尼的極端主義背景讓人有所疑慮，但HTS在推翻阿薩德的最終作戰中，展現了罕見的政治專業與戰略自制力。例如，HTS部隊並未將「殲滅敵人」作為唯一目標，而是透過談判與交涉拉攏政府軍派系解甲投降。在象徵意義極為重大的大馬士革收復行動中，HTS不僅頒布了各種禁止擾民的軍令，還協調看守總理賈萊利維持社會秩序，並展開政權和平轉移談判。這些行動，顯示了HTS在迴避不必要流血與維持局勢穩定上的高度政治敏銳與管理能力。

然而，質疑意見則認為，儘管喬蘭尼積極表達了「政治和解的高度誠意」，HTS畢竟只是敘利亞反抗聯盟的眾多派系之一。其組織的勢力與有效治理範圍僅限於敘北的伊德利布省，因此喬蘭尼能否真正團結各方力量，並以客將之姿穩定阿薩德殘黨與南方派系的反抗軍，國際社會普遍抱持懷疑態度。

此外，雖然HTS在政府管理上試圖擁抱「現代化治理」，並承諾在過渡政府成立後主動解除武裝、推動武力國家化，但其內部仍主張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的傳統法度；在關鍵政策上，如施行伊斯蘭法、保障女性權益，以及允許不同信仰公開傳教等問題，HTS的官方態度依然保守，襲擊異議人士、以武力恐嚇反對意見的做法，也未完全停止。這些行為，讓外界對其真正改革的誠意與能力存疑。

儘管敘利亞新政府的組成仍充滿變數，但阿薩德政權的垮台，已對中東國際政治格局產生深遠且立即的影響。

例如，伊朗長期對阿薩德家族的軍事支持與援助投資，包括過去十多年的志願軍損失，以及因阿薩德垮台而可能化為烏有的巨額債務借貸，隨著敘利亞政府軍的全面瓦解，幾乎注定歸零。更嚴重的是，伊朗不僅失去了敘利亞這一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堅固盟友，過去20年形成的「什葉派新月」戰略同盟──連接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及黎巴嫩真主黨的地緣影響網路──也因敘利亞驟然變天而出現真空。加上真主黨近期在以色列打擊行動中遭遇斬首重創，伊朗在地中海東岸的戰略影響力將大幅萎縮。

俄羅斯同樣遭受重大戰略挫敗。儘管以HTS為首的敘利亞反抗聯盟並未明確將俄羅斯列為敵人，但長期與阿薩德並肩作戰的俄軍已準備大規模撤離。俄國海軍緊急撤出敘利亞港口，駐敘利亞的俄國空軍也正在撤收裝備。

雖然俄羅斯外交部對外宣稱「莫斯科將尊重敘利亞局勢變化，並期待與新政府建立穩定關係」，但俄國軍方對於後阿薩德時代的中東布局仍充滿焦慮。俄國在敘利亞西部海岸建設並持續擴張的空軍基地與海軍軍港，不僅是俄軍進出地中海、牽制北約的戰略據點，也是俄國指揮傭兵部隊參與非洲戰事與情報網絡的重要中轉站。失去敘利亞作為支點，將顯著削弱俄羅斯在中東及北非的戰略影響力。

與此同時，西方各國雖對「阿薩德的垮台」表示歡迎，但後阿薩德時代的敘利亞政治，仍隨時有演變成軍閥亂鬥的「第二次內戰」可能性──特別是執政路線與包容誠信仍待考驗的HTS會扮演什麼角色？流亡俄國的阿薩德，是否有機會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遙控敘利亞局勢，進而以煽動派系衝突的老招，尋求捲土重來的機會？

此外，與敘利亞相鄰的以色列，雖然對阿薩德作為伊朗和真主黨關鍵盟友的垮台而感到滿意，但喬蘭尼與HTS對以色列的態度依然撲朔迷離。儘管HTS多次強調，「從阿薩德暴政中解放敘利亞人民」是其最高任務，但在阿薩德下台後，敘利亞反抗軍將如何處理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喬蘭尼本人又會如何應對戈蘭高地問題，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喬蘭尼的家族來自戈蘭高地──喬蘭尼一詞作為他的名銜、稱號，在阿拉伯語即為「戈蘭人」之意──該地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被以色列軍事占領。他的祖父帶著家人逃往大馬士革後，家族就一直懷抱故土之情。因此，戈蘭高地問題不僅具有地緣政治意義，對喬蘭尼更有深厚的個人情感牽連。

以色列對敘利亞政權更迭後的潛在威脅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在戈蘭高地問題可能重新成為議題的背景下，以色列已迅速加強北方防務，預備應對來自戈蘭高地的「任何可能變化」。

但與國際社會的謹慎觀望相比，無論是海內外的敘利亞社群多對阿薩德家族終於垮台感到極為興奮和開心。除了流亡各國的難民社區開始狂歡慶祝，敘利亞國內傳來的街頭派對與歡樂情緒，亦是敘利亞人對於「打倒專制獨裁」最直接的反應證明。

在社群網路上，也有不少敘利亞記者強調：

「敘利亞人有權慶祝阿薩德家族的垮台，而沒必要接受國際社會對敘利亞不安未來的『現實主義說教』。」

在一般敘利亞人眼中，阿薩德的垮台不僅僅是單純的獨裁者更迭，而是人民好幾個世代的恐懼、壓力與悲劇來源，如今以一種極為夢幻的方式在民意壓力下而崩潰，對於哪些目睹親友遭到阿薩德政權殘酷殺害的敘利亞倖存者而言，此刻的「情緒解放」具有極大的歷史與集體意義。

這些意見強調，那些生活在敘利亞、對於13年內戰有第一手經驗的敘利亞人並不天真，他們非常清楚阿薩德下台並不代表明日就會天下太平，但至少在這一刻，流亡海外者終於能夠抬頭挺胸地以「敘利亞人」而非「敘利亞難民」的身分自我宣示，留守家園者也終於能自由呼吸、大聲哭泣──至少今夜，他們不必再為了政府軍空襲、或祕密警察上門抄家而無法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