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YSK）在5月16日公布的官方數據，代表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爭取連任的現任總統厄多安，在第一回合投票拿下了49.51%的選票，這不僅距離跨越50%的直接當選門檻只距離0.49%，也反超選前民調一度過半、最後卻只拿下44.88%得票的反對派競爭者──代表傳統大黨「共和人民黨」（CHP）出戰的基里達歐魯（Kemal Kılıçdaroğlu）。

儘管兩輪投票之間，仍留有兩個星期的重新宣傳期，但土耳其輿論與國際媒體卻都一致看好厄多安能三度連任，這一方面是因為土耳其各級政府機構與媒體機關都已被厄多安系統牢牢掌控，二方面則是因為土耳其國家主義與庫德人民族意識的認同衝突，正再一次分裂著在野聯盟「挑戰厄多安」的脆弱團結。

現年69歲的厄多安是現代土耳其歷史中，掌權時間最久的國家領導人。從2003年登上大位至今，厄多安超過20年的執政統治，不僅任期長度早已超越「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土耳其的政治生態與國際處境更出現極為戲劇化的改變。

出身貧寒的厄多安，早年因為家境問題只能求學於伊斯蘭經學院，這段期間不僅形塑了他身為穆斯林的政治認同感，更因他天生的口才與群眾魅力，成為保守派學生社團的明日之星。但在20世紀的土耳其，由於國父阿塔圖克留下來的政治遺訓，堅持強調土耳其應該「恪守政教分離」，在政治場域與社會上的宗教號召與認同符號都會遭入罪壓制。一直到1990年代土耳其政治開放，厄多安的從政之路才終於憑著1994年伊斯坦堡市長選舉的驚奇勝選而發跡。

在伊斯坦堡市長任內，年輕而充滿精力的厄多安形象清新進步，對外更大膽打出「穆斯林認同」的政治口號，強調自己雖然相信土耳其政教分離的世俗價值，卻也認為信仰指導的博愛、慈善與互助美德，是應該包容、保留、而不該被一刀切而排除於公眾議題之外。厄多安喊出的「政治伊斯蘭」認同，雖然一度遭到當時的土耳其政府取締打壓，厄多安本人甚至因此被控「煽動宗教仇恨罪」而獲罪入獄，但他的個人聲望與政治影響力卻因此扶搖直上，並在2000年過後成為政壇巨星。

2001年2月，土耳其因為長年累積的巨額政府赤字而爆發金融危機，一時間崩潰的股市、匯率讓土國經濟陷入蕭條。而此時抬頭的厄多安與他新成立的「正義與發展黨」，一方面採取親商改革的經濟自由主義，二方面則與宗教界的濟貧與社福系統合作，積極協助底層民眾走出低薪與高失業的改革陣痛期。因此在2002年的國會選舉中，清新而極具活力的AKP就打著「經濟開放，社會保守」的旗幟取得大勝，並讓厄多安在2003年當上領導國家的土耳其總理。

厄多安執政初期，曾被國際社會盛讚為「民主之星」──因為厄多安一方面改革了土耳其的財政體質，讓過去飽受債務與通膨所苦的土國享受了一段相當穩定而長期的經濟高成長期；二方面厄多安也積極與西方國家交好，包括擴大經營同美國與北約的戰略合作，同時也主動配合一連串的政經改革與外交談判，高調爭取「土耳其加入歐盟」；三方面他更穩住了土耳其的世俗派與軍方菁英，用更開放、包容、溫和與進步的方式向世界證明「政治伊斯蘭」的可行與兼容性，這不僅讓土耳其成為西方與穆斯林世界交流的橋梁，2010年阿拉伯之春後，更讓土耳其成為聲援中東各國公民革命的「民主燈塔」。

然而阿拉伯之春帶來的國際巨變，卻開始影響土耳其的內政與外交處境。厄多安執政10年的高經濟成長率開始轉趨飽和，因敘利亞內戰而引爆的中東難民危機，更讓收容數百萬難民的土耳其社會承受極大壓力；與此同時，AKP在國內推行的一系列宗教保守政策與開發計畫，也屢屢傳出裙帶弊案或社會爭議，民間累積的不滿情緒最終就因2013年伊斯坦堡的蓋齊公園都更拆遷案而爆發，進而演變成全國抗爭與警方暴力清場的反政府示威。

2013年蓋齊公園抗爭案後，厄多安的政治形象快速轉趨威權與保守，其一方面開始大力取締NGO與青年政治團體，二方面也不斷透過控罪興訟與商業打壓來收攏對於媒體輿論的管治權力。但真正的危機爆發卻是2016年7月土耳其軍方發動軍事政變，試圖刺殺厄多安並推翻AKP政府，儘管該次政變在48小時內就因公民反抗而土崩瓦解，但震怒錯愕的厄多安卻以此發動了大規模的社會清洗，並進一步將軍隊與政府公務體系的權力收攏集中，強化自己的統治權力。

2017年，厄多安爭議地發動修憲公投，正式將土耳其從內閣制改為總統制，並擴大賦予​​總統立法、向國會提預算案、任命內閣、頒布緊急狀態⋯⋯等重大權力；此外，在修憲之後，厄多安的總統連任限制也重新歸零，自此土耳其也就進入了「超級大總統」的半專制時代。

厄多安成為超級大總統後，取得巔峰權力的他，執政運勢卻開始急轉直下。先是2020年的COVID-19全球疫情，讓土耳其遭遇了慘痛的生命財產損失，除了超過10萬國民病亡，土耳其素來仰賴的觀光業、出口輕工業也都遭遇重創。

對此，掌握政策大權的厄多安總統在2021年年底卻採取了爭議決策：他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通膨中，土耳其不應該輕易跟隨歐美腳步提高利率，反更應該趁機再度降息、以維持土耳其的出口優勢拚經濟。但厄多安的低利率堅持不僅沒能吸引外資投資，反而讓土耳其里拉陷入劇烈貶值，進而縮小了一般民眾的實質資產、放大了土耳其的經濟危機。

在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同時，俄羅斯又在2022年2月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這不僅對鄰近的土耳其帶來極大壓力，因戰爭暴漲的國際糧食與能源價格，更結合後疫情時代飆升的全球通膨，逼使土耳其墜入巨大而沉重的通膨陷阱。

土耳其的通膨率一度在2022年年底飆漲到80%以上，2022年里拉對美金的匯兌更貶值超過50%──但更糟的是，2023年2月6日土耳其東南部發生大地震，除了造成超過50,000人死亡外，大規模的房舍倒塌更讓至少300萬人失去家園。

厄多安政府在強震過後的災後應變，一度激起土耳其舉國民怨。因為在強震過後，土耳其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遲緩，許多重災區一直到4天後才收到中央發來的搶救物資；同時，強震中倒塌的多數建築，都是過去20年間建設的新式建築，因此厄多安任內與建商合作的國土開發炒作與建築安全法規鬆綁，也被輿論批評為倍增死傷的政策遠因，但對此厄多安卻拒絕承擔政治責任，反而不斷強調「天災無情」， 甚至稱國民應該坦然接受「人類面對極端天災的脆弱性」，並建議大家應該積極邁向災後重建的現實。

經濟危機與慘烈震災的雙重衝擊，讓不滿AKP一黨壟斷權力與壓迫政治自由的各大反對黨找到機會，在國會最大在野黨CHP的邀請下，共同組成「反厄多安大聯盟」，推派74歲的CHP領袖基里達歐魯擔任在野聯盟的總統候選人，爭取「民主變天」。

公務員出身的基里達歐魯，雖然以溫和、沉穩與冷靜聞名，但與魄力驚人又擅於煽動表演的厄多安相比，基里達歐魯的政治魅力與領導個性一直被批評為「缺乏活力」，因此直到2019年伊斯坦堡市長選舉之前，基里達歐魯與CHP總是屢戰屢敗，連續9次大選都敗給了厄多安、留下超級難堪的100%敗選率。

不過2023年大選之前，基里達歐魯的老好人形象此時卻派上用場，成功地拉攏了政治光譜、族群認同與政策立場各自迥異的多個小黨組成選戰同盟「六方圓桌」（Table of Six），試圖用更包容、多元與冷靜的形象，說服選民結束厄多安的20年統治。

與厄多安初出政壇時的政策號召類似，基里達歐魯的選舉策略一方面強調要恢復土耳其的經濟秩序，二方面也主打「恢復加入歐盟談判」與「修復北約關係」。同時，他更喊出要「再次修憲」，不僅承諾自己不會尋求總統連任，還準備重新把土耳其改回內閣制政府、收回厄多安擴大的超級大總統權力。

基里達歐魯的「反厄多安牌」，一度讓在野聯盟在選前民調中取得過半優勢。但實際投票的結果卻讓期待變天的各方輿論為之錯愕──因為厄多安仍是全國得票第一名，AKP在國會選舉投票中更拿下了穩坐第一大黨的過半得票率。

更出乎外界意料的是，厄多安雖在西部沿海、東部庫德區、首都安卡拉大敗於基里達歐魯，但在伊斯坦堡、保守的安納托利亞高原內陸、甚至是在地震中死傷慘重的東南地區，AKP都仍維持著勝利領先，這也讓國際輿論跌破眼鏡，不理解為何選前的經濟民怨與震災憤怒並沒有催出「報復厄多安票」的選情局勢？

土耳其選後輿論大多認為，雖然大地震的救災亂象，嚴重動搖了厄多安的民間聲望，但土耳其中央政府在震災3星期之內就搶在各地開工重建，卻讓許多家破人亡失去一切的災民，重新相信或必須倚賴「超級大總統」所代表的強人效率。再加上持續惡化的經濟危機中，許多基層勞工與低收入家庭反而更為倚賴厄多安政府承諾的薪資補貼與社福救濟，惡性循環的依賴反而強化了農村地區對執政黨的固樁。

除此之外，主打大聯合的基里達歐魯，雖然積極拉攏土耳其的庫德族選民，並說服庫德系政黨不要另外推出庫德候選人來分散在野聯盟票源。但此一策略卻也引發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不滿，更讓AKP見縫插針指控基里達歐魯「與恐怖主義者共謀」，意圖分裂土耳其的民族認同。

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分析認為，雖然基里達歐魯爭取到庫德政黨的消極配合，但CHP過去執政時期也曾長期鎮壓庫德文化，基層的庫德選民亦不大認可「土耳其裔的總統候選人」，因此最終催出的實際庫德選票並不如CHP所預期。

此外，在第一回合投票中，取得5%選票的第三勢力──土耳其民族主義的極右派候選人奧安（​Sinan Oğan）──就以「造王者」的身分呼籲基里達歐魯，應該公開宣布切割庫德人，除非CHP重新承諾土耳其民族認同的團結與統一，否則奧安與其支持者的關鍵5%選票將不轉向基里達歐魯。

事實上，認同政治一直是厄多安選戰批評的攻擊主軸，其一方面攻擊庫德政黨為「恐怖主義同路人」以分裂在野聯盟的票源，二方面也不斷針對基里達歐魯本人的少數派信仰背景。與土耳其穆斯林信仰大宗的遜尼派不同，基里達歐魯出身於什葉派旁支的阿拉維派（Alevis），該群體除了信仰觀念與主流體系不同之外，允許飲酒、不作麥加朝覲與齋戒月等傳統，也時常被主流穆斯林視為「異端」。

在土耳其的西部沿海與大都會區的世俗派選民而言，基里達歐魯的信仰背景是他的個人自由；但在安納托利亞高原中部的保守農村，基里達歐魯卻被視為外來者，因此厄多安才會不斷在造勢場合與公開演說中刻意嘲諷基里達歐魯是「私德敗壞的酒鬼」，暗示他與土耳其社會的生活差異性，將影響基里達歐魯帶領國家的方向與適任性。

隨著第一階段選舉結果的出爐，國際社會也重新討論起：土耳其「強人統治」的再度持續，對於世界局勢會帶來什麼風險？

一部分意見批評厄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已沒有能被民主世界信任的自由價值，像是在俄烏戰爭中，土耳其對北約團結的處處作梗，以及與俄羅斯暗通款曲的眉來眼去，未來恐將進一步使土國與西方外交對立，甚至擴大成為北約的戰略破口；另一邊意見則認為，土耳其的經濟危機恐將隨著厄多安的勝選而快速惡化，去年（2022）已經貶值超過50%的土耳其里拉，或將在現行政策下於未來數個月內再度貶值50%；而原本就因為經濟危機、災後重建與區域局勢而排外氣氛緊繃的土耳其社會，在對待庫德人與阿拉伯難民問題上，恐也會出現更強硬激烈的衝突危機。

不過美方向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表示：美國與厄多安目前的嫌隙焦點，主要在於瑞典加入北約的同意程序。儘管厄多安目前仍堅持指控瑞典同情土耳其境內的庫德分離主義，不願承諾在7月北約峰會召開前同意瑞典的入盟申請；但隨著厄多安的連任有望，美方已準備放寬軍售或安排厄多安訪美，以交換厄多安在北約問題上的外交妥協。

同時，選舉前夕人在法國巡迴演說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則藉由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專訪，批評西方世界對於土耳其的民主困境，存在著非常現實的雙重標準：

「某個程度上，批評厄多安專制的是歐洲，但讓他繼續掌權的也是歐洲。」以人權問題為例，「一方面，厄多安因限制言論自由、監禁作家等而受到歐洲領導人的批評；但另一方面，德、法等西方大國也暗暗竊喜，因為反對派的基里達歐魯曾承諾要驅除滯留在土耳其境內的300萬外國難民，相反的厄多安則信守『承諾』，在可見的將來裡繼續把數百萬難民擋在歐盟門外。」

選舉過後，土耳其即將於2023年10月迎來「共和國建國100週年慶」，但在選戰情緒與政經危機的包圍下，土耳其的民主面對的卻還是一片模糊的黑暗，隧道的彼端仍透不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