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俄羅斯與DPR政府卻拒絕承認他們的正規軍身分，不僅以3人的外國籍身分來指控他們是「非法的國際傭兵」，更以此主張「傭兵本來就不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戰俘權利」；甚至向倫敦公開喊話，呼籲英國政府應以「對等國家之姿」，與不被國際承認的DPR直接談判換俘。

3名外籍士兵的死刑判決，很快引發了當事諸國與聯合國的震怒。但截至6月13日為止，各方交涉都沒有進展，被囚的3人必須在一個月內提出上訴、或取得目前自稱是DPR領導人的普希林（Denis Pushilin）的特赦，不然就將被槍決處死。

儘管被俄國政府指控為「非法傭兵」，但被判死刑的皮納、阿斯林與薩杜內，卻都是在2022年2月24日──俄軍入侵烏克蘭──開戰之前，就已經循官方募兵程序，正式加入烏克蘭軍隊的「註冊士兵」。

48歲的皮納，是英國陸軍出身、皇家盎格魯軍團（Royal Anglian regiment）的資深老兵，過去曾隨聯合國派駐波士尼亞維和。從英軍退伍後，他一度在英國本土的廢棄物回收業擔任主管，卻在2018年移居烏克蘭參軍。

自從烏克蘭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被俄軍打得兵敗如山倒後，烏軍就一直積極改革軍隊現代化。過程中除了北約派遣的軍事顧問團外，擁有實戰經驗的退伍軍人也是烏軍招募的重點之一。有豐富軍事經驗、且曾服務於北約盟軍的皮納，於是就順理成章地獲邀參軍，並以超過40歲的相對高齡，加入烏克蘭海軍陸戰隊。

在參軍的同時，皮納也與烏克蘭籍的妻子結婚，育有一子。原本今年底，從軍合約屆滿的皮納就要退伍，並與妻子一同從事民間人道救援工作。直到2月24日俄軍入侵之前，一家人都定居在馬里烏波爾──這裡是皮納的家，也是他與陸戰隊36旅並肩血戰兩個多月，最後彈盡援絕、被俄軍俘擄的地點。

28歲的阿斯林，一樣來自於英國，參軍軌跡卻與同鄉的皮納不盡相同。阿斯林並沒有英軍的服役經驗，年輕時曾英格蘭中部擔任長照照護員。

直到2014年夏天，ISIS在中東猛爆式崛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佔了大半伊拉克與敘利亞、建立了恐怖統治的哈里發國，對不服從者與少數民族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並在敘利亞─土耳其邊境的科巴尼市（Kobani）與庫德族反抗軍爆發殊死決戰──庫德族在科巴尼與ISIS的決戰，號召了各國青年響應參戰，其中就包括辭去工作、獨自一人跑到土敘邊境參加「反恐戰爭」的阿斯林。

或許由於不那麼愉快的歸鄉經驗，2017年秋天才從中東返英的阿斯林，很快就和皮納一樣，在2018年轉投烏克蘭參軍。阿斯林一樣被編入海軍陸戰隊，並他同時也在烏克蘭認識了自己的未婚妻，兩人原本計劃今年4月就要舉辦婚禮，但卻因戰爭開打而無限延期。

由於薩杜內沒有軍事經驗，入伍新訓還沒多久，戰爭就突然開打，因此被編到海軍陸戰隊的他，才被指派為非戰鬥任務的軍用卡車駕駛兵。沒想到所屬的陸戰36旅卻深陷最激戰的馬里烏波爾戰區，薩杜內才會投入亞速鋼鐵戰的攻防戰。

以上3人雖然都在馬里烏波爾戰線，卻分別在3月下旬至4月中旬，因斷糧、缺水與彈藥用盡，而各自隨部隊投降、或在交戰中被俄軍俘虜。

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對於3名外籍戰俘的「死刑判決」，之所以被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譴責為「黑箱控罪」，是因為3人審訊過程除了最後的庭上認罪與死刑判決外，其他完全不公開、不透明，在6月9日的法庭判決文件中，外界也只知道被判死刑的結果，但3名被告究竟犯了什麼樣的「實際重罪」？具體的犯行敘述卻接近為零。

DPR法庭表示，3名戰俘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們皆是「非法傭兵」，並「意圖以武裝暴力奪取權力」；整起訴訟之所以沒有公開審判，是因為軍事法庭的軍機敏感性，況且3人屬「外國傭兵」，所以才會被排除於《日內瓦公約》之外，不受戰俘人道待遇的法律保障。

俄國與DPR的主張源自於1977年《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47條第1款：「外國傭兵不享有作為戰鬥人員或戰俘（Prison of War）的權利。」但該條第2款所說明的傭兵定義，卻又明顯與DPR的判決邏輯相悖，因為在《日內瓦公約》裡，構成「傭兵」身分的定義，包括以下6項：

然而被判死刑的3名外籍戰俘，不僅是烏克蘭國防部正式註冊的「正規軍士兵」（與第5項相悖）；3人的從軍日期，都早於2022年2月24日的開戰時間（與第1項相悖）；其中，兩位英國人還是衝突區的長住居民，其中之一更已歸化為烏克蘭公民（與第4項相悖）──換句話說，3名戰俘的身分皆符合國際認定的「正規戰鬥員」。而DPR的有罪控訴，光從定義上就無法證明3人真為傭兵，後續不公開審理的死刑決定，更因此遭到聯合國公開批評為「違反戰俘待遇公約」而涉嫌犯下戰爭罪。

不過2名海外公民被俄軍逮捕控罪，對於英國政府仍然是極大的政治壓力。因為在馬里烏波爾被俘的烏軍士兵恐達2,500人，之中還有多名英籍戰士「被俘後失蹤」；無論倫敦願不願意與DPR直接談判，被扣在俄軍手裡的英籍戰俘可能愈來愈多。

除此之外，本次被判死刑的3人都是開戰之前就已完成兵籍註冊的「烏克蘭正規軍士兵」，其認定爭議相對較小；但在2月24日戰爭開打後，世界各地都有受基輔號召而趕來報名參戰的「國際志願兵」──像是英國保守黨現任國會議員海倫．格蘭特（Helen Grant）的兒子，班傑明．格蘭特（Ben Grant），就是響應參戰，且在社群網路上高調擊殺俄軍坦克的外籍志願兵──就算與烏克蘭政府簽訂合約，但這些後來者的參戰地位卻模糊且有爭議。

事實上，在這場戰爭中，無論是烏克蘭還是俄羅斯，都有大量的外籍戰士以志願者或承包商的名義參戰──但亂軍廝殺中，該如何分辨誰是「戰士」？誰又是「傭兵」？

雖然《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裡，對於「傭兵」的定義有著基礎的定義。但在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的變化也造就了「私人軍事服務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y, PMC）的產業崛起。PMC指的是民間成立的武裝保全或國防服務承包商，例如美國「黑水公司」（Blackwater）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PMC是否算是「傭兵」，在定義上卻一直存在爭議。就國際普遍認知的標準，PMC大多依法註冊成立公司，雖然承接軍方、政府、大型企業與國際組織業務，提供各種衝突地區的保安服務，但基本上不得主動參與作戰行動，不直接涉入武裝衝突以避免法律爭議。

不過在公開登記的PMC之外，另一個爭議的現代傭兵案例，則是傳由克里姆林宮遙控指揮的俄國民間軍事組織「華格納集團」（Wagner Group）。

事實上，正因華格納集團的惡名昭彰，DPR與俄國本次的傭兵死刑指控，才特別引發國際集體的憤慨。但此一爭議審判，恐只是俄國「政治施壓」的心戰攻勢開始──因為除了更多的歐美志願兵恐已被捕外，馬里烏波爾與烏東各地也都還有被俄國抓走的戰俘，與大量被強送入俄國本土審訊營的烏克蘭撤離平民，他們隨時都可能被俄國公開判罪，以作為普丁藉口出兵烏克蘭「去納粹化」的展示戰果之一。

但這樣的人質大審判，真的能讓基輔感到壓力嗎？《新報》歐洲版的分析不以為然。該報認為，俄軍的人質戰術，雖然能藉由換俘強迫烏克蘭與之談判，但不透明的審訊與高度公開的爭議判罪，卻已讓烏克蘭輿論回想起1930年代史達林迫害烏克蘭社會菁英的大整肅──適得其反的結果，恐怕只會加深烏克蘭與西方同盟的抗俄情緒，而不是克里姆林宮期待強迫認輸的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