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現場，兩千多位來自小琉球、東港、前鎮、蘇澳的漁民和漁業團體，拉著「呼籲修法、拯救漁業、還我生路」的布條，喊著「政府不救、漁民自救」的口號，至農委會和立法院前抗爭，在選前施壓政府。他們提出9大提案、26項訴求，主要包括：鬆綁漁工的僱用規定、放寬漁獲的監理措施、減少違法行為的罰則與罰鍰。

台灣漁業自救的怒吼，其實從年初至今，已悄悄醞釀了快一年。

2016年底，《報導者》製作的調查報導「造假・剝削・血淚漁場」，揭開台灣遠洋漁業的真相：包括擁有世界最多的遠洋漁船的台灣，靠著大量外籍漁工日夜作業撐起輝煌戰果，漁船上常見對漁工的剝削；同時不乏漁船鋌而走險洗漁、非法海上轉載的案例，更讓台灣成為非政府組織眼中關注的目標。

根據漁業署網站11月1日公布的最新統計，三法實施後，因非法漁撈和違法僱用外籍船員而受罰的船數，達131艘（有些船隻重複受罰）；罰鍰的金額達1億1,858萬元。

漁民們不習慣高額裁罰，直說這是「滅漁」、「要漁民活不下去」，此次北上，要求政府減少執法的力度、降低裁罰金額；而政府揹負著解除黃牌包袱，如今從半世紀來的產業推動者，反成為強力執法者，心情也沉重。

但治理的那條線要劃在哪，漁民和政府意見不同，甚至成為彼此的噩夢。

三法實施後，台灣遠洋漁船在三大項目裡觸法最多：漁船定位回報、電子漁獲回報和卸魚通報上，很容易有狀況及回報不實。這也看出國際過往對台灣漁船的過撈、濫捕及洗魚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

船位回報是各國船隻都要遵守的規定。過往台灣漁民們的想法是，遠遠一趟「水路」出去，油錢上百萬，VMS不論是壞掉、或船長刻意關掉逃避監控，都要等船隻滿載才回航；也因此現場經常出現，即便漁業署寄雙掛號給船東要求赴漁業署說明、打船上的衛星電話通知船長回航，但船長寧可被罰上幾萬元，也不就法。

一開始，船主們認為三法只是做做樣子，應付歐盟。但以2017年三法執行後，以第一批遭重大違規裁罰的屏東「東聖福27號」的小型延繩釣船為例，當時東聖福27號非法進入他國經濟水域作業，漁業署連續通報船主數天，船主置之不理，東聖福最後被處分100萬元。

一位對監管業務相當熟悉的內勤人員表示，「以東聖福27號該航次（約半個月）所抓的非法漁獲價值近300萬元，在漁獲並未沒收的情況下，實際上並無處分效果，」所以，「若不提高罰則，以原有罰鍰3萬到15萬處分，等於是鼓勵漁船從事非法作業。」

這個罰鍰讓漁民們驚覺，遊戲規則全然改變。

整理過去一年半遠洋漁船違法的處分名單，其中不乏VMS斷訊未回報船位、未經允許進入他國經濟海域作業的船隻。每一項裁罰金額在50至100萬元間。

除認為罰則太重，也認為政府要求漁船因船位回報器故障就被要求在一個月內返港，「不符漁業經營效益造成虧損」，漁民的訴求之一是想談判爭取船位回報器若故障，能在該航次作業完畢後，再進港修復。

除了船位回報，電子漁獲回報的缺失、卸魚通報不實，更是近來處分的大宗。

過往，船上的卸魚聲明是一次性的，船進了港口卸魚，由船東自我報告；現在，船長在遠洋作業，每天都得透過填寫電子漁獲報告（E-logbook），回報船上的漁獲總類和數量。這是為了避免過撈、非法轉載和洗魚而有的要求。

過去一年半，漁船因漁獲回報和卸魚通報不實，被處罰的比例相當高。違法的以船型較小的50噸到100噸間（CT4）的小釣船最多，其次是200噸到500噸漁船（CT6）、20噸到50噸漁船（CT3）。

台灣人敢冒風險，東港、小琉球有最多小釣船，100噸以下的船隻佔台灣漁船總數1,139艘的61.5％，達701艘。這些小船可以在船上只有幾枚漁工、空間極小的狀況下，衝至南太平洋，甚至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等地，作業時間最長可達半年。

台大醫院環境與職業醫學部住院醫師陳秉暉近年在研究職災時發現，各國對於小型漁船出港多有嚴格限制，但台灣小釣船可以一出海180天，加上欠缺較多資本和空間，根本無法配置兩套VMS（一套壞了，還有備用的），也無法提供漁工較多的訓練，中小船上的職災更容易發生。

但中小型漁船在近海200海浬內抓不到魚，幾乎都往遠洋去抓。

小琉球漁會輔導股長曾毓中說：「像我們漁村鄉下，程度較低，比較沒有念書的一觸法，他漁獲回報不正確，被重罰200萬，就哭著說『股長，能不能請漁業署看一下，我船上E-logbook還不會操作。』」曾毓中認為，漁業署應跟歐盟溝通，台灣的國情會有一群人不是故意違法，而是需要時間教會他們做好。

實務現場，漁民究竟是不慎違規，還是僥倖取巧，無人能知。

事實上，電子漁獲回報制度推動約3年，早在遠洋漁業三法生效前，漁業署開了不少課程輔導；但一來船長經常在海上，二來船長不諳電腦，學習困難，「漁業署遠洋科來到琉球漁會教學，一個人教50個漁民，我就不會打電腦，一下子學不會，」從18歲就出海的蘇先鋒，今年60歲，這是他第一次抗議，他說不知道有誰能幫忙他。

這次漁民的另一大訴求，是希望漁業署補助所有船隻購置備用電子漁獲回報器，同時要求卸漁數量與回報數嚴重不符時，政府能准予他們以「更正資料」取代罰鍰。

過往習慣鬆散管理的船主們，要的是充滿彈性的柔性執行。

但政府卻在短時間內立下了不可踰越的紅線。

為了監管，漁業署在一年間增加了16名現場卸魚的檢查員，上船的科學觀察員也從55位增加到110位。以目前政府的檢查計畫為例，遠洋漁船在國內卸魚，檢查率是10％以上，而且是「全程監（控）卸（魚）」，若漁獲過多，而要監卸2天，檢查員會在漁艙上貼上封條，隔天再檢。每次出動5～10個人，有的觀測、有的錄音蒐證，更有人在磅秤旁記錄公斤數等。

這大大改變了漁村自在的氣氛，被抽查的船東和船長也苦著臉。

檢查實效的確驚人。今年10月被開罰的高雄籍的小釣船金昌六號，就在卸魚時被發現漁艙裡有近3.7萬公斤的禁捕黑鯊與花鯊。船東後來被裁罰950萬元，船長被裁罰190萬元。

相較日本、挪威、紐西蘭等國際上較遵守遊戲規則、回報體系精確、檢查率更高的國家，台灣的機制仍較寬鬆；但若相比制度落後的越南、泰國、中國，台灣的遠洋三法的確嚴格許多。此外，國際組織也因台灣漁撈實績驚人，將台灣漁船的違規行徑，不成比例放大。

深入漁港，與漁民交談，會發現漁民們此次抗爭的背後，是目睹少數國家捕漁的惡形惡狀，加上三法實施後讓漁民感到處處受限，有股內外交迫的擔憂與憤怒。

一位小釣船的陳船長說：「以前印度洋很好抓，一年40、50噸都有。現在印度洋都沒辦法抓了，越南船籍很多啊。」

他們描繪越南船的漁法，「用焚寄網，就是用火（引魚），網子縮起來。不只如此，人家跑到我們小琉球，琉球嶼內，進我們領海，啊我們政府成天叫我們守法，人家非法沒關係啊，我打電話給海巡署，他說我們雷達沒有掃到。」

每個船主亳無例外地舉出中國政府補貼船主的例子。洪慈靖受訪時表示，「日子過不下去我們愛什麼國啦，依我們漁民態度，誰來管我們都沒意見，只要可以保障我們工作財產權。大陸加油、補給都給你，那大陸管我們也不要緊啊。」她的想法也在不同船主身上聽見。

當漁場、漁法、漁獲被限縮，船東們對營運成本極為敏感，任何一丁點成本的堆高，都讓他們難以承受。這點在漁工的僱佣與薪資上也很明顯。

去（2017）年境外聘僱漁工薪資一律從最低300美元調高至每月450美元，不少船東私下批評：「日本都只有350美元，這樣是要破壞市場。」目前人權團體仍希望有機會上調至600美元，甚至進一步廢除境外聘僱制，全部適用《勞基法》。但這次業者的另一訴求是將目前以《就業服務法》聘任的境內聘僱外籍漁工，能排除於《勞基法》工時、時薪、加班費的規範，另訂漁業專法管理。

在目前的氣氛下，漁業團體的訴求是要朝「減少雇主負擔」、「減少對漁民處分」等方向修改，若朝這個方向來規範漁工的工作環境，勢必走向鬆綁。好不容易漁工人權已向前推進一步，業者的訴求不進反退。

遠洋漁業裡1,100多艘漁船的作業標準，像一條拖得很長的隊伍，在漁船、漁獲、漁工的管理和想法上，不同船主們的能力與想法落差極大，在後頭脫隊的船主持續要求政府降低標準。

但長期來的執法低標，正是台灣拿了3年黃牌的關鍵。走在隊伍裡的一位南方澳老船長說，雖然自己不認同這次東港和琉球漁民的訴求，但不好意思不來聲援：「黃牌沒有辦法卸掉，只有死路一條。進來的魚賣不出去怎麼辦？立法通過，這怎麼可能取消？」

遠洋漁業治理的標準已拉高，大船還承受得住，但中小型漁船船主們特別受苦，他們耐受風險、自我改變的能力低。大太陽下，走在抗議人群裡的洪慈綪說：「我知道（漁業署）在想的是，只要你們經營不下去，就會自動淘汰，在他們心裡，只有罰，沒有協助漁民轉型的想法。」

台灣漁情如此複雜，政府得耐心疏導漁民情緒，此外，更重要的是為小型船主指出未來的方向：如果留得下來，需要怎麼樣的整合和轉型？如果留不下來，需要有什麼準備？讓漁民在配合政府標準之後，能看得到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