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潘潘（化名）5歲時被妻子突然帶走，那天的日期像烙印一樣刻在志齊（化名）腦裡，他可以立刻念出來──2017年4月23日。

那一晚志齊下班回家，赫然發現潘潘不見人影，原來妻子開著車搬空家中值錢的物品，帶著潘潘連夜搬離，連結婚戒指都沒留下。整整兩週聯繫不上後，志齊收到了來自北部法院發來的一紙離婚起訴書。

志齊和妻子2010年結婚，兩人在南部開一間小公司打拚。2013年兒子誕生，志齊說，妻子作息比較不固定，兒子主要由他陪伴和照顧，上班日，志齊的爸媽會來顧孩子，假日，就換他帶潘潘出門玩。

但夫妻工作上摩擦不少，期間妻子三度外遇，也曾家暴志齊。2016年開始，志齊有了離婚的念頭，但妻子察覺了他的計畫，搶先一步把孩子帶走，提起離婚訴訟。雖然志齊和妻子沒花太久就談成離婚、財產分配，但為了兒子的親權（俗稱監護權），兩人展開了6年的纏訟。

官司剛起頭，妻子先興訟，從家暴保護令到檢舉合夥的公司，不合理地提了13個司法案件。志齊說，筆電裡積了快20G的錄音檔，全是他和妻子通話時的錄音，日常生活都得蒐證，「她（妻子）跟孩子相處的時候也會錄音，強迫孩子說『要跟媽媽在一起，不要爸爸』，孩子每次都講不出來，都會哭。」

為了爭執小孩要和爸爸或媽媽同住，他們的官司一路打完所有審級，換了3個法官，一審就花了2年；當時小孩判給媽媽，志齊選擇上訴。二審時，孩子被傳出庭，潘潘說「我要跟爸爸在一起」，兒子回家被媽媽打到鄰居報案，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介入後，法庭風向一轉，將孩子判給了爸爸。但妻子不服，隔年又打官司。

2022年初一切終告段落，兒子被判決與志齊同住，妻子也赴國外生活，不再上訴。官司開打時，潘潘只是幼兒園生，經過漫長的6年，已升上小四。

志齊一家的經歷不是個案，是許多台灣因離婚而激烈衝突的家庭縮影。

綜觀台灣近20年離婚人數，2003年時離婚率達到最高峰2.87‰、超過6.4萬人離婚；之後則一路波動緩降，到了COVID-19疫情這三年，每年離婚對數落在5萬對左右。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2022年全台有50,609對配偶離婚，離婚率為2.17‰。

離婚者想法的變遷，做了30年家事律師的賴芳玉很有感。她被媒體封做「最強離婚律師」，因婚變上過新聞的名人如于美人、理科太太、福原愛、王力宏、大S，許多都找她辯護。個頭嬌小、帶著溫婉笑容，在訪問開始前，已經把記者的身家背景都問了遍，賴芳玉眨眨眼說，「這是做家事（律師）的職業病啦！」

很早就投入防治家暴和援救受暴婦女的賴芳玉回憶，「我1995年自己出來當律師，第一起離婚就是家庭暴力案件，那時候女性離婚都是很悲慘的。」 2、30年前，她協助的婦女要等到驗傷單積了好多張，才終於敢離婚。那個年代，女性離婚時最常被丈夫甩一句「要走你走，但孩子留下」，最後大多「淨身出戶」交換自由。

賴芳玉看到如今離婚的理由多元化，家暴不再是大宗，舉凡個性不合、生活習慣落差、冷暴力，都成為人們分開理由，分居更成為常態。

2021年內政部統計，離婚者最大宗是35歲～39歲、40歲～45歲這兩個年齡段；而且近10年來，呈現婚齡愈來愈短的趨勢。2021年，未滿5年婚齡在該年離婚者的占比，超過三分之一（34.75%），數字是10年新高；而半數離婚者的婚齡未超過8年。

《報導者》訪問多名離婚者，看到的是一個更沒有包袱、更務實的世代。

大部分的受訪者告訴我們，決定離婚時，仍會不自覺把離婚視為一種失敗，社會的汙名沒有完全剝落；但當他們發現走不下去時，選擇放手的理由，是觀照實際的需求。沒有孩子的Y（化名）形容：

「結婚像修一門課，被當掉，下次還是可以重修，不必在婚姻裡硬撐。」

34歲的C（化名）是一個孩子的媽媽，她和我們提到「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小孩」，離婚讓她在心理狀況更好的情況下，好好陪孩子長大，她和前夫現在仍頻繁聯繫，每週輪流照顧小孩。

而這些務實的面相，也展現在對法律的求助上。經營離婚法律服務網站「85010」的喆律法律事務所2018年成立，網站名字很直覺以「幫我離一離」的諧音登記，主持律師雷皓明告訴我們，他們的當事人多數不是要打離婚官司才找律師，而是動念想離婚時，需要法律諮詢，釐清財產、孩子要怎麼安排，已不再是跑到文具店買張離婚協議書簽簽就好。

這些變遷，凸顯了當代人們更敢於把離婚做為一個選項。目前，台灣高達8成5的民眾是直接簽字、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兩願離婚」，不少人開始在離婚前向律師諮詢；另外1成5的人，則進入法院請求「調解離婚」或「裁判離婚」。

有的夫妻能「好聚好散」，但另一廂，那些無法達成共識、走上法院的父母，離婚變得前所未有的激烈，特別是涉及「搶小孩」議題時，正如志齊一家經歷的那樣。

賴芳玉觀察其中一個原因，是兩性爭取權益的「武器」開始對等。她說，因為女性經濟獨立，對請律師、上法院也更積極，如今她們敢離婚、敢要財產、也敢爭取小孩的親權。

若爬梳內政部戶政司統計，一項轉折印證賴芳玉的說法。十年前多是由男性單獨取得子女親權，但2019年起，當年離婚家庭的子女歸屬媽媽的人數，已超過歸屬爸爸的人數，共同行使親權的人數也逐年增加。

而另一個面向，則是男性的育兒意識也愈來愈強。

兒童福利聯盟（簡稱兒盟）20年前就開始服務離婚家庭，在北、中、南都有據點，北區社工處資深主任李惠娟說，不少男性不再認為只要包個尿布就應該被當「新好男人」，爸爸開始投入照顧，認為育兒是自己的義務、也是權利，不少人欲證明自己也可以當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極力爭取親權；即便後來沒取得，也希望可以定期看小孩。

兒盟設有一支給離婚家庭諮詢的專線，早在2018年時就發現「探視」已經取代「監護」，成為最多人詢問的主題，顯示家長離婚後，大多人仍希望能與孩子繼續保持緊密往來，而許多針對孩子的爭奪，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發生。

而其中，也能觀察到當代父母愈演愈烈的「親職焦慮」。

我們訪問多位兒盟的社工，他們不約而同訴說在第一線遇到離婚家庭的爭執現場：給孩子花用的扶養費怎麼處理？每週要有幾天在爸爸家過、幾天在媽媽家過？彼此交接孩子時要約下午3點還是5點？兒盟北區社工處督導員呂安君的工作之一，是「家事商談」，協助面臨離婚的夫妻討論如何分工照顧孩子，她說，父母拍桌大罵，是家常便飯。

李惠娟表示，來到兒盟求助的離婚家庭父母大多在35～45歲之間、晚婚，孩子年齡4成是國小生、近一半是學齡前（0～6歲）兒童。學齡前正是最吃資源的時候，幼兒園、保母費、日常接送等無不耗錢、耗人力，如何滿足孩子、誰能滿足孩子，觸動父母的敏感神經。

不論是自行兩願離婚，或是解決不了進到法院，衝突與高張力的離婚案例增加，也與近年名人的離婚模式有關。

賴芳玉嘆道：「你有沒有發現？媒體上都是高資源、高社經的家庭在搶小孩。」這些家庭爭子的理由，已經不是傳統想像中的傳宗接代等，而是同樣擁有資源的父母，爭著認為自己才能給孩子最好的。但正是高資源的父母，對壘手段才愈加激烈，找律師、運用媒體、在社群上搶奪話語權，她甚至覺得已經演變出一種撕裂的離婚風氣，她形容為：復仇式離婚。

2021～2022年堪稱台灣的「名人離婚潮」，接連數位藝人的離婚風波鬧上新聞版面，幾起案件，賴芳玉都有參與辯護，其中最知名的，無非王力宏與李靚蕾的「蕾神之亂」。當時，李靚蕾在社群媒體上以千字長文控訴，連續數天與王力宏家人你來我往筆戰，被網友稱為「蕾神之槌」。另一起案件則是大S與汪小菲，雖在2021年就協議離婚，但一年後汪小菲就扶養費問題，開直播批評，當時掀起社會不少議論。

賴芳玉在一些案件中看到隱私的洩露、單方面的說法，似乎都是以毀滅對方為目標，在自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成為茶餘飯後眾人閒話，一發不可收拾。

名人的效應影響深遠，大眾也開始模仿。賴芳玉做律師30年，覺得風氣差異很大：

「以前家事案件是沒人要，現在突然變顯學。這一、兩年，不少律師開始把離婚（案件）當入門，我覺得也跟藝人離婚有關，因為最具話題性，話題沾上邊，案件就來。」

她在講座活動上遇過一名家庭主婦想離婚，一邊闡述婚姻的痛苦，一邊發抖，眼淚不斷落下，後來婦女再來找她諮詢，表示先生其實願意離婚，「可是我的律師叫我先告對方兩個刑案，再跟對方談⋯⋯。」

※延伸閱讀：〈當離婚案成律師圈新藍海：開放市場與倫理間的拉扯與辯論〉

羅培毓舉例，法院現在判決的大原則之一，是盡量減少孩子生活的變動，如孩子本來住在台北，在離婚時，如果夫妻一個留在台北、一個搬到高雄，法院會傾向判孩子繼續與留在台北的一方同住；結果一些當事人乾脆趁探視孩子時，直接搶人，把孩子送到高雄、轉學、交新朋友，形同綁架法官，「你（法官）還狠得下心把小孩判去台北嗎？」

這些年羅培毓處理了很多離婚案，看見孩子是法庭裡最令人心疼的角色，因為訴訟中的大人很容易想找同盟，甚至會拉孩子跟自己一起仇視對方。她曾審理一個案件，社工家訪後回報，兩個孩子看到爸爸就會驚聲尖叫，媽媽據此主張爸爸家暴，但當羅培毓詢問孩子害怕的原因時，孩子卻天真地吐露實情：

「因為媽媽說他是怪獸啊！爸爸只要下班回來，媽媽就會帶著我們衝到廁所躲起來，說『好可怕，怪獸來了對不對？』等爸爸出門，才帶我們出來。」

為了打官司不惜離間孩子的手法，常常在羅培毓眼前上演，她也看過一位媽媽當庭地秀出錄影，影片中5歲女兒被叫來對著鏡頭，媽媽纏著不斷問：「妳是不是討厭爸爸？是不是討厭阿媽？」她說：「這其實會造成孩子非常大的創傷，長大之後都很難抹滅的。」

※延伸閱讀：〈過載的家事法庭能否攜手社區，好好傾聽、接住離婚裡的失語兒少？〉

不過離婚真的只能這麼撕裂嗎？羅培毓也分享法庭上的真實所見。那場離婚案開庭，婆婆為男方作證，拚命講媳婦有多不好，突然之間媳婦朝證人席走去，對婆婆一鞠躬：「媽媽，其實妳真的一直很照顧我！我知道今天是打官司，妳不得不講這些話，但我還是很謝謝把我當女兒一樣疼。」當場婆婆也哭了，大家哭成一團⋯⋯。最後在羅培毓的提議下，大家又重新坐下來，好好談財產、談孩子。

長期高張力的衝突，確實對個人、孩子都很折磨。

「訴訟程序對離婚者是沉重的壓力源，對身心的負面影響，嚴重性可能不亞於離婚本身的衝擊。」

和前妻為兒子親權纏訟6年的志齊，回想那幾年確實很難過。

志齊說，當時他彷彿得了恐慌症，除了反覆跑法院奔波，工作時，腦袋裡轉的都是害怕失去孩子，不斷幻想法庭上該如何攻防，連開會時總經理等部屬說什麼都沒聽見，後來便選擇辭去工作，回老家休養。

志齊喜歡創作，在老家有一間工作室。在審判未知結果的那段日子裡，他把自己投入藝術的海裡，一件件作品皆是類似的意象──大人眉頭緊鎖、凝望著不知將來的遠方，守護著旁邊天真翻鬧的幼童，彷彿在傾訴苦澀的心境。

志齊說，潘潘比他更辛苦。訴訟期間，潘潘雖然與媽媽同住，隔兩週週末會固定下南部與爸爸團聚，每一次結束父子相聚，在高鐵站道別時，潘潘都會拉住他的衣角大哭。訴訟剛落幕，潘潘仍常處於一種不安定的狀況，會做噩夢、大哭，看了好一段時間心理諮商。過了一年多，生活安定下來後，孩子明顯變得開朗、正向。

慈濟大學前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賴月蜜感嘆，過去談到離婚家庭的孩童，人們憂慮的是貧窮，但現在憂慮的是許多兒童因父母恩怨，被法庭伴隨長大，「這是現代《孤雛淚》。」她分析：

「台灣最大的問題，還是根源於爸爸媽媽認為孩子是『我的』，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許多離婚父母的思維是：因為我恨對方，所以對方也不能接近「我的」孩子。相較於國外父母離婚後，仍可以接受孩子正常與對方互動，台灣搶子現況，彷彿孩子是可供大人爭奪的附屬品，爭搶間，很少人能看見孩子已經傷痕累累。

陳婉琪進一步推測可能原因：父母反覆在婚姻內衝突，孩子成為夾心餅，其實是最大折磨；但如果父母能夠將離婚當成一個處理關係的手段，向孩子示範父母願意著手解決不健康的關係，分居後衝突也拉遠，反而有益於減少孩子內心的矛盾。

賴月蜜在多個地院當調解委員、程序監理人，接到手的常常都是最高衝突的案子，她說，看見離婚當事人恩怨糾葛之深，她常常已經不再勸他們要合作、友善，而是──雙方零接觸也沒關係，但尊重孩子有與對方互動的自由，她最常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