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殺人的重大刑案發生之際，加害者嗜血冷酷、泯滅人心的形象，往往成了大眾停格於腦海的模樣。極端犯行過後，「一命抵一命」的呼聲總不免鋪天蓋地，但是否對加害者執行死刑，是司法制度探問生命權的艱難辯論；而另一面，要如何理解這群加害者更立體的面貌，同樣不易。

但要再進一步理解死刑犯，要到2020年11月，經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40次委員會議通過、法務部矯正署同意協助，才有廢死聯盟針對台灣現存37名定讞死刑犯的全面性調查計畫。該計畫目標搜集死刑犯的生命經驗，並了解受刑人在長期關押下的監所處遇、生活情況。

身為計畫主持人的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Ciwang Teyra，長年關注原住民族、性別等人權議題，受訪時卻坦言，一開始其實並未答應接下計畫，「這是一個離我生命經驗很遠的議題。」

即便她曾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早已認識許多關注死刑議題的夥伴，亦約略了解廢死的倡議，但她過往並未有研究監所的直接經驗，擔心因不夠熟悉該領域而在訪談中無意間傷害受訪者。不過，也正是因為她謹慎以待與受訪者的關係，才在廢死聯盟的請託下，加入計畫團隊。

回想最初進監所訪談死刑犯時，即使有豐富訪談經驗的Ciwang仍不免感到忐忑，畢竟生活周遭很少有死刑犯，身旁的朋友也很少犯下重大刑案。當時Ciwang一直思考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那些受訪者，自己也上網查找資料，預先了解受訪者的案件背景。

實際與死刑犯見面，她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模樣與媒體照片的樣貌有不少反差，「媒體拍起來都很凶神惡煞，加上聳動的標題，你對一個人的感受就會變那樣。」

哪些人會是進到監所的死囚？她舉訪談計畫的期中報告為例，和背後的社會環境、經濟地位可能有關，「其實你會看到有些狀況，像裡面有65%的學歷是國中以下。」

報告中也提到，死刑犯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在童年階段就因著校園或家庭環境的影響，走入風險因子較高的聲色場所或較複雜的交友圈；過往人生歷程看似完全和犯罪路徑毫無交集，但出於情緒失控、判斷力減弱等當下內外在因素而犯案。」

Ciwang理解社會大眾常會質疑，「這些人殺了人，進去（關）還可以吃免費的飯，多好啊！」但她親身訪談後，才知道原來很多死刑犯都很想要有工作、不想要不勞而獲，甚至還有死刑犯很願意將收入給受害者家屬。

若下工場作業，每個月的勞作金可以稍微多一些，但死刑犯不被允許下工場，僅有少數監所能在舍房內作業，能夠做的就是簡單的摺紙袋、摺蓮花。收入有限外，在不到2坪大的房間內，必須長時間在地上彎腰作業，摺完的蓮花就堆疊在其四周，長期接觸蓮花紙也容易得皮膚病。

關於監所內的環境，Ciwang在訪談前也從未想過如此惡劣，像是水質很髒，出來的水有些是黃的、有味道的，讓皮膚過敏、腹瀉，因此收容人得自己花錢買礦泉水，也是這些死刑犯想要有收入的原因之一。還有飲食品質的問題，像吃到鐵絲、戳到嘴破，「我想說這個是什麼狀況？為什麼可以這麼粗糙對待在監所裡面的人？」

訪談後，Ciwang更認識死囚們立體的生活樣貌，並讓她反思：「當然他犯罪，但不代表犯罪的人不用尊嚴。人會犯錯，誰都會犯錯，只是犯錯的程度輕跟重。那難道犯錯的人，沒有值得被尊嚴的對待嗎？他還是一個人啊。」

雖然外界看待死刑犯，總貼上自私、冷血的標籤，但對彭湘鈞來說，這些死刑犯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彭湘鈞也提到，在倡議廢死議題時，大部分時候想的是生命權，但訪談之後覺得想淺了。比如說她自己很認同「修復式正義」的精神，覺得不論是加害者、受害者都可以以更立體的面貌相見，但當她問死刑犯有申請嗎？對方的回答是：「那個對受害者家屬是二次傷害，家屬連看到我，不一定要開口講什麼，看到我應該就是二次傷害了吧。」

又或是，當彭湘鈞聽著死刑犯說「不然就執行，不要在這邊折磨我們」，以及受訪者說如果有機會出獄要歸隱山林，因為知道出去之後整個社會還是沒有他們生存的空間時，她想，「也許有些事情比生命權更重要，例如一個人的基本尊嚴。」因此她也思考，沒有尊嚴、沒有希望地活著，真的比死要好嗎？

從死刑定讞那一刻算起，這37位死刑犯平均被關押13年。13年的每一天都可能被執行死刑，他們如何面對可能沒有明天的今天？

Ciwang聽過很多死刑犯對家人的牽掛或遺憾，像有死刑犯因為母親過世，心境便從「還有生活目標」變得「過一天算一天」。死刑犯當時自陳：

「關那麼久都是她來看啊，都是她來關心的，啊突然沒了啊，啊就自己就覺得啊一直想回去，可是現在沒（家人）了，外面已經都沒人了啊，就自己不要那個，就整個心放開了。」

「會怨嘆（uàn-thàn）啦、不甘願（m-guān）啦⋯⋯像我現在我就你如果要來帶（指執行死刑）就帶啊，反正我現在剩一個人啊，我沒差啊，我沒有顧忌啊。」

漫長難熬的監所生活中，不同的死刑犯有不同的生活態度，除了順其自然過生活外，也有死刑犯原本十分絕望、孤獨，但還惦念家人，而努力適應長期監禁的日子。不過，也有一類受訪者認為生活沒有意義，希望自己早點被執行死刑，甚至嘗試自殺。

有死刑犯認為，判死後拖著不執行是一種凌虐，現在的政府把死刑犯擺一邊只是為了人權的表象。這位死刑犯說：

「我就是沒有那種決意，我沒有那個勇氣去死。那怎麼辦？那就等你嘛，強迫我來槍斃嘛，那我問題就解決了啊。不然我很痛苦啊，那你要我怎麼辦？」

也有死刑犯覺得，對於時不時被拿來當政治籌碼感到悲哀，覺得自己的生命無法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如果覺得我的人生沒意義了，那為什麼要強迫我活著，應該我們有自己的一個決定，就像放棄醫療一樣，那我們應該有這種權利。」

死刑犯悲觀的態度，也顯現在長期監禁下有數人出現身心狀況。看在彭湘鈞眼裡，她比喻這些死刑犯的生活很像每天都是「臨終」，「誰不會憂鬱？」有幾位死刑犯也表示，在監期間被診斷出精神疾病並有持續服用藥物。

訪談計畫中最優先的一部分是探討「待死現象」──面對死刑的不確定狀態──有些死刑犯疑似出現身心狀況：

「就一直轉不出去啊，就一直轉不出去啊，就是覺得整天都很悶這樣。」

「我在裡面曾有3次要自殺，他（心理師）問我為什麼沒有自殺，我說沒有勇氣啊（笑），事實不是。就很奇怪，這3次就是十幾年來，剛好今天想不開，決定下午要決定自己生命的時候，很奇怪，媽媽以前都不來看，就忽然跑來看，『就早上忽然就很想看你啊』、『不知道你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我）心情就好了。」

訪談計畫的期中報告也指出，當死刑犯展現出生存意志低落的狀態，或者有企圖自殺的行為時，反映了監所環境以及司法制度對個人的影響。

「死刑這一塊，對我個人而言，也真的就是一個折磨。因為講白一點，我們進來裡面關，法官也確定，不管你有什麼，說真的我們也坦然接受，就是執行，坦然接受。那你又拖，你看我20歲到現在，三審定讞，到現在已經16年、15年。那說真的，我不曉得我的希望跟未來在哪裡，我不曉得以後我還能再做什麼？就算我在裡面，我說真的，你說學毛筆也好，管樂班也好，什麼也好，我覺得這只是一種，讓自己不去亂想的一個心態下面去做，不會讓自己瘋掉。」

許多人將「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視為理所當然，但Ciwang認為，「有時候我們想的都是自己可能是被害者，誰知道，我們也都有可能會成為加害者。」她舉有些人初犯就是犯重大刑案為例，裡面可能跟親密關係的、情緒的一些議題有關，她認為，如果從小沒有培養如何面對情緒挫折、衝突，那誰都有可能變成加害者，尤其情緒失控的狀態下，當下不知道怎麼處理。

她也探問，如果拉到更大的結構面，誰會有機會變成在這裡面的人？

「通常是那些在社會不利處境的人。所以我覺得難過就在這，就是說我們好像沒有去看到人怎麼今天會變成這樣，我們只是想要就這個事情上，來做很多的指責，那我們自己能不能扮演起一點，讓社會更好的角色？」

執行訪談期間，彭湘鈞也不時感到悲傷，正是因為想著社會大眾對於死刑犯殺人，要他們付出的代價不只是死，還要活得愈痛苦愈好。她舉例，許多死刑犯想自殺，但監所需特別防範，要他們好好活著，「好好活著，就是等我有一天來殺死你，這是不是很荒謬？」

彭湘鈞也坦承，會害怕提出要給死刑犯基本上的尊嚴或人權環境，認為沒多少人會重視，「背後的那種仇恨，希望別人受苦這件事情，這個情緒是讓我覺得很難受的。」

小燈泡事件曾引起各界譁然，加害人王景玉開庭爭論精神鑑定報告時，鑑定人討論王景玉如果住院的話，需要投入很大量的資源，包括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旁聽的彭湘鈞想著：「這不是基本嗎？」

身為心理師的彭湘鈞，她的專業領域總是告訴來看診的個案，他們是無條件值得活著、值得被愛、值得被肯定的；但法庭給她的衝擊是，社會卻在秤斤秤兩、評估人的價值，在討論一個人值不值得活下來。

在倡議的路上，彭湘鈞也曾一度對於自己支持推動廢死有一絲動搖，原因並非覺得他們該死、或者死刑制度有什麼好處，而是她想著，「如果廢死成功，我硬是把他們留下來，我們是要把他們留下來面對怎樣的人生和社會？廢死會不會是我沒有貼近他們真實處境、一廂情願的願望？」

當然，彭湘鈞後來還是沒有轉而支持死刑，是因為她想這些是監所處遇和整個社會需要改變的問題，並不是死刑制度有必要或者比較好。就像在死刑案件辯護的工作中，聽到「因為現有的矯正資源沒有辦法教化他們，所以要判他死刑」時，她總是覺得很荒謬──「我們居然可以那麼大聲地說出國家的能力不夠，並且以一個或多個生命來為這件事承擔，而沒有感到一絲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