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無罪定讞後不久，蘇建和再次踏上法庭，神情有些恍惚。這個曾經判他死刑的刑事法庭，如今卻轉身成了要補償他的刑事補償法庭。站在被告席上，這次他不需要再向法官證明自己的無罪，只需要陳述司法對他的傷害，但法庭並沒有因此對他比較友善。

1991年，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3人被指控，與兒時玩伴的哥哥王文孝，共同犯下汐止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命案。11年半的時間裡，3人分別與陌生人關在只有1.368坪大的牢房內，活在隨時可能執行死刑的恐懼當中。奮力爭取21年，好不容易司法正視了他們的冤屈，判無罪。但進到刑事補償法庭，法官卻提出質問：如果沒有做，為什麼因為刑求就承認了犯罪？

即便平反多年，蘇建和還是難以忘記在刑事補償庭內，再次受傷的經驗。被冤枉的痛苦還沒來得及娓娓道來，就得先面對一連串的拷問，讓他相當不能接受。

「明明是你們誤判，怎麼會一直刁難、羞辱我們？」蘇建和對法庭發出的疑問，法官沒能回答，卻沒打算就此罷休。法官再度開口：「你要怎麼把補償金拿出來做公益？」

頂著一頭招牌白髮，尤伯祥是蘇建和案律師團成員之一，執業超過20年，被媒體封為冤案翻轉人，協助過江國慶及徐自強等人成功平反。即便經驗老道，但在蘇建和案的刑事補償庭上，他也罕見直言，法官太過分。

「捐不捐公益，關法官什麼事？」尤伯祥說得直白，忿忿不平的原因在於，法官的問話，不僅對蘇建和等有明顯惡意，更是在影射背後的救援團體是為了拿到補償金，才大費周章救人。因為蘇建和等3人，除了被要求講清楚補償金要捐給哪些團體，法官還要求將團體名稱詳記筆錄，還要他們簽名。種種行徑，讓尤伯祥起身抗議，要求法院說明這麼做的法律依據；另一名辯護律師許文彬，更是直接表示，若要記明筆錄，那也必須記下是法官要求記明筆錄的。

刑事補償法庭劍拔弩張，尤伯祥坦言，蘇建和案是特例。只不過，刑事補償庭法官對冤案平反者尖銳的提問，與蘇建和相差7年聲請刑事補償的謝志宏，同樣感到不適。

2000年6月，謝志宏捲入台南歸仁雙屍命案，九度被判死，是我國冤案平反者中，被關押時間最久的，長達6,834天，約18.7年。謝志宏被羈押時年僅19，等到官司無罪定讞，已是39歲的中壯年。

平反後，謝志宏還沉浸在司法的美好，看見他的無辜、改判他無罪。但緊接著，刑事補償法庭又毫無保留地展現了司法的無情，讓他無所適從。

法庭攤開謝志宏的一切，掂斤估兩，評估他的收入、尊嚴及人生，到底值多少錢？法官語氣平淡，一句、一句地問，讓謝志宏覺得自己好像是為了生活及未來，必須拿著名為清白的碗，呈以司法，換取垂憐。

更糟的是，當時謝志宏的身體，雖然離開了牢籠，但心靈卻仍被困在裡頭。嚴重的心理困擾，必須仰賴藥物控制，才能避免午夜夢迴糾纏而至的刑求夢魘。與此同時，他得在刑事補償法庭上回顧、重現自己近19年來的傷痛，就像撕開尚未結痂的傷口，而法官質疑的口氣與評論，好似粗鹽，毫無同理地直接撲撒而下。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蔡春美，長期關注司法平反者心理狀況。她在輔大開設相關課程，也請來謝志宏等冤案平反者，與學生分享經驗，讓將來的從業者們，能夠對冤案創傷，有更具體的理解。

提到我國刑事補償法庭的運作模式，蔡春美直搖頭。

不似法律人在既有法律規定的框架中提出觀察，蔡春美的研究以冤案平反者及其家屬的需求為出發。她認為，冤案平反者透過刑事補償庭，將傷痛說出，可以協助他們把創傷從潛意識中解放。只不過冤案創傷的全面性，從法庭的氣味、到被告席的桌子，都可能勾起冤案平反者不愉快的受創經驗。但在審判過程中，被召喚出來的冤屈、不被理解的情緒，法官不認為自己要處理；法庭內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協助冤案平反者面對。與此同時，目前的制度，還要冤案平反者自述損失，除了可能造成二度傷害，創傷的綿延性更在於即便冤案平反者在審判當下，主觀上沒有傷痛，但不代表創傷以後不會出現。刑事補償只看到既有的損失，卻無法應對平反者潛藏的未來需求。

冤獄平反協會兼職社工王季庭，陪伴多名冤案平反者走向無罪、走回人生正軌。王季庭提高音量，像是強調自己的觀察：「要平反者回想並陳述冤案的傷害，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代表冤案平反者，必須直面自己不是很成功的人生，或是對自己當時的選擇產生悔恨。「如果」、「假如」及「也許」這類後設的詞，將會幻化成自責，對平反者的心理徒增負擔。

就像佐證蔡春美與王季庭所述，謝志宏坦言，自己永遠走不出被冤枉的創傷，直到死去的那天，他都將背負著傷痛走下去。而蘇建和的故事，更是讓人看盡冤案傷痛。

在遇到冤案前，蘇建和在高職學的是半自動機械操作，哪知司法的雷突然劈在頭上，一晃眼，出獄時，世界已被全自動機器主宰。

「我手無縛雞之力，」蘇建和這樣形容自己剛出獄時的就業能力。他必須努力銜接社會生活，與此同時，面對社會種種不信任的眼光，他也只能在心裡默默地自我調適。只是對公權力的恐懼，卻怎麼也平復不來。

蘇建和常常被臨檢。有天他開著車，遇到員警盤查，沒想到警察一掃他的身分證後，立刻拔槍對準他，要他下車、趴在牆上，對他喝斥並拿槍抵住他的腰部。後來他才知道，雖然法院判過他無罪，但刑事紀錄還在、蘇建和仍被列為重大關心對象。之後警方曾透過電話道歉，說是誤會一場，但一樁樁都直戳蘇建和的內心。

記憶穿越時空、重疊現在，蘇建和大喊救命、奮力掙扎，跑去跟鄰居求救，便衣員警一看有人應門，電梯也不搭，立刻走樓梯離開。就在蘇建和以為躲過一劫，卻沒想到隔天家用電話響起，原來是警方要求他去一趟警局，協助辦案。嚇壞了的蘇建和，當機立斷，立刻用手機打給律師蘇友辰。類似事件不斷發生，直到2009年才慢慢好轉。

時過境遷，蘇建和鬆口，當時面對許多關心他的人，他只能偽裝自己，撐出微笑，營造出輕鬆和藹的形象，就連回到家中都不能鬆懈。蘇家因為冤案而變得憂鬱，雖然這一切不是蘇建和的錯，但他告訴自己，不管在外受到什麼挫折，一踏進家門檻，都得面帶微笑。蘇建和將負面情緒打包、關起來，日復一日、獨自消化。

面對刑事補償拋出「損害有多少」的練習題，蘇建和答不出來，因為那是他每天都在面對、承受的煎熬。而徐自強則形容得貼切：就像打人一個耳光後，司法要賠錢了事，但先問你「有多痛」。

徐自強於1995年被控涉入擄人勒贖案，人生最精華的26歲到43歲間，都在死牢度過。獄後人生，就像劫難餘生。今年53歲的徐自強，走出監獄11年、平反7年了，媒體稱他是倖存者，只有他自己知道，從看守所踏出來只需一秒鐘的時間，但他必須用一輩子，去忘掉這段記憶。如今冤案的傷痛慢慢遠離，臉上比起當時也多了許多笑容的徐自強，卻仍是那一句「清白已是不可能」。

面對平反者的巨大傷痛，法官透過庭審試圖抓住些什麼，以具體衡量補償金額。但粗糙的問話、庭審的結果，以及上網公開的判決書，字字句句，都可能對平反者帶來抹滅性的影響。

曾擔任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的台南地方法院法官陳欽賢，從舉起法槌的那天開始，就意識到，輕輕的一紙判決，能主導一個人的人生。

當了29年的職業法官，陳欽賢審過的刑事補償案件屈指可數，但每一次審判他都不問學歷、收入，因為他認為，不論孰高、孰低，都不影響他對補償金額的認定。陳欽賢說得明白，承審法官得想清楚，再開口問，否則可能都是傷害。

然而，陳欽賢同樣會問當事人，損失了什麼？羈押前後，人生有了什麼轉變？但對他而言，這些問題並非為了「殺價」，而是為了傾聽。

因為看過遭司法耽誤的案例，陳欽賢在法庭上專心聽，用補償金表達國家的歉意，再透過判決文字，細細慰撫平反者破碎的內心。

其實，當事人要的就只有司法的同理及反省。

謝志宏不滿第一次的刑事補償判決，聲請覆審。第二次開庭，換了一位法官，同樣穿著鑲藍邊法袍，但這次法官卻只問「你覺得應該怎麼補償？」不帶質疑與批判，只問冤案平反者意見。協助謝志宏聲請再審的檢察官林志峯也到庭，當場代表國家，向謝志宏道聲對不起，讓謝志宏形容，自己終於不再走在滿是荊棘的路上，而是感到暖烘烘的。

雖然陳欽賢與林志峯願意在審判程序中，代表國家，正面向冤案平反者表達歉意，但法界對此看法不一。「人不是我冤枉的，為什麼我要道歉？」、「我憑什麼代表國家道歉？」爭議難解，徐自強卻說，司法不用道歉，只需要徹底檢討、避免因為同樣的問題，再生冤案。

「冤案受害就是機率問題。」蘇建和短短的幾個字，是他人生中，抵抗流言蜚語的總結。目前就讀東吳大學人權研究所的他，仍持續關心著冤案。他認為，相較自己被冤枉的年代，司法除錯機制一直在進步，但「冤案生產線不曾停止」，所以縱使刑事補償案件量少，每一件都應該被司法重視、都該積極研究。蘇建和認為，刑事補償制度的目的之一，應該是找出錯關的主因，並透過法官學院系統性傳遞這些資訊，讓法官們戒之、慎之，從源頭降低冤案的形成。

一直很關注刑事補償及冤案救援的監察委員高涌誠，兼從法律角度及人權視角出發，他認為司法目前做得遠遠不足。「錢只是最基本、廉價的補償，」高涌誠談到，應該透過刑事補償，檢視審理過程中的錯誤，思考如何制度性地避免，而不是在金額的枝微末節討價還價。

面對當事人的呼籲及監察權的監督，司法院並非全然的消極且被動。

只是現行刑事補償規定，除了在對制度的通盤性檢討上不見規劃外，以金錢補償作為司法傷害的結尾，政府做得還不夠。

對冤案平反者來說，再多的錢都換不來一個不被冤案打擾的人生。但因為現行刑事補償制度下，法律唯一給予冤案平反者的只有補償金，所以不少冤案平反者即便不缺這筆錢，都還是會具狀提出聲請。

但這筆錢對冤案平反者而言，究竟有什麼意義？

徐自強認為，補償金雖然能夠幫助自己出獄後，不必馬上就直面經濟困難，但也僅止於此。「錢給你了，就好像什麼都沒欠你了，」徐自強語帶無奈，他不知道司法到底在不在乎自己創造出了一件冤案，因為從來沒人問過他需要什麼協助。

而謝志宏則表示，自己還年輕、能工作，拿這筆錢，只是想為家人創造一些空間。從牢裡出來的他，滿腦子只希望讓家人有房子住、有車可以帶家人出去玩，司法院出錢，幫助他實現這些夢想，但陪伴他走回社會的，卻是冤獄平反協會及國際特赦組織。

本來該是國家的責任，卻讓民間團體承接。出獄後靠著人本基金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重新接軌人生的蘇建和更是直言：

他也批評，現行制度並不在乎刑事補償措施對冤獄平反者有沒有幫助，而如果大多數平反者都有共同的需求，國家卻不回應，刑事補償就只是徒具形式罷。

在一線服務的李東柏也認真呼籲，國家不能因為給了錢，就從傷害中抽身離開。他在刑事廳調辦事任內，曾研議出金錢以外的補償方案，希望透過這個機制，撐起冤案平反者。「不能動不動就想用錢解決問題，」李東柏語調平緩，但不斷強調，像是持續性、陪伴性的措施，這種軟性補償機制所產生的社會補償效果，可能比金錢更有效及長遠。

「創傷是會陪伴當事人一輩子的，」蔡春美說，因為創傷難以抹滅，所以政府應成立刑事補償專責窗口，負責對接冤案平反者。當冤案平反者遇到困難時，可以有人傾訴、提供基本協助，單位也需派人定期訪視。此外，冤案的受害人，不僅當事人，還包含他的人際網絡，這些都不是一紙無罪判決、一筆補償金，能夠畫下句點。

需求五花八門，其實良好的刑事補償制度，只有一個重點，那即是「給當事人選擇」──國家得隨時做好準備，面對當事人提出的各種需求，並與之討論、協商。藉此制度，修復因司法造成的國家與人民、人民與人民、冤案平反者與社會間的關係。

針對蔡春美的建議，李東柏也提出具體可行的方式。他表示，現行法務部對犯罪被害人有一套保護機制，只要將此制度稍加變形，便能移植到「司法被害人」身上。

「我們不是從零開始，只要有心都能做，」李東柏直言，檢察官在國家錯關人民的過程中，作為偵查主體，也扮演了一大角色。因此，法務部對於冤案的產生，責無旁貸。行政權不能讓司法權獨自面對，因為喪失自由的傷害，是國家分工、一起完成的。

謝志宏形容冤案，就像被司法剝光，丟在偏僻的鄉間；無罪後，他想正常地回到市區，卻只能自己找衣褲、備車馬。司法不該眼睜睜看著冤案平反者這般赤裸無助的狀態，再因為當事人求助，才給予垂憐，而是應該積極主動提供幫助，讓失序的人生，能夠歸位。

蔡春美說的正是蘇建和的心情。冤案不招自來，躲不掉、甩不開，遇到了只能面對。只是這條平反路，如果有國家陪伴，一起走下去，或許才能讓人真正脫離泥沼。

★閱讀上篇：〈《刑事補償法》修法12年之1：司法誤關，被剝奪的自由如何以金錢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