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台灣的死刑犯並非首度以釋憲方式挑戰死刑的法律規定，上世紀80到90年代，陸續有包括1985年釋字第194號（煙毒條例販賣毒品處死刑）、1990年釋字第263號（懲治盜匪條例擄人勒贖唯一死刑）、1999年釋字第476號（毒品條例之死刑與無期徒刑），但在當年的時空環境下，都為合憲。

歷經25年後，大法官於今年（2024）再次受理以現年72歲、也最年長的死刑犯王信福為首提出的共37名死囚釋憲案，與以往最大不同是，上世紀前三次釋憲案，都屬較為嚴厲的「特別法」，且許多都已失效，這是首次在「普通刑法」中，直接討論死刑正當性與否的問題，因為此次憲法法庭受理的個案中，涉及的罪行包含殺人（《刑法》第271條第1項）、強制性交殺人（《刑法》第226條之1）、強盜殺人（《刑法》第332條第1項）、擄人勒贖殺人（《刑法》第348條第1項）等罪，直接挑戰了人民長久以來對於「殺人償命」的認知，在今年4月24日憲法法庭匯聚了包括訴訟代理人、政府機關、學者專家等各方代表，從法律、歷史、哲學、國際、民意等面向為此展開長達6個小時的言詞辯論。

（延伸閱讀：〈在塞滿火藥的價值縫隙處，憲法法庭展開死刑存廢辯論〉）

原定在7月底的宣判，因國會職權修法釋憲案而延後，近5個月後大法官終於一錘定音，許宗力在解釋判決理由時，開宗明義指出，即便我國《憲法》未明文規定生命權，但生命權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固有權利，應受最高度保障，然而此一保障卻有例外，「非絕對不可侵犯之權利」。

此一例外就是犯下故意殺人，國家可以選擇死刑作為最重本刑，目的在使行為人承擔 相對應之罪責、保障被害人之生命法益、發揮《刑法》的嚇阻功能，在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應報」（犯罪行為人受到與其犯罪行為相同程度的處罰）仍具重要之公共利益，因此死刑合憲。

接著是程序面，大法官明示嚴密的正當程序，從偵查階段到最高法院的第三審都必須要有強制辯護、法官同意判死門檻從「過半數」改為「一致決」，而過往僅負責法律審的第三審，原未規定需進行言詞辯論，也從本次憲法法庭判決後，一律要進行言詞辯論──儘管司法實務上，從2012年12月24日最高法院為16年內殺兩名女友的吳敏誠召開「生死辯」後，所有上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都會進行辯論程序，然而此一「慣例」並不是明文寫在法條上的規定，直到此次憲判後才確立為必要程序。

判決的末段，花了許多篇幅提及在審判以及定讞後執行時，若被告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一律不可判死。此次釋憲聲請人中，有3位死囚（沈岐武、林旺仁、林于如）符合此一條件，被正面提及「修法完成前，不得執行死刑」；其餘的聲請人，則可依據共通（認為未達到最嚴重罪行、第三審未有辯護人或言詞辯論、未經法官一致決）與個別（擄人勒贖殺人罪唯一死刑宣告違憲）事由，得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或可開啟重審契機。

身為犯罪被害人家屬、以及在立委任內曾大力推動《精神衛生法》修法的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肯定此次釋憲判決的謹慎與詳細，大法官特別關注到那些缺乏自我辯護能力、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行為人，對其不應該處死刑，讓台灣對於生命權的保障往前推進；但另一方面，國家更應該肩負起保障人民安全的責任，尤其是如何接住在家庭功能與社會資源不佳的條件下生長的孩子們，不能僅仰賴社工，而是整體心理健康的支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儘管今年4月死刑釋憲的言詞辯論當天，支持和反對廢死的雙方都將長年爭辯的關鍵爭點帶進憲法法庭，但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也是憲法法庭指定提供專業意見的學者謝煜偉從判決內容分析，這回死刑釋憲審理範圍「過窄」，僅針對37位死囚犯下的「殺人罪」、「強盜殺人罪」、「擄人勒贖致死」等殺人的結合犯罪，以及其中2位適用前《刑法》第348條、判處「唯一死刑」的法律條文進行違憲審查，迴避審查最關鍵的《刑法》第33條──規範死刑為我國的法定刑，是否違憲。

謝煜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憲法判決後的記者會，司法院書記廳廳長楊皓清提到「民意趨勢」，「這很奇怪，憲法判決的記者會為什麼要講民意？」此次憲法判決在開頭就先劃清與「廢死」的關聯，僅審查37位死刑犯適用的法條。謝煜偉雖然肯定憲法法庭僅處理「違憲審查」，但迴避《刑法》第33條的背後也隱含大法官判決背後的政治考量，僅有1位大法官詹森林針對「死刑是否侵犯《憲法》保障的生命權」做出正面表態，「等於言詞辯論那天大部分講的東西，都跟大法官真正關心的議題沒有接上線。」

但釋憲判決正式將「兩公約精神」納入我國憲政秩序，也確立現行司法實務已愈趨嚴謹的量刑標準，如死刑僅限於「情節最嚴重的犯罪」，謝煜偉認為，基本上與最高法院的共識一致，「與司法實務沒有太多區隔，並無改變我們量處死刑的現狀。」除此之外，針對可判處死刑的審理案，包括第三審須強制辯護、強制言詞辯論也都讓台灣的死刑制度更加嚴謹。不過，他也認為釋憲判決為後續相關主管機關（如法務部、司法院）需要啟動的修法流程留下伏筆，例如其他本次釋憲沒有提到、但法定刑仍保有死刑的條文（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是否也該一併修正，有待釐清。 而對於37位死囚，謝煜偉則認為此次釋憲為他們開啟新的救濟選擇。這回釋憲確立死刑判決應該經過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的「一致決」，為「最大的一扇窗」，由於過去判決評議是否為「一致決」屬於祕密，也許37位死囚都能提出非常上訴的救濟程序，確認過去的判決是否屬於「一致決」，等於大法官把個案救濟的球拋回給檢察總長及最高法院。

這次釋憲過後，台灣還會迎來下個「廢死討論」的關鍵時刻嗎？謝煜偉分析，目前從國內社會的趨勢而言，從立法或是司法的角度來看都不大可能有機會，「這個能量已經消耗了，因為已經判決了，那民意的驅動我想應該也是鐵板一塊。」除非國際社會的人權基準《兩公約》或其相關解釋在未來更嚴格地約束死刑，甚至要求締約國廢除死刑──雖然我國並非《兩公約》締約國，但台灣已自行將《兩公約》內國法化──到時候社會將會面對「是否向《兩公約》說再見，還是向死刑說再見。」

釋憲案出爐後，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簡稱廢死聯盟）等團體，也共同於下午5點召開記者會，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表示，「台灣到底何時會廢除死刑？未來將是一條更艱難的道路。」

她強調，只要死刑存在，政府相關部門總是心存僥倖，以「台灣還沒有條件廢死」的假命題為理由，持續怠惰不作為，試圖用死刑來回應被害人的傷痛、用死刑來回應社會對治安的要求，卻不願花費心力去研議落實真正能保護社會、讓人民安心的政策，以致於很多的改革步伐無法前進。

廢死聯盟理事長張娟芬則指出，今年1月憲法法庭宣布受理死刑釋憲後，廢死聯盟便認為無論判決結果如何，對於相關工作並不會有太大影響，若結果是合憲，將會繼續推動廢死，而若結果違憲，「我們也深深知道，主流的民意不會在瞬間就戲劇性地改變，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跟社會對話。」

張娟芬還表示，「大家不要只看到『合憲』兩個字，也同樣要看到（憲法法庭）對於死刑制度指出的限縮條件，」像廢死聯盟長期以來指出，現行程序上存在諸多缺失，此次判決也肯認了違反被告的訴訟防禦權及正當法律程序。

另外，對於死刑判決在實體條件上的限縮，意即何種犯罪才可以判處死刑？廢死聯盟表示，憲判字第8號判決指出，如果沒有直接故意，即不得判處死刑；即便是直接故意，仍然要進一步確認是否符合《公政公約》第36號一般性意見書關於「情節最嚴重之罪行」的規定。張娟芬認為，「在現行的這37個死刑定讞案裡面，很多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是不應該被判處死刑的。」

至於廢死聯盟的下一步，是否會協助37名死刑犯提出救濟？林欣怡表示，廢死聯盟與37個死刑犯以及律師團一直保持聯繫，而今天律師團並沒有特別發表聲明，是因憲法判決內容較為複雜，「我們也必須要一一盤點每一位死刑犯，是否符合哪些憲法判決的意旨，」廢死聯盟必須要跟律師團討論之後，才能提出協助死刑犯的方案。

林欣怡也說，不論是程序或者實體面的問題，雖然律師都會提出協助，但是過程需要時間。她呼籲，檢察總長也應該主動承擔釋憲後的責任，協助37位死刑定讞個案提出救濟，也呼籲法務部長不應該簽署死刑執行令，「否則這個合憲但應該限縮的憲法判決，就完全失去它的意義。」

至今，共有8個國家（包括南非、剛果、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波士尼亞、阿爾巴尼亞、馬拉威）以釋憲的方式廢除死刑，張娟芬舉匈牙利的判決為例，「為死刑違憲的理論，立下了一個最堅實的基礎。」張娟芬分析該判決指出，生命權是最基本的權利，性質與其他權利都不同，其他的權利可能可以用立法的方式限制，但是生命權是不能被限制的，只有生或死。

張娟芬認為，台灣這次憲法判決結果自我矛盾，「一方面說生命是這麼基本、這麼重要的權利，另一方面卻又說，有時候可以剝奪它（生命），這是邏輯上很大的問題。」

此外，在廢死聯盟法庭之友意見書中提及，美國聯邦憲法法院多次認為死刑可能合憲，死刑制度可以慢慢改進，但是多位大法官退休後表示，後悔在任時支持死刑。張娟芬遺憾表示，「台灣這次憲判8號的解釋，也仍然是妄想可以用更嚴謹的程序，來改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