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度越來越低，但最近2年國際評比上，香港仍然是全球公認最有效能的政府之一。

香港公務團隊的文化與制度，可追溯至英國殖民時代。1971年，香港第25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上任後，隨即大刀闊斧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重整政府架構。香港政府開始變成一個講求高效、程序、規矩的官僚體制。

每個職位的界定、職位與職位之間的關係，或是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從理性的功能去分析和建立。換句話說，以專業的角度分工，發揮最大的效果。

然而香港回歸後，其核心價值不斷地被侵蝕是不爭的事實。高鐵超支延誤、鉛水事件、廉政公署人事大地震、立法會選舉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公務員的專業、廉潔、政治中立一直被質疑，說到底也是因為市民不相信政府。市民害怕，公務員再也不是以大眾利益為目標的公僕，而是淪為當權者的工具。

儘管如此，台灣對於香港公務員能展現能幹專業，甚至高效率的一面，是很羨慕的。香港如何晉用公務員？如何選才訓練？無論是制度或是文化面，仍有諸多值得台灣參考的地方。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蘇偉業，在香港土生土長，14年前來到台灣定居。他認為台灣的問題是過度政治干預：「這個過度政治干預有兩種，香港大部分是講問責制裡面的高官由上而下的干預。但台灣的干預不是只有這一種，它會包括橫向，橫向的會包括民意代表、媒體，各種的這種干預。」

「簡單而言，（台灣）政治與行政責任界限不明，而導致所有問題都傾向政治化解決。政治化解決即是沒有標準的治理，看誰的權力手腕夠強，誰就贏。行政問題常常不能以內部化的自我糾正機制做調節，或非政治的外部化機制處理，如國外的ombudsman（香港稱為「行政申訴專員」）。」──摘錄自蘇偉業部落格文章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專門負責處理政府部門及公家機關的行政問題。他們會針對每個投訴，甚至主動調查有關機關在行政問題上是否有不當或瑕疵，並提出改善建議。例如，你想要更改身份證上的名字，明明說是3個月，卻弄了半年。在香港，市民通常會先去行政申訴專員投訴；但若這情況發生在台灣，民眾可能早就去找民意代表。

蘇偉業認為：「在台灣，永遠都變政治問題，他就是將一些非政治問題政治化。香港很清楚什麼是政治問題，什麼是行政問題，雖然現在慢慢愈來愈政治化。我坦白講，香港現在也愈來愈政治化，但相較台灣來講，還是沒這麼誇張。」

他認為台灣跟香港最大的差異在於「自主性」。「香港公務團隊文化較強調professional autonomy（專業自主性），香港說很『Pro』。我很少聽台灣的公務員說我很『Pro』，他們強調什麼？『親民』，我要做很多東西方便你。」蘇偉業說。

蘇偉業認為，其實「親民」跟「自主性」兩者並非水火不容，它們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便民並沒有不好，但民眾有很多不同的訴求，在有限的資源裡你不能無條件的去滿足他們。如何不受影響，制定或執行一個最有利大眾的政策或措施才是公務員的專業。只可惜，台灣公務人員已經沒有這樣的專業自主性。

在香港，「自主性」比較強，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回應民眾的訴求。香港有一項制度稱為「服務承諾」，他們的公家機關會針對自身的服務質量作出一些承諾或保證。例如：14個工作天處理好你的申請、接到投訴會於2個工作天內回應等等。這些承諾的標準是公家機關自訂，而不是依照民眾的訴求來訂的。不像台灣認為「便民」，就是回應民眾所有的服務訴求，幾乎已經到了如同商業機構一樣強調「顧客為上」的概念。

是否強調「專業性」也深深影響台灣與香港招聘公務人員的方式。簡單說，香港強調「專業」，台灣強調「公平」。兩者的分別是，前者以大眾的利益為首要條件，後者卻是以「某部分大眾」的利益為首要條件。台灣社會一直有個迷思：有面試就會走後門，所以為了「大家」的利益，公正防弊是台灣優先考量。

香港公務員講求專業，立基於官僚制度的專業分工（function base）概念。每個筆試和面試，都在不斷測試應徵者是否適合，以確保他可以發揮功效。那不是純粹依靠分數或印象，而是盡量尋找證據證明。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認為，香港公務員備受推崇的關鍵是它有一套較完善的制度，包括招聘和晉升。

香港大部分專業程度職系的招聘，筆試和面試都不只一次。表面來看，香港的招聘程序只是比台灣多了面試。但嚴格來講，香港的筆試跟台灣的並不一樣。台灣是「筆試定生死」，你在跟別的考生比高分；而香港的筆試，只是你決定你能不能去應徵公務員的「資格證」而已。

一般應徵專業程度職位的人，須先通過「綜合招聘考試」（CRE）和「基本法測試」（BLT）兩種考試。前者包括英⽂運⽤、中⽂運⽤以及能⼒傾向測試3張試卷，⽬的是要評核考⽣的英、中語⽂能⼒及推理能⼒；後者則是測試考⽣的基本法知識。這兩項筆試都沒有學歷門檻，儘管你是小學畢業，只要通過考試就可取得「應徵資格證」。

上文講到，香港公務員的招聘制度是針對職位空缺來招聘。因此即便你有應徵資格，但政府部門沒有開放職位空缺，你也是「沒門」。基本資格試（CRE、BLT）每年都會開考，但職位空缺是不是每年都有就難說了。有些機關，可能5年、甚至10年，都沒有職缺可以開放。

若你想要應徵的職位剛好有開放（或許你不管是什麼職位，有缺就去），你就可以拿著你的「資格證」去應徵。應徵的時候需要先通過一次「內部筆試」，才能有面試的機會。不少部門會因應需求安排應徵者考「內部筆試」，也就是某些職系需要員工有專業的知識或技能，它可以根據其需要設計其他筆試內容給應徵者應考。以港人熱門職位政務主任（Adminstrative Officer）為例，你要撰寫演講辭、分析政策或危機處理，這些都是政務主任的工作內容。

「至於面試，比筆試刺激多了。」黃明樂形容當年投考的情況。她回想：「最深刻的感覺就是他會左試右試，前試後試。他試你對那個議題是否想得非常清楚，還有你的立場有沒有矛盾。他就是要求一個有高度批判思考的人。」

好不容易通過面試拿到聘書後，並不像台灣可以一輩子當公務人員。因為香港公務員跟私人機構一樣有試用期，政府新聘人員須先經過較長的觀察期，才能獲實聘為長期聘用制人員（就是拿到鐵飯碗了）。私人機構的試用期一般為3個月，但香港公務員的竟長達3年。

在台灣，大部分機關都是以甲等不高於75％，剩下打乙等的原則來打考評。甲等比例過高，主管又如何分辦出真正的能力者？

香港一般公務員的評級為一至五或六級，分別是一級（Outstanding）；二級（Very Effective） ；三級（Effective）；四級（Moderate）；五或六級（Unsatisfactory / Poor）。

除了獲得一級的員工有不能超過25％的限制外，其他級數（2～6級）的人數都沒有設上下限。王永平以實際經驗指出，能獲得一級的員工其實也只有1到2成，獲得二、三級的員工則佔大多數，約7到8成。

精英在社會上佔少數而中庸的人佔多數是正常的現象，因此拿二、三級的員工也認為評級合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表現不好，只是拿一級的員工有著過人的表現。香港這種只限制獲得卓越表現的人數的制度，好處是能讓主管容易辦認出精英中的精英，更成為員工努力的目標。

而對於表現差勁的員工，主管可以給予第五或六級，即可構成被解雇的理由。其實台灣也有類似制度，但大多主管因人情包袱而不會打到丁等。相反地，香港的主管較沒有這個煩惱。制度上，上司打了評級，還需要再高一級的上司加簽，最後還會有行政的同事覆核，藉此分散主管的壓力，降低「亂來」的機會。

根據法例，若主管給予員工第五或六級，其評核報告必須嚴謹地指出相關原因和具體例子。主管亦須在報告中顯示自己在過去1年，有不斷與該員工討論並給予機會改善。若情況沒有改善或表現依然惡劣，即可構成被解雇的理由。

對於這部分，王永平認為香港的工作文化很難讓人甘心去擺爛：「如果你在一個部門，一個單位，每個人都忙，而有一個人他不做事或是懶洋洋的，其實就會讓其他人做比較多，那個人本身也會感受到同僚的壓力。」在香港，若有人真心擺爛，不僅是主管，同僚也會給壓力，如果他仍然不知悔改，主管也只好公事公辦。

不過，香港公務員因為表現差勁而被解雇的比例很少。對此，黃明樂認為文化的影響大於制度。

當我向她請教香港制度時，儘管她在遙遠的對岸，我在電話裡頭仍能感受她的氣勢，或者說，她作為精英的那份自豪：「我認為那個評核制度不是一個關鍵，評核制度是一個formality，但是真正對他們有影響的是你看到你上上下下的人怎麼做事。也就是你看到你的同事、你的上司、比你早入職的前輩，他們如何認真做好一件事。」

很有趣的是，與其說香港社會追求專業，不如說他們崇尚專業，這種心態成為他們自我鞭策與努力的動力。黃明樂說：「他（政府）基本上是找了全香港的尖子進去，你作為一個尖子，一定有很大的Pride。就是你會十分自豪：我是聰明的，我才不會被別人看扁。他們從小到大其實已經習慣去train，凡事都要考第一。一般永遠也要考第一的人帶著這個mindset進政府，他是不會hea的（香港潮語，意指態度懶散、無所事事），他不能接受自己hea。」

然而，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良好制度、香港人辛辛苦苦建立的核心價值，在回歸後已經一點一點被蠶食。廉潔、法治、自由⋯⋯香港公務團隊能夠名揚國際，是因為他們的專業都是建立在這些寶貴的價值上。但遺憾的是，回歸後北京陸續施加的壓力、當權者不斷無視法治，都在摧毀這個恆之有效的公務員制度。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黃志偉形容，現在香港的狀況就是禮崩樂壞。沒有了以前對於程序的堅持，同時任由上級胡作非為。

我想，香港人喜歡英殖時代或談論過去，並不是盲目地崇洋媚外；或是只會緬懷以前的美好時光，他們只是追求自己曾經擁有的價值。在這複雜的政治環境，香港的公務團隊正面臨著莫大的挑戰。也許今天談到的這些引以為傲的制度與文化，再過幾年就消失無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