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年輕人為何憤怒：暴力組織的危險誘惑以及我們能做什麼》部分章節書摘，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由《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本書作者賈米爾．吉瓦尼（Jamil Jivani）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他的父親是非裔、自幼在家庭中缺席，母親則為白人；賈米爾自身的成長過程充滿各種挫折與誘惑，他曾一度被學校認定為文盲、也差點成為犯罪和幫派暴力的一員，但後來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並投身於各種社會改革事業，拯救與他背景相似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男性。
從當地的黑幫犯罪到巴黎恐攻等極端政治事件，這個世代，與社會疏離的年輕人犯下各種無法預測的暴行，賈米爾提問：究竟年輕人為何如此脆弱、又具有破壞性的想法？暴力組織、ISIS為何這麼容易吸收這批人？賈米爾深入觀察北美弱勢有色族裔、歐洲移民社群、白人勞工階層，看見缺席的父輩、貧富差距、社會的排外氛圍、有害的男性氣質，如何導致年輕男性嚴重的認同難題，並將這群人推向暴力。
從自身經歷中出發，賈米爾看見「嚮往的能力」──亦即年輕男性看見正面楷模、想像自己未來的能力，往往能改變他們的命運。他相信，當男性動起來為年輕男性們建立網絡，讓他們公開談論自身問題、脫離有害的男性氣質、尋求改變，能帶來轉機。
談論年輕男性的經歷和他們面臨的挑戰並非總是很容易。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遇到了來自多方面的阻力。
《進階護理》雜誌（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上有一篇評論點明了一些趨勢，顯示男性對男性氣概的看法對他們求助的意願產生莫大的影響，即使他們生病亦然。
男性崇尚陽剛之氣，排斥缺點或軟弱，因此男性較不願意尋求幫助，「事實上，國際男性健康論述中常見的理論主張：男性不得表現出疾病或『沒出息』，因為傳統男子氣概的想法或社會指定的男性角色總認為，軟弱無助的男性沒有陽剛之氣。」
另一個年輕人退出社會的原因是為了要有更多的閒暇時間，因而在過程中讓自己的聲音脫離了公共的對話。在最需要改善生活的社區中，我看到數百名年輕人寧可選擇用大麻、鴉片類藥物、酒精或其他藥物消磨時光，而不做一些建設性的事物，打電玩也已成了年輕人打發時間的常見方法。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艾瑞克．赫斯特（Erik Hurst）認為，電玩的普及說明了為什麼如今許多年輕男人的工作量少於前幾個世代的男人。
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妮基塔．庫隆布（Nikita Coulombe）對2萬名年輕人作了網路調查，他們指出受訪者因為願意「在與父母、或者婚姻或共同生活的伴侶關係中尋求長期的庇護」，因此有他們稱為「應得權利（entitlement）」的心態，他們不願「從事可以賺錢的工作，甚至也不願協助家務，保持生活空間的整潔」。這種「應得權利」的想法意味著在世上發聲的男性減少，而待在家裡、或者到其他地方找樂子的男性增多。
抗拒談論年輕男性的原因，也源自有些人在討論男子氣概時會做出防衛反應。儘管女權主義者開發出可以討論性別問題的寶貴工具，但如果把男性氣概視為對男性的攻擊，這些工具就無用武之地。某些男性維權人士和反對女權主義者把有關性別的對話視為壓抑男性聲音和否定男性體驗的作為。
《沙龍》雜誌（Salon）的阿曼達．馬可特（Amanda Marcotte）曾寫過一些文章，談到有些男性使人難以公開談論男性氣概，尤其是「有害的男性氣質」，她對「有害的男性氣質」定義為「一種特定的男子氣概模型，以支配和控制為重」。她說，每當她談起「有害的男性氣質」，就總會碰上「抱怨不停的哥們，他們會立刻認定或假裝認定：女權主義者是在聲討所有的男性氣概，儘管『有害』一詞意味著某些形式的男性氣概無害。」
有的人也把與男性氣概相關的討論認為是攻擊女性和女權主義，因此排斥這個話題。在西方國家，自古以來男性身分認同一直都排斥女性，並賦予男性特權和利益，因此男性獲得「心理工資」（psychological wage）之利。W．E．B．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創造了「公共和心理工資」一詞，來描述19世紀後期美國白人勞工超越黑人勞工的福利。身為白人的好處不只是在工作的物質報酬，還包括諸如「社會大眾的尊重和禮貌」、可以接觸警察和法院、擁有投票權、更好的教育，以及迎合其利益的新聞媒體。
歷史上許多基於性別的類似好處，都賦予男性權力、剝奪女性權力，因此現在有些人就把僅僅是談論男性需求之舉認定是攻擊婦女和女權主義，認定這樣的做法是為了保障男性所獲得的「心理工資」，讓社會回到男性在學校和工作上都享有巨大優勢的時代，或者抵制創造女性平等機會方面所獲的進步。
把談論男性視為攻擊他人，表示談論男性氣概的負面影響比談它的正面影響安全，因為這樣比較不致於造成爭論的場面。但是對於我們希望男孩和年輕男性長大成人後的抱負，以及我們如何賦予年輕人力量，讓他們有光明的前途，卻缺乏討論。
我有位朋友是代表公校退學學生的律師，她對這股排拒男子氣概的力量收集了一些寶貴的見解。她所代表的大多數學生都是男生，他們經常因打架、不當觸摸女生、反駁老師，以及不遵守權威人物的指示而惹上麻煩。這位朋友建議學校和其他與男生合作的組織，應嘗試制訂鼓勵健康陽剛之氣的計畫和措施，她相信和更多男孩談論男性氣質的對話，可以幫助他們變得更成熟，對於如何對待彼此和女同學考慮更周到。但她得到的回應是，對方告訴她這類的做法會「提倡父權制」，包容性不足。
歐巴馬（Barack Obama）提出了一個創新的方法，以「守護兄弟」（My Brother’s Keeper, MBK）來協助年輕男性所面臨的挑戰。MBK於2014年推出，目標是「為我們的年輕人擴大眼界，並為他們提供成功所需的工具」。這個計畫被描述為「對經歷特別困難的有色族裔男孩和年輕男性所做的重點工作」，MBK的策略是為基金會、企業、州及地方政府、信仰領袖和致力於相同目標的非營利組織等結合的聯盟提供管理服務。
促成MBK的白宮專案小組報告強調影響年輕人的獨特不平等和比例失調現象，並提出了針對年輕男人的全國計畫。這份報告特別提到黑人、西裔、美洲印地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東南亞和太平洋島民社區的貧困、缺乏父親、高中輟學、失業和坐牢的比例。
為了引導更多的年輕男性積極向上，這個專案小組建議強調放在他們人生中的6個里程碑：
- 進入學校準備學習。
- 到小學三年級時可以跟上三年級生的閱讀平均水準。
- 高中畢業，準備上大學和就職。
- 完成專上教育或訓練。
- 成功進入勞動市場。
- 減少暴力並提供第二次機會。
這些里程碑被稱為「由搖籃到大學到職涯的方法」，因為協助年輕男性進步在理論上可帶領他們由嬰兒期一路來到成年工作者的人生。
在某種程度上，MBK是受到歐巴馬總統故鄉芝加哥一項以學校為基礎的成功計畫所啟發，這個計畫稱為「成為男人」（Becoming a Man, BAM）。由非營利組織青年指引（Youth Guidance）啟發的這項計畫，在30週的週期中為學校和社區中心的近2,000名年輕男性提供課程。這個群體提倡6種核心價值觀：誠信、負責、自主、正面的憤怒表達、有遠見的目標設定，和對女性的尊重。
BAM計畫的特色包括頻繁且誠實的群體對話，以揭開虛張聲勢的勇者面紗，同時對男女關係的自我反省。已由BAM結業的19歲青年馬林，對群體對話給予高度評價：「有些男性不尊重女性⋯⋯男人把女人當作征服對象或物品，或是取樂工具，而非有思想、感情、計畫的人。（在BAM群體討論後，）他們承認犯錯的情況比在其他情況下更多。」
BAM與類似計畫的區別在於評估其成效的學術評量。美國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公布的研究發現，在2009～2010和2013～2015年度參與該計畫，「使這段期間的總被捕人數減少了28％～35％，因暴力犯罪而被捕的人數減少了45％～50％，參與學校的比例提高。在第一個有後續資料的研究中，學生畢業率上升了12％～19％。」
包括芝加哥大學犯罪實驗室的莎拉．海勒（Sara Heller）在內的研究作者，都把這些成果歸功於BAM「直接幫助年輕人識別出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和回應，並在高風險情況下做出更好的決定」的能力。這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和只顧培養學術或職業技能和改變犯罪或求學的成本和收益相比，「幫助年輕人在高風險時刻做出更好的判斷和決定，投資報酬率似乎更有潛力。」
2016年，白宮的MBK兩年進度報告顯示，私營部門合作夥伴已為該組織投入了逾6億美元，基金會也提供了2億美元的資金。MBK還協助在全美創立了指導計畫、工作計畫補助金、資助在獄美國國民的教育和訓練試驗計畫，幫派防制計畫，學前教育計畫以及創業和STEM（理工）計畫。此外還成立了一個新的非營利組織，名為「守護兄弟聯盟」（My Brother’s Keeper Alliance），正式確立MBK及其使命。
像任何要解決複雜問題的組織一樣，MBK也有其限制和需要改進之處。評論者認為這項計畫做得還不夠。例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了一項MBK的分析，認為該計畫未能充分解決美國社會與掙扎中的年輕人最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因為它太偏重文化事項，比如缺乏父親的問題，而把重心放在聯邦政府範圍之外的政治。
在寫作本書時，我由MBK汲取了靈感，因為它對於為留住年輕人和國家連結所需要加強的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思想、文化領導力和政治觀點。在我整個工作生涯中，我有機會向在歐洲和北美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以及與他們合作的人學習。像MBK這樣的計畫如果能發揮其潛力，就可以為每個人帶來積極的影響。
我經常想到我的朋友克里斯．布萊克伍德（Chris Blackwood），因為他在沒有MBK可提供支持的情況下，在第一線協助年輕人。克里斯比我大幾歲，來自多倫多西北區。他在他從小長大的珍街和芬治街（Jane and Finch）交口附近的「珍與芬治」社區中擔任青年工作者，這個社區裡有相當高比例的年輕人、黑人、移民和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低收入家庭，非常需要克里斯的協助。
2013年，這個社區被評為「對多倫多兒童最危險的社區」，因為有很多年輕人因槍枝暴力而死亡。一年後，多倫多市又根據包括就業，教育程度和死亡率等多項生活品質指標，把這個地區列為140個社區中「最不宜居」的社區。克里斯在取得學士學位後，回到那個社區擔任青年工作者。他說：
「我家裡有個一歲的女兒，我知道自己必須成為指導年輕人的社區領袖，尤其因為我已身為人父。」
如今克里斯是4個孩子的父親。你常會看到他的穿著反映出他所出身的社區，和他所輔導的年輕人一樣：一頂棒球帽和他弟弟的服飾公司Grand Slammerz所製的連帽衫或圓領衫。他的身材雖不高大，但在社區中卻是赫赫有名的籃球選手，在大學也是校隊。運動員的名聲讓他立刻受到社區年輕人的愛戴。
克里斯運用自己的聲譽和技能籌辦年度籃球錦標賽，以紀念他少年時代兩位因槍枝暴力而喪生的同學。他為參賽球隊報名，並安排合適的教練和裁判；他也為高中和中學學生籌畫全年籃球課程。他藉籃球接觸的許多年輕人都被認為「有風險」，籃球是他握住他們、協助引導他們走向正途的連結點。他所接觸的其他年輕人已經走上積極的大道，籃球協助他們接觸積極的人物，讓他們留在這些人身邊。
克里斯也是創新者，他把籃球計畫和指導與其他協助青年的機會相融合，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起工作的。例如，克里斯參與我在奧斯古德法學院的研討課，與學生一起設計了政治組織訓練模組，接著把它們整合到他的籃球課程中，讓球員練完球後做功課，並在練球休息間討論政府和政策。
克里斯努力吸引年輕人，和他們建立了改進年輕人生活所必需的信任關係。我曾和他一起參加一場社區活動，看到他在這方面的深耕。這項活動是關於多倫多交通運輸未來的討論，由牙買加裔加拿大協會在珍與芬治附近的辦事處舉行。在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共有60人參與集會，聽取了多倫多最大的幾個運輸組織代表的報告，包括負責公車和地鐵營運的多倫多公共運輸管理局（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 TTC）以及召車及送餐平台Uber。
聽眾為了聽取交通運輸專家的意見而前來集會，但克里斯卻讓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以珍與芬治社區年輕人使用交通服務時的經驗為題作了報告，一提到乘車安全問題，馬上吸引了所有聽眾的注意。他說放學後乘坐公車的學生經常因打架和欺凌而感到不安全。雖然在學校有人監督，但在公共運輸工具上卻沒有，因此社區中的一些孩子感到不安。
克里斯說，公車缺乏監管尤其影響男生，因為他們不像女生那樣，獲得有關安全的考慮。TTC有個有用的做法，即在天黑之後，可依乘客要求在兩站之間停車。克里斯說，他知道有些年輕人希望能採用這種做法，但公車通常只為女乘客提供這種服務。他談到他所輔導的年輕人時說「他們擔心下車時受到欺負，擔心被搶劫，他們感到不安全」，克里斯舉了一個實例：一名高中男生在天黑後要求公車司機讓他在兩站之間讓他下車，司機笑起來說：「我們只為女生提供這種服務。」
克里斯當晚的故事感動了我們所有的人。TTC的代表承認克里斯的擔憂有理，並解釋說，雖然所有乘客都有權在天黑後要求在兩站中停車，但並非所有的司機都遵守這樣的規定，他們答應要把克里斯的訊息帶回去。這是基層的經歷傳達給決策者的重要時刻，出席這場會議的珍與芬治社區居民為克里斯面對有力的人物講出真話而感到自豪，看到了解他們的人與來自市區其他地方有影響力的人物分享焦點，對他們有很大的意義。
對克里斯所輔導的年輕人而言，談論回家途中的不安焦慮是一種忌諱。人們期望他們堅韌、強硬、無懼，而且往往認為他們沒有感情。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像我一樣，在成長過程中以饒舌歌手和心狠手辣好萊塢黑幫等硬漢為榜樣。在這些年輕人生活中的大多數人永遠都無法得到他們交心，但克里斯對他們來說是可以傾訴的安全對象，他花時間在學校、社區中心、籃球場、街頭和他們的家裡，因而在社區中建立了信譽。
克里斯是年輕人採取行動為他的社區發聲的例子。他在說明會場留下的印象說明了為什麼更多男性應該考慮擔任青年工作者。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教授威廉．馬西格里奧（William Marsiglio）鼓吹讓更多男性選擇像克里斯一樣的職業，在對男性青年工作者的研究中，馬西格里奧列出他的期待：
「如果更多男性能受到啟發，協助並自願輔導年輕人，那麼男性更常參與青年工作就會促進正面的文化改變，促使男性更常為孩子們發聲⋯⋯當今離婚率、單親和雙職工作的比例都很高，因此該是鼓勵更多的男性分擔女性指導、教導、養育、監督和支持自己和他人孩子的責任。」
遺憾的是，克里斯對社區的貢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和支持。他在職涯中一直都沒有穩定的職務，找不到願意雇用他並有能力支付他養家所需的薪酬。他每天都得花1、2個小時開車到不同的社區做不同的工作，累積起來每個月都得花很多時間在路程上；他在社區中領導的計畫規模永遠達不到他們能力所及的程度，因為他沒有時間和資源發揮自己的想法；克里斯所做的工作在制度上也缺乏永續性，如果他搬出社區或換了職業，就沒有人能接續傳承。
如果克里斯可以運用如MBK之類的計畫，就能獲得支持網絡，藉以改變世界。MBK可以確保他社區的組織擁有雇用他所需要的資源，也可以協助他把所學到的東西制度化，並與同市其他地區的青年工作者交流最佳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將他所做的工作得到認可，讓不了解為什麼賦予年輕人力量的專業技巧有其價值和需要。
歐巴馬總統2017年1月卸任前不久，把MBK重新命名為「改善有色人種兒童及青少年和缺乏服務年輕人生活的專案小組」（the Task Force on Improving the Lives of Boys and Young Men of Color and Underserved Youth）。顧名思義，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幫助確保聯邦工作會持續，而且對白宮依然是當務之急」，歐巴馬把白宮的鑰匙交給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雖然還無法確定改名的意義，但這個名字強調了在塑造MBK時所作的一些決定。
由一開始，歐巴馬總統就把MBK的重點放在有色人種的年輕人。新名稱擴大了這個群體，把白人也納入其中，不過只是作為附加的對象「缺乏服務的年輕人」。我無法推測白宮這麼做的原因，但對成立MBK所要解決的問題顯示，有些白人社區面臨的困境，與MBK中包括的少數群體一樣多。
貧窮和失業尤其加劇了白人工人階級愈來愈嚴重的絕望。艾克朗大學（University of Akron）心理學教授羅納德．F．黎凡特（Ronald F. Levant）對這種絕望發表了評論：「隨著全球化、自動化、製造業的發展、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增加，各種正在發生的事情都對白人工人階級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養育當今年輕白人的這一世代經歷了重大的掙扎，由於酗酒、濫用藥物以及自殺，沒有大學學歷的美國中年白人死亡率一直在上升，而少數族裔群體的死亡率卻在下降。
根據我的經驗，在對許多觀眾談論種族或宗教少數群體時，比較容易談論年輕男性的問題。藉著在對話中添加其他身分，更容易讓人同情因歷史或現代性別歧視而忽視、恐懼或與認為與特權有關的群體。本書大部分內容都設在種族或宗教少數群體社區，因為這是我生活和工作的社區。我希望我講述這些故事的方式能夠幫助人們超越自身種族和宗教差異，了解一些年輕人共同的挑戰和經歷，以及他們可以更好地被包容、支持、問責和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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