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一直在思考，為什麼這個大學招生的案件會給人一種憤恨不平的感覺？並不是因為大家突然發現，這個制度根本就不是在獎勵真正有才能的人，或是學校在金錢上的損失，以及在法庭上引起技術性論戰的測驗機構──這些都與此無關。

「大家憤恨不平的是，這個本來就已經被金錢和特權扭曲的制度。」她坐在法官席上如此說道。

大家憤恨的是，「你讓你的小孩又多取得了一項優勢，能讓他們贏過別人。」法官一邊直直盯著女演員菲力西提．哈芙曼（Felicity Huffman），一邊繼續說。

法庭裡的聲景很有意思，那是人們在座位上起身坐下的聲音、記者在鍵盤上打字的聲音，以及偶爾出現的咳嗽聲，或是某個人突然倒抽一口氣的聲音──它們譜出了一首樂曲。當這位以相對仁慈著稱的法官準備進行第一次宣判時，該樂章彷彿也奏入音量漸強的部分。她在那天早上才剛表達了她對金錢損失一事以及量刑建議的意見，而原本看似仍有懸念的事情此時似乎真的要成真了。她到底會不會判哈芙曼入監服刑呢？

幾乎就在聯邦檢察官宣布針對校園藍調行動進行起訴的6個月之後，家長們終於即將進入懲戒階段。

有些收費高昂的律師，會聰明地將他們的委託人說成足以令人同情的樣子（或者說，至少以百萬富翁的標準來看，是值得別人同情的）；但也有些律師則是根本不懂察言觀色，不知道這些故事有多白目。

有的律師建議庭上寬待自己的委託人，因為聯邦調查局在孩子進入大學之前，就已經阻止了犯罪行為繼續發生；但這種說法，感覺就像是某個搶匪在銀行行員還在把錢裝進袋子裡的時候就被抓到了，所以宣稱自己並沒有成功搶到任何東西。還有個律師把自己的委託人稱為「中產階級」，雖然那個人明明就住在一棟價值超過300萬美元的房子裡。有些律師團隊則向庭上呈交了支持己方論點的信件，並在裡頭引用了別人對被告的讚美之詞，但那些讚美的來源卻是受雇於被告之人。

檢方認為，和其他多數家長比起來，哈芙曼的行為並不算太過分。為了修改蘇菲亞的考卷答案，她只支付了15,000美元（而那有部分其實只是因為，辛格本來就不向所有家長收取相同的費用），並在2019年初放棄讓小女兒喬治婭作弊。她已經認罪，是個有悔意的模範被告。她最在意的其中一件事，是確保社會大眾知道她的女兒並未涉入這起舞弊事件。

哈芙曼的法律團隊由馬丁．墨菲（Martin Murphy）領軍，這位律師畢業自哈佛法學院，曾經在麻州負責聯邦檢察官重案組的運作，現在則是弗雷霍格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採取的訴訟策略是希望能讓她不用坐牢、獲判緩刑一年。他們引用了一份篇幅很長的統計資料，分析聯邦法院對類似案件的判決，希望藉此支持他們的論點：讓她坐牢是太過分的懲罰方式。他們呈交了27份支持信，其中有許多來自她的舊識，比如女演員伊娃．朗格莉亞（Eva Longoria）、她的兄弟姊妹、姪兒，以及她早年還在紐約劇場界時的同事；他們在信件中稱讚哈芙曼的職業道德和親切熱情，其中有些人提到了她容易受人影響、過度操心的母親形象，和哈芙曼自己的說法一致。「她的頭腦有點像裡頭充滿一個個洞的瑞士起司，總是忘東忘西的。」

有些信件的內容頗為尋常，而且不無意義。然而如果信的內容出了差錯（尤其是被告自己寫給法官的），那就可能會有些風險。「為非法行為提供背景脈絡」和「找藉口為自己開脫」，兩者之間的界線是很清晰的。

當哈芙曼形容自己是個很沒有安全感的母親時，羅森並沒有懷疑她在說謊。然而羅森自己也是3個孩子的爸爸，他的上司法蘭克則有4個小孩，他們知道每一個父母的壓力都很大，而且全都精疲力竭、很擔心自己會犯錯，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成為騙子或罪犯。「歡迎來到父母親的世界。」檢方在關於量刑建議的文件中如此寫道。

檢方對哈芙曼求處一個月刑期，還說坐牢就是一個讓有錢人和窮人「獲平等對待的良好機制」。他們說，這對夫婦之所以會陷入這個困境，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需求，也不是因為感到絕望，而是因為某種「認為自己擁有某種權利的感覺，或至少是在道德上的無知，並受到了財富和偏狹的催化」。既然監獄裡的每個人都被同樣的規則所管制，那麼有什麼地方，會比監獄更適合作他們的解藥呢？

宣判當天早上，檢方已經做好了塔爾瓦尼會站在被告那邊的心理準備。他們也擔心，這次的判決結果會開啟後續一連串讓檢方失望的判決，那些知名的家長則會被輕判，再一次告訴外界，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免於受制裁。

羅森一開始在著手調查的時候，原本還不知道哈芙曼是誰，現在卻要對她的案子求處徒刑。為了表達自己的觀點，他指出，許多家長也同樣焦慮，卻不會像哈芙曼一樣使用作弊手法。他還提到，哈芙曼是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犯下那些罪行。「被告並不是某天突然跑去沃爾瑪（Walmart），然後在貨架上挑選了一份假的學術能力測驗成績，然後走去結帳。」

他提到了來自俄亥俄州亞克隆（Akron），在一所殘障特教高中擔任助教的凱莉．威廉．波拉（Kelly Williams-Bolar）。2011年，她為了讓女兒們進入更好的學校、避開她們居住的市中心的學區而偽造女兒住所的地址，最後被判處10天拘役。

「她服了10天的拘役，而她所犯下的罪行，其實比在場的被告還要輕微很多。」羅森說，「如果一位來自亞克隆的貧窮單身母親，其實是在試著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卻進了監獄，那麼一個有錢有勢、擁有一切合法升學途徑可以選擇的母親，就沒有理由可以逃避坐牢的命運。」

為哈芙曼辯護的墨菲，則提出了一個本案所有辯護律師都談過的擔憂。他們擔心這些家長會因為他們富裕的身家，被判得更重。換句話說，批判有錢有勢的人總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經過計算，我發現檢方一共提到了哈芙曼的財富和名聲27次。」他指的是檢方呈交的判決備忘信函。他主張，正如同有錢人在犯罪的時候不應被輕易放過，他們也不應該因為自己的財富而受到不公平的嚴厲懲罰。

哈芙曼起立對庭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她對法官道了歉，也對因為她的行為而受到影響的學生、家長、大學以及自己的家人致歉。

「我被逮捕之後最難面對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當我女兒知道我做的事之後，她對著我說：『媽，我已經不知道妳是誰了。』」哈芙曼聲音顫抖地說道。「然後她問我，『為什麼妳不相信我呢？為什麼妳覺得我沒辦法靠自己的能力做到呢？』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

塔爾瓦尼稱讚了哈芙曼，認為她如此快速就決定承擔責任是個正確的選擇。她接著也提到了社區服務，並說社區服務可以成為哈芙曼矯正計畫的一部分。坐在旁聽席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人員心想：答案揭曉了。其中一位則猜想，結局來了：不用坐牢。

當塔爾瓦尼說自己不會考慮檢方的一些論點時，檢方就又加深了一點這種感覺──尤其是檢方認為這些家長破壞了大家對大學招生程序的信心的這個論點。法官說，不管有沒有這些家長的行為，大學招生制度本來就已經漏洞百出，比如合法的捐款行為、在挑選學生的時候偏好校友的後代，而且有一大部分的錄取名額，本來就會被全國最有錢的家庭搶走。

然而，法官的語氣卻在接下來起了變化。

她說，那些漏洞「就是這一切發生的背景脈絡。」塔爾瓦尼一一細數了那些有錢家庭的小孩會用來獲取巨大優勢的所有方法，比如進入頂尖高中、雇用昂貴的家教和顧問服務，而他們的親戚網絡，則可以讓他們找到最好的暑期實習機會。

在她看來，那些已經因為這個充滿缺陷的制度而占盡優勢的家長，又做了一件肆意妄為的事情，只是在讓這個制度變得更加糟糕而已。他們本來就已經在三壘上了，現在卻還想要用作弊的方式跑回本壘得分。

她最後對哈芙曼判處了14天的拘役。法庭裡的人們開始議論紛紛，所有人都伸長了脖子望向哈芙曼。

隨著書記官宣布「起立」休庭，這起大學招生案的基調也跟著轉變了。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14天的拘役似乎是很輕的判決。但事實上，檢方在這裡獲得了出乎意料的勝利。在所有家長裡罪行最輕的哈芙曼，居然要坐牢了。

在法庭外，辯護律師們再次聚在了一起，每個人都非常激動。他們知道自己的委託人（其中有些人付給辛格的金額，是哈芙曼的20倍以上）這下必須要在牢房裡待上一段時間了。其中一位非常吃驚的律師說，他必須要重寫自己委託人的判決備忘信函了，不然如果繼續請求法官給予緩刑，恐怕會被別人以為他搞不清楚狀況。

檢察官們步出法庭、走向電梯，臉上沒有太多表情，但你可以感覺得到他們有多如釋重負。就在剛剛，他們把這個案子從懸崖邊上給救了回來。

11天過後，羅森將一個資料夾放在了9號法庭的講臺上，然後他開始娓娓道來這個要從2017年6月開始說起的故事。

他鉅細靡遺地描述德文．史隆（Devin Sloane）這位來自洛杉磯的父親，如何要他年輕的兒子換上一套新買的速比濤泳衣和泳帽，並在自家後院的泳池裡擺拍，假裝自己是一名水球球員。

「請想像一下發生在那之後的對話。」羅森如此告訴塔爾瓦尼，「想像一下被告為自己兒子提供的指引。」

法官用手托著臉頰，專心聆聽。

被告們在接下來的幾週裡將會發現，這位法官特別討厭那些讓自己有時並不知情的孩子，在這起案件裡扮演一些角色的家長。

「史隆在這起案件中的犯行，並不僅止於讓兒子在家裡的無邊際泳池中擺拍而已。」羅森繼續說，「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史隆持續主動並蓄意完成了整起犯行，在南加大獲得了一個錄取名額。此外，他還逐漸養成了說謊的習性。」

在對面的被告席上，史隆的律師將一杯水遞給了自己的委託人。

哈芙曼的判決結果明確地告訴大家，法官可能打算對每位家長都判處一定的刑期，而問題則是她接下來判處的刑期，會是像哈芙曼的14天那樣，只是象徵性的一小段時間（雖然有些人可能不會認為14天是一小段時間），還是更實質的長期監禁。

如果哈芙曼算是整個案件裡比較值得同情的其中一位家長，那麼史隆大概就沒這麼容易被放過。

他穿著藏青色的合身西裝、戴著一副帶點書生氣的眼鏡走進法庭，左手拿著一個棕色皮製公事包。雖然他當時已經53歲，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年輕，頂上的頭髮也依然茂密；當時的他，更像是要走進某個會議室，討論一個水處理產業投資案的高階主管，而不是一個已經認罪，承認自己為了讓兒子假冒水球隊員、進入南加大而付了25萬美元的人。

為了強調他良善的那一面，史隆和他的律師們呈交了一支精美的影片，片中詳述了他對特殊奧運組織（Special Olympic）投入的慈善活動，並呈交了幾十封支持信，其中包括一封來自巴克雷學校美式足球教練的信；這位教練在信中寫道，史隆是少數會停下來向他問好的家長之一。

然而當史隆和他的律師說他承認罪責之後，律師們呈交的判決備忘信函，卻似乎是在推卸他的刑責。他們開始把錯推給別人：他兒子念的高中一年學費要45,000美元，但學校裡的升學輔導老師卻「負擔過重」，因此他只好雇用辛格。辛格讓這位聰明而成功的商人受騙上當。他的童年過得並不幸福。史隆的律師撰寫的備忘信函甚至抱怨，南加大沒有歸還他用來非法取得錄取名額的那筆捐款。

「這個嘛，就當作是一場教訓好了。」羅森在法庭裡如此說道，「如果你要賄賂別人做些非法勾當，錢就是拿不回來的。」

羅森說，史隆對自己做過的事，表現得好像事不關己的樣子，以至於連緩刑部門都懷疑，他是否能像其他認罪的被告一樣有資格獲得刑期上的減免。不過法官還是肯定了史隆認罪的做法。

同樣讓羅森無法認同的，還有史隆為了避免坐牢而做的提議：在一個社區服務計畫之中做志工，「直接為獨立運作的學校的兒童，創造一個可以將接納多元、反對霸凌的銜接計畫，而那些兒童就是這起案件裡的關鍵。」史隆的律師內森．何治曼（Nathan Hochman）如此說道。

「我不覺得獨立學校的兒童是這個案子的關鍵。」塔爾瓦尼說，「這大概是我聽過最搞不清楚狀況的一句話了。」

她直直瞪著他。「還有，誰才是在這個案件中受傷害的人？肯定不是獨立學校的孩童，對吧？」她如此說道，還說「獨立學校」這個稱呼不過就是對「私校」委婉一點的稱呼罷了。

很顯然地，塔爾瓦尼希望何治曼能直白地說出，那些受傷害的人就是因為錄取名額被賄賂和詭計搶走，而沒有機會上南加大的孩子。

經過一陣吞吞吐吐之後，何治曼終於講出了她希望聽到的答案，但接著又試著降低嚴重性，開始描述「受傷害的程度」。

法官對他失去了好感。為其他已經認罪的家長辯護的律師也都在場。「他根本沒搞清楚狀況。」其中一位律師後來如此說道，「看他那樣辯護真的很痛苦。」

「我一直聽到這些詞，什麼『促進』、『涉及』。」塔爾瓦尼繼續說，「但有個詞在你提交的報告裡面我從來沒看過，那就是『賄賂』。」

何治曼再次撥了撥頭髮，說「我們和檢方一直有的一個爭執點」，就是史隆其實不知道到底是南加大的哪個人會拿到他的錢。

坐在旁聽席上的辯護律師們更尷尬了。「當然，那他媽的就是賄賂。」其中一位律師後來如此說道。「我實在很想拿紙敲他的後腦勺。」

塔爾瓦尼決定要在法庭上導正視聽。

「所以你是在說，你的委託人不知道那些勾當的細節到底是怎麼運作的，但他了解自己為了讓兒子獲得錄取名額，其實是在進行賄賂？」

「是的，庭上。」

當史隆站在法庭裡進行陳述，並說自己會負起全責、不會有任何藉口或理由時，感覺起來，好運似乎不會站在他那邊。

「有些人覺得這個案件，是關於特權、關於傲慢的。」他說。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而這種說法讓我無法忍受。在我的心裡和靈魂深處，我只想要讓兒子得到最好的。我現在了解到了，原來我的那些行為會造成反效果。」

他將自己的發言收在一個聽起來很真誠的結尾上，而且和這起案子裡許多家長的說詞很像：他們只是在嘗試幫助自己的孩子而已，而他們現在知道，自己使用的方法錯了。

然而這位法官卻希望他們好好思考一下，他們想要幫助的究竟是誰。

「我想要從一個經常出現在這些家長嘴裡的論點開始談起：『我想為我的孩子付出，讓他得到最好的。』」她如此開頭，緩慢地重複了史隆說過的話，然後為了效果而停頓了一下。

她認為，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在所有這些案子裡，最關鍵的罪行，並不是為你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照顧。」她說。「不是供應你的小孩吃穿，甚至不是讓你的小孩受大學教育。而是讓你的小孩進到一所或許被外界認為『很少人進得去』的大學。」

「或許，這就是家長們該好好思考一下的地方：他們真的是為了孩子而這麼做的嗎？」她停頓了一下。「還是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做，只是為了自己的身分地位，或者其他跟孩子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個人目的？」

針對這些問題，史隆可以花些時間好好想一想，因為法官最後判他4個月拘役。

10月某個早晨，當戈爾頓．卡普蘭（Gordon Caplan）戴上老花眼鏡、起身發言時，就演示了一次這種策略。

卡普蘭當時穿著一套深灰色的西裝，搭配白色襯衫和深紅色的領帶，那是企業律師常見的標準裝束，不過現在的他卻成了一名被告，即將因為自己支付75,000美元在女兒的美國大學入學考中作弊，而接受法律制裁。他的家人、工作上的同事，以及他在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的警察朋友，都出席了這場聽證會。威爾奇法爾律師事務所的現任，以及前任合夥人，都為他寫了支持信。

「這並不容易，但我已經痛苦地了解到了，這整個事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太在意女兒上哪所大學的企圖心造成的。」卡普蘭如此對法官說道。

「我忘了一個好父親的意義是什麼，因為很顯然地，我的所做所為對我的女兒一點好處都沒有。」

由於卡普蘭即將失去自己的律師執照，而這已經是非常嚴峻的懲罰了，因此卡普蘭的律師希望他最多只獲判14天的拘役，但法官最後的判決結果是1個月。

在這起大學招生醜聞中被起訴的家長，他們的下場來得既快速又驚人：大好職涯沒了、專業執照被吊銷，社會地位一落千丈。

他們還必須試著修補自己和孩子的關係。

德文．史隆說，知道自己傷害了兒子馬蒂奧（Matteo Sloane），感覺比坐牢還要更糟。

有些參與舞弊的家長似乎還在否認自己犯下的錯，不斷說自己其實是受害者，即使已經在法庭裡認罪，也依然無法承認自己的缺失。其中一位父親在接受訪談的時候，多數時間都在談論自己做過的好事，以及辛格如何欺騙了他，但在被問及他那幾個月裡是如何同意辛格的非法手法、一起將孩子假冒成運動員的時候，卻又不願回答。另一位母親則是承認自己付錢給辛格，讓他幫自己的小孩在大學入學測驗中作弊，但除非你說你需要知道辛格的「真實故事」，否則她是不願多談的。

然而，還是有些被告在歷經這些之後似乎有所轉變。他們在接受訪談的時候情緒起伏非常大，在討論自己對孩子造成的傷害時還會聲淚俱下。

2019年3月12日，來自比佛利山莊的開發商羅伯特．弗拉克斯曼（Robert Flaxman）被逮捕；當天他步出法庭之後，便用深色的帽Ｔ遮住自己的臉，不願意面對新聞媒體的鏡頭。他很快便承認，自己曾為了在女兒的測驗成績上動手腳而付錢給辛格，此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願公開露面。

「我當然經歷了一段自我厭惡的時期。」弗拉克斯曼如此說道。「我對自己非常失望，也傷害了其他人。」但他也說，他最後在整個過程中找到了意義，並體認到，利用財富、權力和人脈來獲取優勢，是一件多麼不公平的事──即使是用合法的手段亦然。「那讓我了解到，你總是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來做事情。」

他在亞利桑那州的聯邦監獄服刑一個月，女兒曾去探望過他一次。他希望透過認罪的方式教導女兒，面對錯誤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認錯誤。他說，他在這起事件中學到的最大教訓，就是要對自己的孩子更有信心一些，並「相信他們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

曾經如日中天的企業律師卡普蘭，在承認自己透過辛格幫自己的女兒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作弊之後也深自反省。他在法庭上認罪，在接受宣判時所呈現出來的悔意和羞愧，似乎是發自內心的。

「我並不怪任何人，我只怪我自己。我甚至對辛格也沒有任何怨氣。」卡普蘭在幾個月之後如此表示。「他在販賣的東西，我本來就不應該買。」

這起招生醜聞也引起了一些沒有涉入、只是在旁看著這場法律鬧劇的人的共鳴。很多人讚賞那些堅守正道的個人和組織單位。《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曾在報導中特別提及，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如何在多年前拒絕了辛格的要求（當時辛格要求校方重新考慮一位來自富裕人家但成績不太好的女學生），而報導刊出之後，西方學院收到了好幾萬美元的捐款，其中有些捐款人甚至和該校完全沒有關係。

有些家長則意識到，如果有天同樣的機會出現在自己的面前，他們其實也有可能會成為跨越紅線的人，只不過當塔爾瓦尼法官決定要將那些被告送進監獄裡的時候，出現在法庭裡的剛好不是他們而已。

如果馬蒂奧．史隆當時也在場的話，他可能會想要提醒那些家長，多聽聽他們深愛的孩子們的想法。

就在他父親為了把他送進南加大而作弊，因而被捕入獄的10個月之後，馬蒂奧仍然在試圖釐清自己的人生出現了哪些變化。他當時20歲、還在念大學，卻出現在200多公里以外的隆波克聯邦監獄探望自己的父親。

他念高中時在課業上非常認真，但他父親的非法介入卻讓他自己努力獲得的成就，似乎不再那麼有價值。

家人登上全國媒體版面之後，他起初經常會胃痛，有些朋友更因此離他而去，但馬蒂奧依然原諒了父親，並變得更加成熟，也學會了用新視角看事情。他說，這起大學招生醜聞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冰山一角，而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家長們都在小孩的人生中投入了太多心力，好讓自己能夠把孩子的成就也當成自己的成就，並向其他人炫耀。他也發現，之前自己也錯失了適時發聲的機會，在面臨他和同學所身處的壓力鍋般的環境時，並未出言反抗。

提到他對於自己未來的規劃時，他決定，這次不再保持沉默。馬蒂奧現在努力想要獲得的，就是他認為所有孩子都應該擁有的：呼吸喘息的空間，以及自己開創人生道路的動力──無論前方是一片坦途，還是曲折而荊棘遍布。

《買進名校：特權與財富的遊戲，美國史上最大入學詐欺案》，梅麗莎．寇恩、珍妮佛．李維茲（Melissa Korn, Jennifer Levitz）著，李易安譯，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