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0日，美國密西根州奧克蘭縣正飄著隆冬的細雪，不久後即將迎來耶誕新年假期的牛津高中，全校1,800多名師生正在加緊上課，希望在期末考之前趕上授課進度。但高中二年級的伊森．克倫布里（Ethan Crumbley）卻心神不寧。

一早的幾何學隨堂測驗上，伊森不僅一題未解，題目卷更畫滿無關塗鴉，這讓授課老師皺緊了眉頭，但他定睛一看卻毛骨悚然──因為伊森在試卷上畫了一把手槍、一顆子彈、一個身上滿是彈孔倒在血泊中的人像，以及散亂的幾句文字：

「世界已死」、「血流成河」、「我的人生一無是處」、「誰來救我！那些『想法』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該名老師連忙通報輔導室，除了將伊森與其他同學暫時隔離外，輔導老師更緊急要求伊森的雙親媽媽珍妮佛（當時43歲）與爸爸詹姆斯（當時45歲）到校處理。輔導老師藉由評估程序，判斷這名15歲少年具有明顯自殺傾向，但伊森告訴老師：自己最近幾個月因為感染COVID-19與親人逝世而低落沮喪，他不斷強調自己只是隨手抒發情緒，保證沒有其他意圖。

10點30分左右，克倫布里夫婦終於趕到學校。根據輔導老師的說法，伊森的父親在會談時大多保持沉默，但母親卻「非常強勢與頑固，並展現極強的防禦情緒」。珍妮佛不認為自己的兒子有自殺傾向，當校方建議克倫布里夫婦「應立即帶伊森就醫，尋求專業協助」時，她更是一口回絕，強調「我必須馬上回到辦公室」、「我們今天沒空，不可能帶兒子看病」。

這場緊急親師會，僅15分鐘就草草結束。輔導老師無可奈何地帶著伊森返回了教室，克倫布里夫婦亦匆匆離去。然而兩人離去之前，卻沒有向校方透露伊森在槍彈塗鴉之外的關鍵資訊──過去幾個月，15歲的伊森一直苦於嚴重的幻覺與幻聽問題。在緊急親師會4天前，詹姆斯才替兒子買了一把SIG Sauer半自動手槍當作伊森的耶誕禮物。事發3天前，珍妮佛也帶著兒子一起到靶場「練槍」，用這把新到手的禮物打了100多發子彈。事發前日，老師在課堂上發現，伊森正用手機搜尋「如何購買子彈」的資訊，但收到校方通報的珍妮佛，事後卻發給兒子一封簡訊：「哈哈，我沒有生氣，但你得學會下次耍壞不會被逮到。」

事實上，這把SIG Sauer手槍當時正在伊森的書包裡，但家長沒有告知校方伊森近期的持槍經歷，輔導老師也沒有搜查伊森的隨身物品。

兩個小時後的午休時間，伊森帶著背包走入廁所，12點51分帶著上膛的武器走入校舍，對著正結束午休的上百名同學開槍，短短4分鐘的掃射，伊森殺死了4名同學，重傷了7名師生。他冷靜地打光了32發子彈，接著回到廁所，並在警察到場包圍時，相當配合地棄械投降。

然而在伊森確定將在監獄裡度過餘生之餘，牛津高中槍擊案卻因負責檢察官麥可唐納（Karen McDonald）的另一項決定，而激起美國社會直至2024年的高度爭議與關注：除了槍手本人被求處重刑，伊森的父母珍妮佛與詹姆斯也被警方逮捕，並被檢方以過失致人於死罪（Manslaughter）起訴──在頻傳校園重大槍擊案的美國，這是史上第一次「未成年槍手的父母」被追究刑事責任。

事發的牛津鎮，位於美國汽車工業大城底特律北郊48公里，是一個人口不到3,500人的尋常小鎮，但鎮上的牛津高中卻有1,800多名學生，是臨近城鎮的教育與社交核心。根據居民的說法，牛津鎮人以友善熱情聞名，居民之間彼此關係非常密切，每逢高中球賽、校慶，都是鎮民們積極參與的社區盛事，「但克倫布里一家三口卻很少與鎮上鄰居有所互動。」

克倫布里一家以現年46歲的母親珍妮佛為「一家之主」，她是密西根州本地人，從小就在奧克蘭縣長大，對牛津鎮一帶很熟悉。2005年，珍妮佛與長她兩歲、此前曾有過一段婚姻與兩個孩子的佛羅里達男子詹姆斯．克倫布里結婚，隔年兩人就生下了獨生子伊森，並在2011年回到密西根、此後一家人就定居在牛津鎮，並由在房地產仲介公司任職的珍妮佛肩負全家經濟。

根據起訴檢察官麥克唐納的法庭描述，克倫布里家的經濟狀況中等，但夫妻感情並不融洽，常為了家庭支出而嚴重爭吵；兩人與鄰里互動也非常冷漠，鄰居曾數次投訴克倫布里一家因寵物便溺與疏於整理家務所導致的髒亂惡臭。但除此之外，鄰居對於日後鑄下大錯的伊森，大多抱持著「害羞、內向、很少說話但禮貌友善」的正面印象。

2020年春天，COVID-19疫情蔓延美國全境，克倫布里家的平淡生活遭遇劇烈衝擊。牛津高中因防疫政策而大規模停課，但在遠距教學模式之下，剛升上高一的伊森卻出現相當嚴重的適應問題；同一時間，原本擔任電話推銷員的詹姆斯，也因疫情失業轉任外送員，一家三口的經濟狀況陷入窘迫，夫妻倆的爭吵也愈來愈兇。

在疫情期間，克倫布里夫婦的婚姻瀕臨崩潰，珍妮佛有婚外情，回到家裡時則會當著兒子的面直接與詹姆斯對罵、爭執離婚與不忠問題。於是，珍妮佛在家中的時間愈來愈少，除了工作以外，她更相當熱衷於自己喜愛的馬術活動；但同時，長期被孤立在家中且不斷承受父母負面情緒的伊森，卻開始精神不穩定的初期症狀。根據檢方搜集的通聯資料與伊森的日記，伊森大概在2021年初出現幻聽與幻視的症狀，他開始對獨處出現很強的不安全感，並不斷向母親抱怨「家裡有鬼」、「自己被惡魔騷擾」的問題。

在簡訊紀錄中，伊森開始和母親哭訴「自己不斷聽見惡魔的聲音」或「被惡鬼糾纏」，他很明顯意識到自己可能出現精神問題或罹患疾病，多次請求父母「拜託帶我去看醫生」、「我需要心理諮商師幫我」，但對於兒子的求救信號，克倫布里夫婦始終不當一回事。

珍妮佛多次向同事抱怨「我家兒子很怪」，但每當伊森出現症狀時，夫妻倆卻只會餵食伊森安眠藥與鎮靜劑，甚至當面嘲弄兒子的幻覺問題，認為這只是青春期男孩電動遊戲打太多的結果。但事實上，隨著幻覺症狀的惡化，伊森也出現了嚴重失眠、情緒沮喪、甚至尋求極端暴力的感官刺激等症狀。在日記與手機影片裡，伊森開始記錄虐殺小動物、在家中存放動物屍體的暴力行為，並稱這種行為是「自己精神屈服於惡魔唆使」的結果。2021年夏天以後，伊森更在日記本中多次寫下「攻擊學校」、「殺死所有人」的字句，並開始草擬校園掃射計畫。

「我必須殺人，在學校裡殺人。」槍擊事件之後，警察在克倫布里家中，找到了伊森在案發前幾日數百次瀏覽校園槍擊事件目擊影片與犯案手法的網頁瀏覽紀錄、幾份從數個月前就開始規劃的「掃射計畫日記」，以及一部錄製於案發前一夜的自白影片。

「我第一個要殺死的受害目標，必須是一個美麗的女學生，一定要是那種外貌亮眼、一眼就是擁有美好未來的女孩，這樣才能讓她們與我一樣在地獄受苦。」日記裡，伊森一方面極為縝密的擬定犯罪計畫，包括：如何在感恩節後、耶誕節前，以預支禮物的理由，說服父親代替未成年的自己購買槍械彈藥；犯案時間必須選在學生都在走廊活動的時候，才能達到最強殺傷率；槍擊受害者必須有美麗的女孩以誇大新聞衝擊，因此埋伏在洗手間前是機會最大的攻擊方式；打完子彈後，自己不準備抵抗而會靜靜地向趕來的警察投降，因為他知道活著的槍手將帶來更多的仇恨與恐懼。

但同一本日記裡，伊森的其他字句又顯現出截然不同的另一種信號：

「很痛苦，誰快來阻止我！我沒有辦法阻止腦中那個一直描繪邪惡想法的聲音！」

根據法庭的精神鑑定紀錄，直到11月30日，伊森的父母被喚來學校接受緊急面談的那個上午，伊森都一直期待有人能發現的狀況、或者搜出他書包裡那把裝滿子彈的半自動手槍，然而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求救訊號，從未被同在一個屋簷下的父母所接住；克倫布里夫婦更因此成為美國司法史上，首度因為兒子犯下大規模槍擊事件而面臨刑事重罪的家長。

「為人父母的被告，那怕只要多一丁點對兒子的付出，就能阻止整起悲劇的發生。」在審判過程裡，負責本案的檢察官麥可唐納多次強調自己對於這起校園槍擊案的憤怒：「我很憤怒，我也必須感到憤怒──以身為5個孩子的母親的立場，以檢察官的立場，以奧克蘭縣縣民的立場，我對於這場悲劇的發生，心中著實充滿憤怒。」

在牛津高中槍擊案之前，美國司法系統從未以「過失致人於死」之重罪追究未成年槍手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的刑事責任；絕大多數的狀況，僅由被害者向加害人家長或相關疏失者提起民事求償。

但本回檢方綜觀犯罪證據後，卻認定克倫布里夫婦對於牛津高中槍擊案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且極為嚴重的刑事責任，主要依據包括：

在法庭攻防中，檢方出示的一份證據──伊森在犯案前幾個月的日記章節──也成為檢方主張克倫布里夫婦必須為本案負起刑責的背景側寫。

「今天早上，我在我媽媽的淒厲咆哮中驚醒，她憤怒地咒罵著為什麼我們家中一毛錢都不剩、一家人被帳單債務追著走投無路的事情，這些負面感情只加深了我殺光所有人、掃射學校、或搞些什麼大事出氣的動機。」在日記裡，伊森記錄著雙親總是當著他的面爭執收入、債務、婚外情與離婚問題，但從來就沒有認真看待自己不斷提出的身心問題，父母各過各的生活，家裡後來時不時斷糧、自己三餐不一定都有著落，貌合神離的父母也不理睬，「我的身體裡不再存有任何快樂、樂觀或希望，我覺得我的存在只是對我爸媽的累贅而已。」

「只要一通電話，或許就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我感到邪惡已經完全占據了我的內心，我曾經以此為樂，但現在的我不想繼續墮落、邪惡下去。」在另一頁日記裡，行凶前的伊森如此寫道：

「我需要幫助，但我的爸媽聽不見我的求救信號，怎麼喊都沒人幫我，我只能任憑我的心陷入無限循環的痛苦與悲傷裡。」

檢方表示，這是因為珍妮佛在槍擊案事件的責任比例更高──像是學校發出的學生行為異常通知，都以珍妮佛為主要聯絡人；伊森此前主動尋求精神治療的家庭對話，也以母親為主；再加上珍妮佛是保管伊森作案用手槍的最後一個成年持有者，其未能證明履行槍械保管義務，也未在犯案當天對輔導老師提及伊森用槍經歷的責任，都讓珍妮佛在本案重負有更明顯與嚴重的過失刑責。

但珍妮佛的辯護律師史密斯（Shannon Smith）卻認為，奧克蘭縣檢方針對珍妮佛的刑訴策略，意圖將珍妮佛抹黑成「一個失格到無可救藥的不適任母親」，例如在審訊過程中，檢方不斷主張「當兒子精神接近崩潰而向父母求救時，身為人母的被告寧可在牧場騎馬、或與情夫約會婚外情，卻不曾積極回應兒子的求助信號」，但這些個人感情資訊並無關判斷珍妮佛對於伊森的關心與照顧，僅是檢方在陪審團面前刻意暗示的道德貶低。辯方主張，珍妮佛與伊森的母子互動一直很密切，在經濟重擔、工作繁忙與夫妻感情疏離之間，就算珍妮佛不是符合完美形象的典型好媽媽，也已是盡其所能、希望看護兒子平安長大的普通母親。

資深記者麗莎．米勒（Lisa Miller）在《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特約專欄裡，也記錄了她對克倫布里家悲劇的深刻調查。米勒寫道，儘管珍妮佛那愛占人便宜的個性，在牛津鎮民眼裡顯得有些尖酸而不討喜，但她並沒有虐待或刻意傷害伊森的紀錄，一家人也曾經和樂融融，和一般美國中產家庭一樣喜歡露營、划船、每週定期在社區中心打打紙牌遊戲。然而在COVID-19疫情期間，克倫布里家的生活卻因收入減半、生活隔離與親人驟逝，遭遇了令人難以反應的沉重壓力。

以無視伊森的求救、要求父母帶他去看精神科醫師的「嚴重過失」為例，珍妮佛之所以沒有積極回應伊森的就診訴求，一方面可能受美國鄉村傳統的「硬漢價值觀」影響，讓珍妮佛認為伊森的問題只是青春期男孩的暫時狀況，只要時間與運動就能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則可能與現實的醫療資源分配有關──因為當伊森出現幻覺狀況的同時，身為人父的詹姆斯已經失業許久，全家經濟只能仰賴珍妮佛的房仲薪水，克倫布里一家三口常常入不敷出，除了珍妮佛有公司代為負擔保費，詹姆斯與伊森的健保都有問題。

除了家中經濟對於醫療費用的疑慮，地方政府對於精神醫療的態度也有影響。以密西根州為例，從1990年代開始，州政府就以財政撙節為由，大幅刪減對精神醫療的資源投資，超過75%的公費精神科診所因此關閉，而剩下的單位則得面對疫情期間超量掛號、門診甚至得排隊長達半年以上的失控需求；就連最後約談克倫布里夫婦到校的牛津高中輔導室，全校1,800多名學生也只配有4名專業輔導員，他們光是消化學生狀況就已經精疲力竭，在疫情期間這些輔導員更時常得臨時代課、硬著頭皮填補老師染疫無法授課的師資空缺。因此「看醫生」或尋求「專業醫療」這件事，對於克倫布里一家而言，並非一個簡單反射就能馬上行動的容易決定。

史密斯不斷強調，直到槍擊事件發生的當下，伊森在家裡、或在學校，都不曾出現明顯的暴力傾向。儘管伊森在犯案之前，曾殘酷地虐殺小動物，但這些經歷並沒有被家人與師長發現；在槍擊事件發生兩小時前的輔導室約談，值班輔導員的判斷也只認為「伊森有自殺／自殘傾向」，校方同樣沒有意識到伊森的課堂塗鴉，竟是暗示要槍殺同學的預告。

同時，校方當天之所以沒有搜查伊森藏有手槍的書包、或堅持家長應馬上將伊森帶回家中的原因，也是因為伊森過去並不曾違反校規，因此就風險評估與紀律程序上，才沒有立即停學的處置聯想──換句話說，沒發現伊森不對勁、或預見他可能下大錯的責任人，並不只有身為媽媽的珍妮佛一人。

史密斯主張，珍妮佛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母親，但在與伊森15年的教養歷程裡，她已經盡自己最大努力希望讓兒子平安長大。史密斯強調，每一個母親的反射動作一定都是保護孩子：

「被告遠非完美的模範母親，但在養兒育女的路上，我們之中又有誰能保證完美、正確、絕對不會犯錯呢？」

不過被告的辯詞論述，最終仍無法讓陪審團共情。在2024年2月6日的一審判決中，12名陪審員最終一致認定：珍妮佛被控的4項過失致人於死「全部有罪」，全案量刑將於4月9日公布。根據密西根州刑法，過失致人於死罪最高可判處15年徒刑，檢方有權判斷珍妮佛身背的4項有罪是否同時執行，但仍可能一罪一罰疊加刑期、讓被告面臨最高60年徒刑。

美國第一次有家長因孩子犯下的大規模校園槍擊案而被判有罪的結果，馬上引爆各方輿論的關注與爭辯，其中最大也最受媒體討論的話題，即是本案對美國槍枝管理政策的潛在影響。

根據美國中學以下校園槍擊資料庫（K-12 School Shooting Database）統計，美國校園槍擊事件在COVID-19之後出現大幅惡化的趨勢。以2023年為例，全美年度共發生346起校園槍擊事件，至少造成71人死亡；與2020年相比，槍擊事件數量暴增將近3倍，死者數量也增為2.3倍。

儘管校園槍擊案與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暴增，不斷刺激進步派提出「收緊槍械管制」的訴求，但該議題涉及美國傳統的持槍權爭議，除了被保守派視為聖牛的憲法第二修正案外，槍枝利益團體與持續惡化的治安狀況，也都讓槍枝管制的辯論長期陷入無解的政治僵局。因此，本回檢方成功起訴並定罪珍妮佛．克倫布利一案，也讓全美限槍團體頗為振奮，甚至認為本案有可能成為「美國槍械管制問題」另一種突破解方。

「刑事定罪槍手父母的判決，可能會造成比大家想像更大的影響，」支持槍械管制的NGO「全鄉鎮支持槍枝安全」（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副主席蘇普利納（Nick Suplina）對《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表示：

「判決對社會示警的概念非常簡單：管好你的槍械，只要鎖好你的槍，就能避免更多孩子無端喪命。」

法界支持意見亦主張，當重大槍枝管制法案不斷在國會卡關之際，透過對家長責任的刑事起訴，或許能進一步警告並推動一般家庭認真對待個人槍枝安全程序──其目的並非是以嚴刑峻法嚇阻每一個持槍者，而是藉由刑罰案例讓「對保管槍械的不慎重即是重罪」的概念成為價值意識，藉此約束一般不要心存僥倖，進而達成提高社會用槍安全素養的目的。

然而質疑意見卻認為，牛津槍擊案的起訴過程仍存在著尚未得到答案的矛盾與爭議，其中之一即是：兇手本身雖是未成年者，但15歲的他已具備一定的責任能力，而檢方在對15歲的伊森提起刑事起訴時，主張他的犯行重大、作案計畫詳細足以證明其神智清晰，儘管兇手雖然年僅15歲，但其犯罪手法之殘酷已明顯超乎社會對於未成年者程度，因此判處伊森必須在成人監獄裡執行終身監禁。但既然兇手已被視為成年人定罪，家長原本的「監護過失」，在此前提下是否仍有過失致人於死等級的刑事責任？

法界的反面意見亦擔心，珍妮佛．克倫布里的刑事定罪，可能為未來的美國司法系統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應──像是北伊利諾大學的法學教授伯尼克（Evan Bernick）與在康乃爾大學任教的刑法辯護律師澤林（Randy Zelin）就先後對《華盛頓郵報》表達疑慮，並認為如果將子女的犯罪行為擴大究責至父母身上，貧困階級、有色人種或邊緣群體的家庭，恐將受到最嚴重影響，這不僅將進一步放大美國本已嚴重的種族壁壘與社經階級問題，更可能將讓「教養下一代」成為得不償失的巨大風險。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失敗的家長，但事已至此⋯⋯我不知道，我猜我真的很失敗，我不知道該怎麼敘述，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裡做得不夠好，但我想我真的在某時某刻搞砸了，才讓我的家庭崩壞成這種田地。」

在審判中，珍妮佛情緒沮喪地在法庭表示，她自始自終沒有發現兒子有可能傷害別人，「但我現在寧可伊森殺死的是我們兩夫妻，而不是對其他人下手。」

根據法庭紀錄，克倫布里一家被捕之後，珍妮佛與詹姆斯就再也沒有見過、或與伊森有過聯繫。而在2023年年底獲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後，伊森在法庭上再次為自己鑄下的大錯向所有受害者致歉，他強調自己犯罪時確實成為一個邪惡的人：

「但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結果，我將在牢獄中以餘生不斷懺悔。」

兩個多月後，當伊森的母親也被陪審團判決有罪時，她只是沮喪地輕輕地搖了頭，傷心地在手銬腳鐐發出的叮噹聲中，低著頭沉默地離開法庭。

在牛津高中槍手的母親獲判4項過失致人於死有罪的1個月後，克倫布里家的第三名被告──伊森的爸爸，詹姆斯・克倫布里──也在2024年3月5日出庭面對陪審團。與珍妮佛一樣，檢察官麥可唐納指控為人家長的詹姆斯「明明曾有無數機會能阻止悲劇、拯救自己墜入深淵的兒子，但他卻什麼也沒做」，因此同樣求處他4條過失致人於死罪。

審判開始之前，新聞形象裡的詹姆斯，曾被敘述成一個無奈、無力、受困於無所適從的「普通爸爸」。與在法庭上被公開婚外情、不關心兒子、被控怠忽母職的妻子相比，鄰居眼中的詹姆斯是一個「偶爾友善過頭的好好先生」，儘管他一直找不到穩定工作，但他至少曾經嘗試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家長。

其中，最廣為流傳的一段畫面，即是當伊森鑄下滔天大錯的那天，趕到警局的詹姆斯，一度試著擠過重重警力、對即將被逮走的兒子拚命吶喊：「兒子，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然而這最後的4句我愛你，卻無法抵銷詹姆斯在牛津高中校園案裡的關鍵責任：伊森用於射殺同學的手槍與彈藥，皆是由詹姆斯出面購買。但身為槍枝持有人，他卻沒有盡到妥善保管武器的義務。

詹姆斯最初表示，自己應該有妥善保管槍枝，包括安全上鎖、槍彈分離、確保武器存放在未成年家人拿不到的地方，辯方因此主張詹姆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伊森為什麼能「偷走」槍械犯案。

但根據警方找到的證據與調查紀錄，槍擊案發生的前夜，詹姆斯在家中一共存放了3把手槍。其中2把手槍鎖在詹姆斯的槍櫃，但槍櫃密碼卻是出廠預設的「0─0─0」；而他新購買給兒子當作耶誕禮物、後來被用於校園槍擊案的SIG Sauer手槍，則放在衣櫃裡的原廠槍盒內，但槍舖出售時隨槍附上、用於上鎖槍盒的鑰匙型鋼鏈鎖卻仍封在包裝塑膠袋裡，現場並沒有使用過、或槍盒被其他道具上鎖的痕跡──換言之，詹姆斯不僅無法證明自己確實妥善保管槍枝，那條未使用的鋼鏈鎖與槍櫃密碼「0─0─0」，更凸顯了他對於槍枝安全的怠慢與嚴重疏失。

檢方亦透過手機通聯的定位紀錄，確認了詹姆斯疏於保管槍械的責任。因為在案發前夕，伊森曾在家中把玩這把犯案用的SIG Sauer手槍，除了拍照上傳社群媒體外，錄影畫面更顯示伊森已在父親的臥室中取得子彈，並以實彈反覆練習手槍裝彈與上膛，「儘管被告（詹姆斯）聲稱自己不知道槍手犯案前的錄影與取得槍彈的操作畫面，」出庭作證的刑事鑑識員華國斯基（Ed Wagrowski）表示，「據手機定位紀錄顯示，當上述行為發生時，詹姆斯其實就在家裡、與正在給手槍上膛的伊森在同一個屋簷下。」

在陪審團面前，詹姆斯最終選擇行使緘默權、不願親自發聲為自己辯護，而陪審團也在一個多星期後做出決定──被告詹姆斯．克倫布里對於牛津高中槍擊案，犯有嚴重過失的刑事責任，因此陪審團決定：檢方起訴的4項過失致人於死，全部有罪。

麥克唐納表示，雖然克倫布里一家的定罪，是美國校園槍擊案訴訟裡，檢方第一次成功追究兇手家長的刑事重罪責任，但校園安全問題與槍枝管制問題仍是美國最大的社會挑戰之一，除非美國社會能誠實對待並修正這一系列的政策矛盾與安全漏洞，「我們不可能僅憑這三人的定罪，就能一舉解決槍枝暴力問題。」

「克倫布里夫婦之所以有罪，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少年槍手的家長、得為兒子的過錯負責。」一審判決出爐後，麥可唐納也再次強調：

「他們之所以有罪，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責任──是他們的的嚴重疏失，才讓這場校園悲劇不可挽回。他們有一千個機會能在事前拯救他們的兒子與被害的4條年輕生命，但直到最後、直到案發幾小時前的家長到校會議，他們卻什麼都沒有說、什麼都沒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