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針對台灣及香港問題，確信「時代已經改變」的一年。

這一年，也讓身處21世紀的我們實際感受到，如何面對台灣及香港問題，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

對現代日本人來說，思索台灣及香港問題，就相當於思索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問題。而帶給我們這個印象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台灣有事」發言。

同年12月，時任眾議院議員的安倍晉三，在台灣智庫的線上會議中表示：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

雖然中國政府表示這段發言是「干涉內政」，但卻反而遭到日本外務省以下列聲明反駁：

這幾點聲明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點。

日本輿論界對於政府的聲明送上掌聲與喝采的，或許是第一和第三點。雖然外務省的反駁合情合理，但即使不合道理，只要中國提出強烈要求，也經常能夠動搖日本社會。因此第二點等同於告訴中國，現在已經不再是這樣的時代了，這點讓我感到新奇。

但如今日本社會的反應卻極為冷淡，除了外務省條理分明的聲明之外，都只是靜觀其變。中國的抗議並沒有動搖日本社會。

當然，中國也有對日本施加報復的選項，但也不能僅憑「一介議員」的言論就發動經濟制裁。

從這樣的現象可以窺見，日本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已經出現了深刻的變化。外務省聲明中的「中國必須理解日本國內對於台灣局勢存在著這樣的觀點」，也正顯示這點。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主張終究是抽象的論述，具體的「有事」存在著無數套劇本。舉例來說，距離台灣本島遙遠的無人離島中，有好幾座島由台灣實質控制，如果這樣的離島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占領，也是不折不扣的「台灣有事」，但卻不會成為「日本有事」，也不會成為「日美同盟有事」。根據具體推測，南海的東沙群島等島嶼遭到占領的風險最高，至於金門島與馬祖島人口相當多，防禦措施也很充足，或許會發生激烈戰鬥，但美軍應該不會介入。因此，可以說中國發動攻擊的可能性並不為零。

然而如攻擊台灣本島，對台灣人民、美國僑民與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將造成威脅，於是美軍就很有可能根據防禦台灣的承諾而發動軍事作戰。這時沖繩的美軍基地就會成為前線據點，中國也會考慮攻擊吧？如果演變成這種情況，就是不折不扣的「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

（延伸閱讀：〈每路關鍵援兵都經過沖繩──在日本最前線，詳解「台灣有事」臨戰劇本〉）

安倍先生看重本島遭到攻擊的風險，並基於這樣的立場發表「台灣有事」的言論。風險大小是情勢判斷，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見。

更需要思考的是，不久前還是首相的人，儘管知道會引起中國強烈反彈，卻依然光明正大地說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日本社會大多數人也不覺得有任何問題，社會上反而充斥「安倍先生，說得好」的聲音。

而導致對中輿論變得強硬的最大貢獻者不是別人，就是中國自己。

日本的對中好感度持續20年以上緩慢下降，似乎已經降到不能再低的地步。

根據內閣府的「外交輿論調查」，1980年代只有2至3成的人表示「對中國沒有親近感」，但到了2019年，覺得對中國有親近感的人只剩下2成。

換句話說，在親近或不親近中國的問題上，輿論已經反轉。

不用說，日本是個民主國家。雖然並非直選，但日本的領導者是透過國會議員選舉選出來的。輸掉選舉的政黨和不受歡迎的政治家，基本上無法成為執政黨或總理大臣。

這8成回答「沒有親近感」的人，在選舉時想必會對於把票投給被視為親中派的候選人感到猶豫。當然政治家也注意到這點。儘管「反中」經常被批評為民粹主義，但正確來說，多數政治家都注意到被視為「親中」的缺點是更貼近現實的。

而這樣的現實，才是中國應該擔心的吧？前面介紹的外務省針對「台灣有事」發言的談話，就相當於好心地提醒中國這點。中國也有人理解這段談話的意義，然而在公開場域不可能把這點放到檯面上討論，也沒有人能夠直接地告訴習近平。因此由「反中輿論」支撐的日本政壇，想必在短期內不會改變迴避親中的局勢。2021年自民黨黨主席選舉時，「親中疑慮」成為高人氣的河野太郎議員的絆腳石，大家對此應該記憶猶新。此外，在第二次岸田內閣中被任命為外相的林芳正，也辭去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主席職務。

相較於對中輿論的惡化，對台輿論又有何轉變呢？這也是個問題。

關於日本人對台灣的情感，並沒有長時間的追蹤調查。畢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認台灣，因此台灣也不包含在內閣府的調查項目內。唯一針對台灣製作客觀資料的，是台灣的對日窗口機構──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進行的「對台灣意識調查」。

該調查自2016年以來一直斷斷續續地實施，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覺得最親近的亞洲國家、地區」。在2016年的調查中，回答「台灣」的比例高達59.1%，相較之下回答「中國」的比例只有3.2%，「韓國」為11.4%。而在2018年選擇「台灣」的比例為64.7%，「中國」為4.5%，「韓國」則為17.5%。

至於2021年的調查，回答「台灣」的比例為46.6%，「中國」為3.0%，「韓國」為15.8%，「新加坡」則為12.5%。在2021年的調查中，「台灣」的比例之所以會降低，可能是因為「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也列入調查項目，使得部分的人流到那裡去。

無論如何，台灣在這5年當中，都以壓倒性之姿占據日本人心中亞洲好感度第一的寶座。

由於沒有過去的調查資料，所以無法確定對台好感度上升，是否完全與對中好感度下降並行。然而，基本上對台灣的好感度與對中國的好感度被視為一體兩面，換句話說，日本輿論界的中國熱退燒與台灣熱興盛，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喜歡中國，也喜歡台灣」的選項理應成立，然而就實際感受而言，「討厭中國，但喜歡台灣」的人卻占了壓倒性多數。

這樣的二選一，原本並不是令人樂見的局勢。「我也喜歡中國，也喜歡台灣」這樣的選項被廣泛接受，才是最理想的狀況。

但歸根結柢，率先對日本社會（還有全世界）設定只能在中國與台灣之間二選一這個議題的，正是中國。

我在《朝日新聞》擔任記者時，曾被選為帶職留學的對象，當時決定去台灣大學，也通過考試，卻在即將出發之際遭到上司以「違反日中友好精神」為由反對，只好將到台灣留學的計畫變更為到中國留學。

對於主張「一個中國」原則的中國來說，在他們眼中親近台灣是「違反日中友好精神」的，是將導致國家分裂，並犯下動搖日中關係基礎的大罪。

政府決定的事項，即使置身於政府以外的人也必須全面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切都以政治為優先的思維。遺憾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後的日本，也確實有一段必須迎合這種思維的時期。

2000年以前，自民黨的黨內右派大致來說屬於少數派，由黨內左派掌握主導權。至於輿論界，以左派媒體為中心的日中友好論根深柢固，對於台灣因缺乏資訊而漠不關心的族群很多，台灣幾乎不被放在眼裡，除了觀光之外幾乎是一片空白，親台輿論相當薄弱。

然而2000年之後，日本政界的權力平衡發生變化，經世會和宏池會式微，左派媒體也因發行量下滑導致影響力顯著下降，過去支持日中友好路線的勢力逐漸失去主導權。與此同時，台灣走向民主、自由、多元社會等自由主義方向，使日本的自由派也提高對台灣的好感度。

至於輿論方面，在「安近短」（安全、近距離、短時間）的海外旅行熱潮之下，台灣的文化與美食等層面受到關注，加上也有不少人透過到台灣旅行對台灣人的友好態度抱持好感，至於中國則有外交關係惡化與反日情緒高漲等因素，因此相較於前往中國旅行，前往台灣旅行獲得壓倒性的支持度。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中生校外教學地點的變化，直到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台灣一直都是遙遙領先的首選之地，選擇到中國的學校可說幾乎沒有。

而起到重大作用的，是2011年的311大地震。當時的日本因震災、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等而陷入混亂，台灣儘管捐助了200億日圓（約新台幣73.6億元）的突出金額，卻沒有獲得廣泛關注。然而在震災一年後的2012年，當時的民主黨政權，因沒有邀請台灣代表出席追悼儀式而受到輿論界強烈批評，台灣的捐款反倒因此被聚焦而廣為人知。

對台灣的情感與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政治規則產生矛盾，這是日本社會被迫在中國與台灣之間做出選擇的例子之一。如果發生在過去，或許還是會拒絕台灣代表參加，但2013年的追悼儀式卻邀請台灣代表出席，至於對此抱持不滿的中國代表則缺席。自此之後，台灣代表參加追悼儀式，中國代表卻缺席的狀況就成為常態。

這或許是日本的「中台輪替」浮上檯面的案例。簡單來說，日本輿論界在過去雖然親中，現在卻變成親台。

至於台灣，也有不太喜歡使用「親日」這個形容的傾向。舉例來說，我也覺得將從過去至今的台灣一口咬定為親日，似乎不太恰當，但如果是基於客觀數據討論現在的輿論就沒有問題。就統計數字來看，現在無論是日本看待台灣，還是台灣看待日本，用「親」這個字來形容，都很恰當。

日本的改革派（左派）之所以對中國懷有好感，不單純只是因為中國企圖貫徹社會主義理想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理由，一部分也是因為感受到中國透過一國兩制或自治區等，對香港、台灣以及國內少數民族的多樣性展現出尊重的態度。

然而中國這樣的柔軟性，卻在習近平登場之後迅速消失。香港與台灣對中國的情感惡化，最重要的背景也是他們愈來愈無法相信中國政治體制內的「包容性」。

有人批評，日本基於日中友好的名義，不惜投入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計畫」（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儘管使用日本人的納稅錢作為中國經濟的「穩定化資金」，卻幾乎連個像樣的感謝也沒有。如果中國真的發展成值得結交的偉大國家，或許心理上還能夠接受，但時至今日，發展成軍事大國的中國卻威脅到日本的安全保障，反而使得日本的防衛成本水漲船高，援助中國的意義重新受到質疑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日本的對中情感惡化，一直以來都從日本社會的右傾化與歷史問題的對立來說明，然而實際上是共產黨的獨裁政治體制本質讓日本人失去共鳴。在經濟急速發展的背後，中國原本主張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遭到打壓，媒體受到管制，西藏、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則受到壓迫，使得日本社會目擊到對中國改變的期望逐漸破滅的過程。

一個國家基於自由主義原則，原本應該保護少數人的語言和文化，積極採取消除歧視的措施。但中國在香港和國內，卻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對中國的發展過程有誤解的，不是只有日本。國際政治學者佐橋亮的作品《美中對立》（米中対立），仔細地討論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如何轉變，並詳細描寫從1980年代到2010年左右，在美國國內如何受到「對中國樂觀主義」的支配。

支持著美國樂觀主義的推測是，無論中國再怎麼發展，都無法成為威脅美國安全保障的對手，中國巨大的市場反而將提供美國商界無限商機。而供給中國軍事技術，也有助縮小中俄之間的軍事差距，並對亞洲的和平做出貢獻。這些論點現在看來就像癡人說夢，然而在當時卻被認真討論。

但中國後來的變化，卻背離了美國原先的想像。根據該書記載，1972年演出突襲訪中，成為美中關係正常化推手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留下這句名言：「我們說不定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中國已經成為屹立在太平洋另一側，美國完全不能輕忽的對手。

日本的對中樂觀主義，還要再稍微天真一點。長期來看，中國隨著經濟發展，將會逐漸接受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新聞自由等和我們共通的體制與價值觀吧？這樣的預測和美國相同，但另一方面，日本還有另一個動機，那就是「對戰爭的補償」，因此日本比美國更積極與中國交往，也有道德上的正當性。據說，日中之間存在著日本以投入對中ODA，取代戰後賠償的默契。

中國在這之後達成超乎預期的經濟發展，但中國的愛國主義加劇了對日本歷史問題的攻擊，對日本的批判一年比一年更激烈。除此之外，中國也以「統一台灣」為由強化軍事力，中國軍艦與軍機在日本近海遊蕩，將海上保安廳與海上自衛隊逼迫到難以安睡的狀況。日本所期望的「日中共好」這個理想主義願景，已經破滅。

（延伸閱讀：〈【動態圖解】解放軍如何進逼第一島鏈：台海衝突下牽動的美日軍事布局〉）

日本的學術界與新聞界之意見分成兩派，一派人認為中國會像台灣和韓國那樣循東亞模式，在經濟發展有所斬獲之後，從威權主義體制走向民主化；另一派則認為，現代中國的諸現象具有固有性，「中國就是中國」，有自己的模式。現在看來，似乎將由後者勝出。

日本比其他國家更早看見中國夢，因此也更快從夢中醒來。受此影響，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台灣都看不到的「中國崩潰論」曾有一段時期成為主流。這個論點掌握到中國局部性的政治不安、社會問題爆發與經濟指標變化等現象，強行得出中國不可能再繼續成長、中國的一黨獨裁無法再繼續維持的結論。

可惜這個預測是錯誤的，崩潰論本身搖搖欲墜，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現實。如果中國真的是「科學怪人」，那麼幫助其崛起的日本，就必須避免像創造出怪物的博士那樣自取滅亡。

《中國的執念：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解讀習近平強權體制下的台灣及香港》，野島剛著，林詠純譯，今周刊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