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香港針對海外異議人士的政治黑名單，不僅只瞄準台灣，也向另一個重要的東亞庇護所日本，伸出了《國安法》與《反間諜法》長臂管轄的黑手。自今年（2023）年初開始，日本社會明確感受到中共政治監控與迫害的壓力，先是日本企業主管在北京因間諜罪被捕，接著又有旅日香港學生因「在日網路留言」而被港警國安處拘捕，連日本各大媒體都多次報導中共在日本各大城市非法設置「祕密警察局」、涉嫌滲透和暴力威脅流亡者的人身安全。

過去8年，日本至少有17名公民被中國逮捕入獄，之中不乏知名親中人士，日本社會卻多冷淡以對。但事實上，日本在過去不僅曾是援助台灣、韓國民主運動的人權基地，更曾是東亞政治犯救援中心。在威權獨裁重新於國際崛起的現今，日本能否擺脫長年的人權冷感？也成為牽動東亞民主運動的一大關鍵。

同時，另一位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的50多歲日本籍主管，3月25日於返日前夕也在北京被捕，並被中國指控為「間諜」。儘管日本政府屢屢要求中國政府放人並解釋案情，但北京卻毫不理會，一時間在中日僑人人自危。

海外出事之際，中國政府在日本境內的多起「祕密執法」報導，幾乎也在同一時間引發日本輿論的高度關注。例如日媒披露中國官員在2017年於東京設置「南通市海内外警僑聯動服務中心日本分中心」──也就是所謂「中國海外祕密警察局」──開幕典禮的照片；更有旅日中國民主派人士對日本媒體表示，在日本數次遭到疑似中國特務的跟蹤、恐嚇甚至毆打。

這一連串接力發生的不安事件，讓過往對跨國政治「鈍感」的日本社會，也終於開始意識到：這些政治迫害的故事，不再只是遙遠的國際新聞，因為中國的威權「長臂」已經伸進了日本社會的日常之間。

在這幾年間，雖然因為當事人或家屬通常不願鬧大，未必受到大眾關注，但仍不時有在中國以間諜罪被捕者的消息見報。例如2013年7月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在上海失蹤，在隔年2月獲釋返日。朱建榮在日本向來以為中國政府辯護出名，獲釋後雖對經過三緘其口，仍不改中國官方喉舌立場，活躍於言論界至今。

同樣在今年，前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鈴木英司，出版《中國拘束2279日：被指為間諜的親中派日本人紀錄》（暫譯）一書，揭露了他在2016年在中國被捕，以間諜罪被判6年有期徒刑，到2022年10月獲釋的來龍去脈。

鈴木原本是日本社會黨負責對中外交的重要幕僚，而後曾赴中國任教，甚至擔任過培訓中國國安人員的「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幾十年來大力在日本為中國募款、奔走，在書中也自述「過往一向在日本為中國的主張代言」。

在2016年7月，鈴木為了籌備日本民間智庫「新外交」（New Diplomacy）與中國合辦論壇而到訪北京，在前往機場時被北京國家安全局逮捕。而後中國法院判決認定鈴木是日本政府的間諜，利用與中國外交官聚餐時刺探北韓政情，處以6年有期徒刑──但中方所謂北韓政情，不過是普通的國際新聞內容。而鈴木被捕才發現，他在中國交流時熱心隨行的「志工」，其實是國安局的特務──原來自己多年來以為的「日中友好交流」，一直都在中國政府的監控之中。

根據日本政府的官方統計，2015年以降共有17名日本人在中國被以間諜罪逮捕。雖然外界無法完整得知所有案例的背景，但從朱建榮與鈴木英司的例子可得知：一旦中國政府要抓人，「親中派」、「外國籍」都非免死金牌。

然而，雖然接二連三的事件，讓日本社會開始看見了中國獨裁體制的威脅，但比起其他國家，日本的反應卻顯得麻木、失語。

例如鈴木就在書中痛批，日本政府對他的救援態度非常消極，他雖然能與日本大使館人員定期會面，但外交官們幾乎都一副公事公辦、交差了事的態度。每逢傳出有人在中國被捕，日本政府一貫的回應都止於：「已責成大使館確認當事人健康無虞」，鮮少有進一步作為，更遑論對北京施壓。

雖然就個人層面而言，若無法避免前往中國，盡量求自保確是人之常情，但此類論述也同時正是在被捕者與自己間劃出一道「紅線」──認為只要自己不像「他們」一樣「踩線」，就是安全的──這不僅是在責怪被害者，同時也分化了團結救人的力量。而一個對被捕同胞麻木，不會團結起身抗議，或要求本國政府作為的日本社會，也是中國政府所樂見的。

同樣的「紅線」思維，也體現在最近中國修改《反間諜法》，擴張間諜行為範圍後，日本政界與商界的微妙反應。

像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相當於行政院祕書長兼發言人）松野博一就表示：「希望中國說明法案詳情，並確保司法程序的公開透明。」日本三大工商團體之一的經濟同友會則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中國政府能提供明確易懂的基準。」──這些說法似乎都認為，只要中國把《反間諜法》的「紅線」解釋清楚，自己應該可以避免觸法。

但只要看看前述各式各樣的「日本間諜」，就可以發現：威權政府的「紅線」是可以隨意改動的。不如說正是因為「紅線」難以預測，才能夠在外國人的心中植入「小警總」，時時自我審查，將寒蟬效應擴張至海外。這比港警懸賞香港民主運動參與者要來得更有效，影響也更加深遠。

對於日本社會的麻木，經常會歸咎於日本人的「民族性」：不想給別人添麻煩、遵守秩序等等；但若回溯歷史，過去的日本社會不僅不麻木，還曾經在東亞的政治犯救援運動上，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

對於這段日本人權運動的歷史，目前較為人所知的是關於韓國的部分。例如在1970年代，有許多出生於日本的在日韓僑返韓留學，卻遭到韓國政府以「北韓間諜團」名義羅織下獄，一部分的政治犯甚至等到民主化後的1990年，才終於被釋放。而在長達近20年的黑牢歲月中，日本的人權運動始終沒有放棄過這群不具日本國籍，在日本也備受歧視的韓僑政治犯們。

而另一個更有名的例子，是1973年韓國派特務至東京綁架當時的反對黨領袖金大中，引起日本輿論界公憤，發動對金大中乃至於韓國民主化運動的聲援，更延伸到日後對光州事件等韓國民主化運動的持續關注、支援，這都帶給韓國政府相當大的壓力。

相較於「日韓連帶」的佳話，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不曉得，日本也曾是海外救援台灣政治犯的重鎮。相關運動一開始是由在日台灣人為主，雖然當時台灣人權運動受到與國民黨政府同盟反共的日本執政黨及保守派打壓，也不被關注韓國、中國的日本在野黨及進步派正眼看待；但依舊有一批外國友人在日本集結，為台灣的人權與民主努力。當中包括了曾暗助彭明敏逃亡的梅心怡、長年參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宗像隆幸，以及三宅清子女士等人所參與、以日本人為成員的「台灣政治犯救援會」（簡稱救援會）等等。

梅心怡、宗像隆幸以及三宅清子等代表人物的事蹟，在台灣已有許多著述出版，但成立於1977年的救援會，卻因組織本身於1994年功成身退，成員亦大多為善不欲人知，因此較不知名。

救援會的成員有餐飲店店員、小學老師、花店老闆、報社職員、郵局職員等等，大多是背景非常普通的一般日本人──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學生時代接受過學生運動的洗禮，進而對人權議題抱持關心，再因在日台人的演說或社團同伴的邀約等契機，利用週末等閒暇時間，投入對台灣政治犯與民主化運動的救援行動。

救援會主要的行動方式，是透過陳菊等台灣的聯絡窗口，將政治犯與民主化運動的消息傳到東京，刊登於會刊上，並舉辦相關演講活動或投書媒體。另外他們也會持續對國民黨政府寄送抗議信函、至台灣駐日機關抗議、接濟政治犯及其家屬、甚至曾為了聲援施明德的獄中絕食，而在東京街頭絕食抗議。

最驚險的一次，則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由於與台灣的聯絡管道被切斷，救援會決定派遣祕書處的渡田正弘先生赴台，一方面交付支援物資，另一方面也打探消息。但渡田先生在台灣卻不慎被捕，遭到警總的連日拷問。最後是在救援會及家人在日發起救援運動，更有許多渡田先生的大學師長、校友加入連署，引起朝野關注，迫使日本政府對國民黨政府施壓之下，才得以平安返日。

雖然幾乎所有救援會的成員都堅稱「台灣民主化是台灣人自己打拼的成果，他們當時的運動實在微不足道」，但若非海外人權運動的持續關注與救援守護著一縷燭光不滅，讓國民黨政府有所忌憚，或許會有更多政治犯冤死獄中，而台灣的民主化也未必能在八〇年代迎向曙光。

回到今日，面對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各國威權政體的崛起，正如當年的台灣人與韓國人，近年有許多緬甸、泰國、中國、圖博、維吾爾、香港等地的人們，選擇了東亞中相對安全的日本，作為人權運動的據點。

在海外從事人權運動，如何與在地政治、社會脈絡接軌，是運動發展的關鍵。但比起數十年前的日本人權運動，日本社會似乎也失去了當年「人權無國界」的氣概與行動力。例如在當年的運動當中，經常可見日本的大學校長與教師出面聲援黑名單學生，甚至為其作保。但當香港留學生因《國安法》被捕，人權團體希望其大學能保留學籍時，卻未見正面回應──畢竟連日本人在中國或緬甸被捕，都不再激起公憤了。

在內政議題立場上，理論上應該較為支持人權思想的在野黨及進步派，在面對外國威權政權造成的人權問題時，許多人因為對國際情勢缺乏理解、沉溺於過往「友好」的美好時光當中，無法正視中國、緬甸等威權政權所造成的威脅。

即便是在中國坐了6年黑牢、被北京打成「日本間諜」的鈴木英司，在書中也只是強調「為了和平，日中民間交流還是不能斷」。既無視他多年來往來的對口，其實根本不是什麼「民間」，而是共青團、中聯部等黨政單位，反而在書中不斷以自己認識多少中國高官自豪；也並未反省自己長年作為「親中派」的工作，究竟是真的對和平作出了貢獻？還是反而讓中國的人權狀況更加惡化。

除了缺乏對外交路線的反省之外，也有許多人擔心對自身所關切的反修憲、反擴軍、反美軍基地等日本內政議題造成不利影響，因而卻步。這使得少數致力支援上述運動的日本人權團體與學者，即便因「間諜」等議題而獲得一定媒體關注，在實質的組織資源與政治影響力上，尚顯勢單力孤。

因此許多在日本的海外人權運動，經常得面對是否應與在人權理念上反動，卻願意基於其他考量聲援的日本保守派合作，以交換曝光和政治資源的選擇。然而日本的保守派雖然在國防與歷史議題上與中國針鋒相對，但這些政治勢力同時也在經濟上與中國關係緊密──例如2020年初COVID-19蔓延時，時任首相安倍晉三遲遲不願意封關，當中原因就被認為有「不想取消迎接習近平以國賓身分訪日」一事，以及擔心影響到中國觀光客的赴日消費。

對部分保守派而言，在日本聲援中國人權議題，確實可能成為與中國政府交涉時的籌碼，或是強化日本國家權力──例如主張日本也應制訂《反間諜法》──的論據之一。但若要犧牲經濟等實際利益、或是改變在內政議題上的保守立場以實現人權價值，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至於聲援緬甸、泰國等地的運動，在缺乏上述籌碼價值之下，在日本政界就更乏人問津了。

各地的海外人權運動與日本保守派間，先不論性別、言論自由等價值分歧，最核心的矛盾，其實就是難民議題。比起連《難民法》都沒有的台灣，日本雖然有《難民法》，但卻以極低的許可率著稱──2022年日本許可了202名難民，許可率僅為1.7%，卻已是史上新高。許多日本保守派並不樂見日本成為移民社會，因此經常主張來到日本的大都是「假難民」，應嚴加審查，將其拒於門外。

但對於流亡海外的政治犯而言，是否得以政治難民身分獲得居留簽證，是最關鍵的第一步。日本保守派的反難民主張，不僅是雙重標準，也正是在其口頭上所聲援的政治犯與運動者面前，豎起了一道高牆。

與六〇、七〇年代相比，當年的日本政府即便整體態度保守，但在人權運動的壓力、以及公民社會的支援下，仍不乏以行政裁量給予海外政治犯實質政治庇護的例子。遺憾的是，當中國威權崛起、更大規模地製造人權危機之際，這些昔日支援故事，在今日的日本政府卻已不再復見。

即便目前局勢並不樂觀，但環顧東亞各國的政經情勢，日本仍是重要的據點。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海外人權運動，以及日本本身的公民社會是否能夠茁壯並團結，不僅關乎中國，而將是能否抵抗東亞威權擴張的重要關鍵。

就具體作法而言，就像在2019年頂著政治壓力，聘用周庭為研究員的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一樣，日本學界作為「留學大國」，必須有意識地抵抗各國威權政權所製造出的寒蟬效應，秉持學術自由，提供各國人士在學院中自由交流、學習的場域。甚至在必要時，應考慮提供政治犯一個求學或訪學的避風港。

此外，日本的社會大眾也必須理解到：只顧著想透過自我審查去躲開威權政權「紅線」的姑息，最終只會助長威權的跨境影響力，帶來對自身人權與自由的侵蝕。在亞洲各國民主化的歷史上，曾經有許多日本人秉持著人權理念，跨越國內外的政治對立，協助其他國家的政治犯與民主化運動。而這些人權運動不僅促成了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也讓日本的公民社會在今日多了許多盟友，例如台灣與日本LGBT運動的長年互相聲援。

在香港《國安法》的實踐中，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千方百計要切斷港人與海外的聯繫，不僅將「勾結外國勢力」入罪，在日前香港留學生的保釋條件中，也包括了要求當事人不得聯繫外國官員或議員、刪除所有社群媒體帳號、接受警方監控所有通訊軟體、不得受訪等等。這也間接證明了，國際性的人權運動串連，雖然看似無力，但不僅在歷史上有著重要貢獻，在今日也仍備受獨裁者忌憚。在險峻的局勢中，若要保護好所珍視的人事物，對人權運動多一份關注或支持，永遠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