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一場示威抗議升級為暴動，漢人和維吾爾族之間出現激烈的暴力衝突，造成約200人死亡。官方事後逮捕了1,000人，關閉了清真寺和通訊聯繫管道。2008年西藏首府拉薩出現暴力衝突後，中國政府就開始以強烈高壓手段鎮壓暴動。但2014年四月，新疆再度出現暴動，兩輛汽車在爆炸前朝著購物民眾衝撞。在這之前的一個月，新疆一處火車站也出現炸彈攻擊事件。同年稍早，雲南省會昆明的火車站出現隨機傷人事件，造成31人死亡。北京當局將這起攻擊事件歸咎於穆斯林「分裂主義者」的頭上。

這就像是中國面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一樣。西方國家在打擊恐怖攻擊主義方面得到了憂喜參半的成功，但是中國可不用考量資源、宗教或種族敏感性的限制。習近平說了重話，宣布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不得不進行干預」。結果新疆和西藏都落入相同的下場，成為擁有前所未見的安全管制和監控層級的警察省分，中國政府在這裡成立了訓練中心，幾乎等同於毛澤東時代的勞改營。2018年，聯合國表示握有確實證據證明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關在「大型職訓營」，被迫接受思想灌輸。

我被派駐到中國時，維吾爾族遭受到的困境已經有許多相關報導。雖然中國政府的審查和干預手段都提高到前所未見的層級，但還是有記者成功突圍，將這個被嚴密掌控區域內的情形呈現在世人眼前。他們的報導和一些逃離中國的維吾爾族人的親身經歷都證實了聯合國對中國的指控，起初中國政府嚴加否認這些再教育營的存在，之後抝不過、終於承認有這些機構後，又說裡面的維族人都是自願前往，到了2020年更聲稱裡面的人都已獲釋在外就業。然而，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份研究結果卻與此相左，研究結果包含了該地380處的衛星照片，照片顯示那些機構都是自2017年以來新建或是擴建而成。新疆至今依然是西方民主國家如澳洲政府在與中國交涉時所面臨最大的人權難題，因為中國自2016年以來就不曾讓任何一國的外交官員進入該區進行正式參訪。

從一開始我就沒冀望在這趟中國政府出資的新疆「真相」之旅中能見識到真正的再教育營。對於去不去進行了道德反思之後，我和報社最後得出了結論，去了總比沒去更能接近真相，至少也可以看看中國政府呈現出來的假象。所以我搭上前往烏魯木齊的班機，但是對於接下來的安排所知不多，因為國務院那邊不願意在我下機前透露更多資訊，這種情形在中國我見得多了，因為中國政府想藉此掌控一切。

此行共有24名來自全球各地的記者受邀，分別來自沙烏地阿拉伯、俄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及、伊朗、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官方安排了兩台大型遊覽車載著我們在城裡到處參觀，把我們當成貴賓一樣招待。第一天我們就注意到，城裡有六線道的馬路，卻沒有半台車在行駛，因為所有馬路都被管制淨空了，到處都看得到禁止進入的警戒線。不知道管制交通的目的是為了我們的安全，還是不想讓我們和一般大眾有所接觸。官方一再跟我們保證這裡已經有30個月沒發生過恐怖事件，但看來地方當局不打算冒險。

第一站參觀的是「新疆大型恐怖攻擊與暴力犯罪案件展」。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博物館位於巨型會議中心裡，裡頭陳列著沒收的槍枝、爆裂物、刀械等。牆上懸掛著支離破碎孩童的照片，螢幕播放著砍頭的影片以及子彈穿過頭顱的慢動作畫面，讓人怵目驚心。驚悚程度沒有上限，要傳達的訊息也相當明確：「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嚴重影響國安，也成為新疆地區社會安定的立即威脅。」牆上海報說得很明白。中國政府正是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讓外界認同他們將100萬人送去進行大規模勞改的作法。同時，我們的東道主也一再強調另一則訊息，那就是維吾爾族的民族文化仍舊保存良好，並沒有被徹底剷除。

下一站，我們來到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這裡有著巨大的圓頂大廳和體育場般大的祈禱廳。我們被帶去一間教室，看到有許多男性一起研讀伊斯蘭神學，他們頭上都戴著源自中亞的傳統朵帕花帽（doppa cap）。我們當中有位記者注意到他們頭上的帽子是全新的，而這個情形在整趟參觀行程中屢見不鮮。參觀紡織廠時，成列婦女前方的縫紉機都是亮晶晶的新機，旁邊她們縫好的運動衣都疊得整整齊齊。我在中國其他地方參觀過幾十座的工廠，沒有一間像這裡的工廠完美到如電影場景般不真實。有天在參觀工廠時，我們問有沒有維吾爾工人可以訪問。工廠老闆回答：

「只有一位，但今天她休假。」 「那我們可以到她住處去訪問嗎？」 「可以，她就住附近。」

神奇的是，她竟然就住在離工廠20公尺遠的地方。我們一行人包括電視台團隊到達該名女工家中時，她卻一點也不意外，不僅臉上已經化好妝，還穿著剛洗好的衣服，很高興地在花園中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才剛到，她的父母就立刻端上一盤新鮮的水果。接下來幾天內，這種巧合的機率高到讓我們感到恐怖，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嗎？

第三天時，採訪的記者們被分開，官方把我安排到另一群記者團隊中，這群人分別來自愛爾蘭、加拿大、歐洲、美國、日本、印度和馬來西亞，我們一起搭機前往喀什。這些記者中只有一位是長期派駐中國的通訊記者，所有人都對行程中的鮮豔和壯觀感到難以置信。一天晚上，我們被安排參觀一棟比雪梨歌劇院大兩倍的歌劇院，那裡身穿維吾爾族傳統服飾的表演者吊著鋼絲在天上飛，駱駝則在舞台的雷射燈光之間穿梭，還有馬匹在巨形的踏步機上奔跑。整趟旅程很多地方都教人大開眼界，中國政府可以動用的資源之龐大，連這麼偏遠的極西省分都不惜重資，真是教人嘆為觀止。

但是隨著行程一個接一個，表演、參觀工廠、逛市場，甚至還有在村莊裡聽著電音舞曲看服裝表演的行程，氣氛開始變得愈來愈緊繃。因為大家真正想看的只有再教育營和職訓中心，所以當負責安排行程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現有人會忽然消失或是對活動心不在焉，他們就不高興了，隨行的翻譯開始和記者之間有了爭吵，覺得我們問的問題偏離方向。記者之間也開始對彼此有意見，一名長年採訪中國新聞的記者在一晚酒過三巡後忍不說：「這根本就狗屎。」記者團隊中有些人接受了隨行中國官媒記者的採訪，對我們的態度表示不滿，覺得都已經親眼見到了，還有什麼好不相信的。

一天晚上，在我們完成官方行程後，我和另一名記者在晚餐後偷溜出旅館，感覺像回到中學時翹家去參加派對一樣。但才出旅館沒多久，我們很快就發現被人盯上，兩個身穿牛仔褲和黑上衣的男子尾隨在我們身後。我去新疆前就知道不可能在公共場合隨意訪問任何人，這樣反而會害到受訪者。那天晚上，我們在小巷裡閒逛了兩個小時，偷瞧住家的生活，也感受一下當地人的日常。小販賣著烤羊肉串，還有吵鬧的小朋友踢足球。這趟旅程中唯一真實的就只有這兩小時，那天晚上的情景倒是與政府的說法相符，新疆人民並沒有生活在恐懼中。

這趟新疆之旅真正讓我們見識到的，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戀棧以及對少數族群控制力道之強，這包含了任何被視為威脅社會穩定的族群，從同性戀族群到婦運團體，以及穆斯林、佛教徒、基督徒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等等。任何運動組織或是個人只要變得太具影響力，中共就不會再容忍，而會視其為威脅中國社會穩定的亂源。

隨著習近平收緊對中國社會各個環節的控制，中國也緊接著在2019年開始整肅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中國中產階級中的基督徒人口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估計約有6,000萬名基督徒會去參加沒有經過政府批准的「家庭教會」，當年度有數百間教堂被關閉。一名河南省的牧師自2012年起開始宣道，他在2018年告訴《澳洲金融評論報》（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政府掃蕩家庭教會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前腳剛來就要求隔天要立刻清空內部所有物品，第三天教堂就關門了，非常突然。桌椅、空調、用具全都搬光。」全國各地被官方認可的教堂則被要求安裝室內監視器，以利政府監控聚會。

習近平的意識型態同時也針對信奉伊斯蘭教教的穆斯林少數族群進行令人毛骨悚然的控制，原本這些人在基督教遭到掃蕩時還得以獨善其身。

劉寒（Liu Hang）是我在2018年初前往西藏高原旅遊時，在青海省認識的一位穆斯林婦女，她對我說：

「我們很擔心伊斯蘭信仰會在這一代消失，但我們一句話都不敢說。」

劉寒是虔誠的穆斯林，與先生和幾個孩子住在格爾木這個偏遠沙漠城市外的小村莊。見面的那個炎熱的夏日午後，她和一群村民在路邊賣著莓果。她告訴我，她的孩子通常會趁學校放假時找當地教長學習《古蘭經》，但現在官方已經明令禁止這樣做了。官方也關閉了其他省分的清真寺，禁止公開使用阿拉伯經文，中國政府同時下定決心不讓外國記者接觸到這一類民眾。

我來到青海是應一家澳洲公司之邀，他們和當地企業合作，計劃從此地大片的鹽湖平原中提煉生產液態鎂。我們提早了兩天前來，卻沒想到誤踩了官方的紅線，當地政府為此非常緊張。在中國工作的外籍記者都知道，一旦到下榻旅館登記入住，地方當局立刻就會得知你已經到了當地，旅館員工一看到我們護照上的「記者簽證」就彷彿看到警示燈一樣。我們晚上11點半才剛進到自己房間，立刻就有3位中國外交部的女性官員來敲我同事的門。她們表面上說這麼晚來打擾是為了關心我們的健康，因為格爾木位居海拔2,800公尺高度，擔心我們高山症發作，但她們真正的目的是想知道我們為何來此。隔天一早，她們又約我喝茶聊天，問了更多問題，讓我們那天什麼行程也跑不了。後來在我們前往城裡一些觀光景點的途中，後面都跟著兩輛豐田越野車和兩台租用計程車一路跟監，當天為我們開車的司機事後也被盤查。

在當地一家穆斯林餐廳吃午餐時，還發生了一件滑稽的鬧劇。我們在用餐途中接到前一晚查訪的女官員打來的電話，她想確認我們的用餐時間，因為她要邀請我們到當地的「西藏村」去參觀。於是我們就和當地一對老夫妻在他們家客廳歌頌共產黨的成就，而房子裡到處是習近平的照片和共產黨的文宣。

2008年西藏發生了死亡抗議事件，之後更出現好幾名藏人點火自焚的示威，自此中國就禁止外籍記者前往西藏採訪，西藏也就逐漸淡出了世人的焦點之外，中國進而將這種大規模監視、動用維安警察以及文化同化的成功運用在新疆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中國許多巨大的佛教寺廟多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整修重建而成，現在是觀光客的熱門景點。然而達賴喇嘛的照片在中國卻是非法的，而達賴喇嘛本人更已經在1959年率領西藏流亡政府出走到印度。

即使雲南省不像中國西北部藏族自治區那樣充滿大規模監視和軍隊活動，而且這邊的藏族早在習近平上任以前就住在這裡，但他們還是逃不過政府透過新法進行更嚴格的管控。

我在離開中國的前幾個月到雲南省度假，登山時請了一名藏族的嚮導，他就對我說：

「小時候我對藏族文化不感興趣，一心只想要買流行的籃球鞋、跟朋友混在一起。但我到北京以後卻有了不同的想法，我是大學裡唯一一個藏人，大家都很想多了解我的文化。」

「過去7年來，政府對藏族的宗教信仰限制愈來愈嚴格，但是比起藏族人口較多和發生過暴動的地區，雲南這一帶還算寬鬆，你還是可以在一些私人住家或寺廟中看到達賴喇嘛的照片。」

在那時的幾個月前，我在一次單獨旅行時看到了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當然我不能透露在哪裡。我在偏遠寺廟的大殿和木製樓梯閒逛了一個多小時後，同行的人帶我進到一間在這個巨大廟宇建築裡不起眼角落裡的小房間。他低聲告訴我：「通常我們不會讓訪客進來這裡。」牆上掛著厚重的壁毯，一邊焚著香，牆上有至少三幅達賴喇嘛的畫相。即使在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他的身影也依然存在。

《中國陌路：來自中國境內最後一位澳洲通訊記者的內幕報導》， 麥可．史密斯（Michael Smith）著，顏涵銳譯，堡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