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異地安身：台灣的東南亞田野故事》部分章節書摘，經左岸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異地」在這裡意義多重。對台灣人來說，東南亞是異地；對東南亞移民而言則反之；木柵的東南亞移民社區，對台灣人來說又是另一種異地。這本書是一位人類學家帶著一群研究生，進入移民的社群，寫下他們在台灣的故事。這本書也是一本從田野課堂逐漸長成的田野心法，作者們都是初入田野的菜鳥，從如何「開始說話」、如何拿捏與採訪對象的距離，一步步學起；也因為是田野菜鳥，訪談中放了很多「我」進去，他們問出問題，也跟著受訪者一起思考，思考什麼是認同、怎樣算是家人，哪裡才是家。
本文為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博士候選人譚氏桃所撰〈尋找一間家鄉的寺廟：越南、移民、普悲寺〉節錄（黃馨慧譯）。2013年，一群來台灣留學的越南僧尼創立普悲寺，位於台北市木柵與新北市新店交界處的一間公寓的3、4樓，目的是提供在台灣的越南佛教徒一個聚會的空間，也是最早服務越南南部移民群體所建立的寺廟之一。普悲寺的正式越南文名稱為「Chùa Phổ Bi」，意為普悲道場，但信眾簡稱為「Chùa」，原指佛塔、此處指「寺」之意。在僧尼的協助下，住持會在每週日為前來普悲寺的女性信徒舉辦聚會。
剛來台灣的時候，我就像一條離開了水的魚，非常想家。然後我找到了這座寺廟，定期拜訪。在這裡認識越南同鄉、說越南語、保留一點越南文化，讓我感到溫暖和快樂。即使在家聽釋法和的演講，如果遇到不懂的內容，也會立即詢問僧尼。我和這裡每個人的關係都很好，他們把我當作他們的家人。普悲寺和我的家庭一樣甜蜜，也讓我得以緩解思鄉之情。 （2021年4月6日，訪談紀錄）
她經常帶著兒子去普悲寺，希望小孩可以在這裡學越南語。她也相信，在寺廟裡被好的人和事包圍，兒子就會好好長大，以後成為優秀的人。雖然小孩平常玩的時候還是喜歡和其他孩子說中文，但有這個練習「聽」越南語的機會和環境，妙太太相信兒子還是能維持聽和說越南語的能力。
不過，上述的故事若拉長時間來看，普悲寺對婚姻移民的意義也會有些改變。明太太在我剛認識她時當上了外婆，必須留在家裡照顧外孫，所以她選擇在家修習佛法，並將有限時間貢獻於佛寺的家務。其實，妙太太在熟悉台灣生活後，也選擇了在家修習佛法，只會偶爾探望一下這個她過去視為家鄉或娘家的普悲寺。
明太太來自越南南部省分，16年前和越南華裔丈夫搬到了木柵，離婚後則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明太太過去經常拜訪慈光寺，直到參加普悲寺的活動，學到很多佛教知識，也成為一名資深的佛教徒，並負責普悲寺週日聚會的廚房事務。我利用幾次幫她做飯的機會跟她聊天，問她在台灣的生活。我問她，「你覺得來到普悲寺像回家一樣嗎？」明太太回答：
回家是什麼意思？在家是工作，而不是閒聊。如果看到其他人正在談話，尤其是看到有人在茶几那裡與住持交談，請不要坐下來聊天。我們應該做什麼？應該不顧住持請客喝茶，而是去廚房打掃衛生、收拾東西、準備食物。如果不做家務、不做飯，只顧著和住持聊天，廚房就會亂成一團，那回家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你說到普悲寺就像回家，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這是我的意見，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果你是指在普悲寺感受到在越南家鄉的感覺，對我來說曾經是如此。一開始由於缺乏愛，也沒有一個可以說越南語的空間，所以我每次來普悲寺都覺得很高興。但自從我成為一個資深的佛教徒，佛陀在我的心裡。我已經有能力處理生活中的一切，沒有必要依賴普悲寺、把它視為精神上的家，我已經沒有那種感覺了。 （2021年7月21日，訪談紀錄）
與明太太的想法有些相似，妙太太後來告訴我，現在的她並不像過去那樣，認為普悲寺對她的宗教觀念存在某種重要性了。她退出寺廟的LINE群組，開始透過YouTube上一些越南知名僧人的佛法講座，自學佛教思想。她沒有選擇去寺廟閉關、或是積累功德和智慧。她想要學習如何自己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並找到改變它們的方法。然後她認為，聽佛法比參加普悲寺的週日聚會更好。話雖如此，她仍然將普悲寺視為家鄉，並偶爾拜訪這座寺廟。
明太太和妙太太的轉變提醒了我，對剛到台灣並且或多或少在陌生社會中迷失的越南「新」移民來說，普悲寺提供了一種在「家」的感覺，也在需要精神支持的人的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對那些習慣了台灣社會、能夠自己處理各種情況的移民來說，普悲寺的這兩項功能已經不再具有意義，他們偶爾還是會來到普悲寺，只是不是來尋求佛法或「家」的慰藉，而是作為一個已經長成的家人，回來幫幫忙罷了。
普悲寺體現了越南佛教研究者亞歷山大．蘇西（Alexander Soucy）在《佛陀這一端：越南的性別、權力與佛教實踐》一書所說：「佛教或一般宗教的參與提供了某種途徑，人們不僅可以透過這些途徑獲得意義，而且還可以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
普悲寺的故事也呼應了海倫．泰勒（Helen Taylor）關於家與避難所的研究發現。泰勒在《難民與家的意義》一書中主張，「『家』並不是指涉一個物理結構上的『房子』，而是指讓我們想起有著『家的感覺』的『物體』和『關係』。對移民來說，讓他們有如同『在家』的感覺，需要具備四個要素，即『熟悉感、安全感、社群感和可能性感（a sense of possibility）』。」 食物可以塑造其中三種感覺，因為食物有助於滿足基本需求，它提供了安全保障，而熟悉感可以透過烹飪的做法獲得，和團體成員一起共享食物則會創造一種社群感。
普悲寺自2013年成立以來，在鄰近地區的越南女性移民及台灣各地的越南佛教信徒的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在田野裡得出一個結論：「普悲寺作為越南佛教寺廟，已經成為大台北地區越南信徒的宗教支柱、共同的家園和救贖空間。」
參與週日聚會的信徒有時會在下午的活動結束後，又立即聚在一起吃晚飯。談話帶給他們好好了解彼此的機會，透過這樣的互動，信徒們慢慢產生了像家人一樣的強烈依賴。他們把這座寺廟看成自己在越南的家。在他們眼裡，來到寺廟，就像是回到了家。所謂的「家鄉情懷」可以透過不同面向呈現：他們說同一種語言（越南語）、他們一起做一起吃越南菜、他們像在越南一樣關心彼此。成為台灣公民，是他們為了謀生和改善經濟地位需要有的好運氣，然而，他們本質上仍然是越南人。他們需要彰顯這種身分。寺廟或多或少為他們提供了物質和精神條件，來實踐這個身分。
《佛教前哨》（Outpost Buddhism）一書中強調當今越南女性的佛教實踐，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越南人宗教行為的生動寫照：在越南，人們單獨去佛教寺廟祈禱、供養，然後離開，他們僅在平日念經、打坐、禮拜與吃素。不過海外越南社群的宗教實踐與在越南國內仍有所差異，通常只有在週末與重要節日才能進行宗教實踐。
根據大多數越南人的宗教觀念，越南文的chùa（中文翻譯成佛寺或寶塔），並不是學習佛教思想的地方，chùa是一個神聖且寧靜的空間，讓拜訪的人可以感到寬慰。此外，chùa中供奉的佛陀和觀世音菩薩與其他神靈一樣強大，可以幫助祈求者實現他們的願望。因此，很多不認為自己是佛教徒的人，往往也會在農曆正月初一、十五到chùa進行供養，以求平安、好運、財富、能力等。佛教思想的追求通常是神職人員的職責。越南人跨越國界工作、學習或在新社會安頓下來時，也帶著這種思考模式。他們試圖在另一個國家維持他們的宗教行為，每當他們想向神明祈求獲得好運時，就會尋找並拜訪附近的寺廟或寶塔。在這樣特殊的條件下，這些在台越南佛寺往往成為移民「共同的家」，以及提供「宗教支持」的來源。
蘇西對加拿大和其他環境中散居的越南宗教機構進行調查時發現，「社群認同」和「支持性」是海外越南佛教寺廟的兩個重要特點，而這個論點也非常符合普悲寺的情況。普悲寺被公認為台灣第一座越南佛教寺廟，自2013年起將台灣各地的越南移民連結在一起，尤其是居住在木柵和新店的越南移民。對於後者，普悲寺已成為加強移民社群連結的接著劑，也是延續宗教信仰的地方，更是一個提供精神幫助和舒適空間之替代的家。可以說，普悲寺其實發揮了宗教空間和社會空間的雙重作用。
作為一個宗教空間，寺廟透過在週日和其他特殊節日舉辦各種宗教活動，滿足信徒們的宗教需求。透過打坐、跪拜、念經等儀式，參與者感到寬慰，也更接近佛陀，還更加了解在別處讀到或聽到的佛教思想。有些人可以利用這個空間來紀念他們過世的父母。住持也為有需求的人提供一些宗教方面的服務：驅邪、解凶、祈求平安、生活興旺等等。此外，越南人通常在農曆正月十五拜訪寺廟或寶塔，但大台北的越南移民則是每個週日都會來普悲寺，甚至平日有空也會來。這種高頻率的拜訪顯示了這些移民似乎比他們越南家鄉的同胞更為虔誠。他們還發現普悲寺是靈性方面的救贖和保護空間，與佛陀和佛教教義相聯繫，讓信徒得以平靜他們因婚姻或家庭問題產生的混亂心情。透過這種方式，普悲寺在越南以外的另一個社會中，延續越南人的宗教傳統。
作為一個社會空間，普悲寺對於移民社群來說，是一個「大家庭」。信徒來到這座寺廟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精神需求，他們也喜歡待在那裡，因為待在那裡就如同待在越南的家一樣熟悉。自由地說越南語，與其他信徒在這座寺廟一起享受食物，都傳達了一種在家或回家的感覺。在這裡學習佛教義理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這裡讓他們有如同回家的感受。這種越南氛圍讓他們感到快樂，也讓他們更願意面對在陌生的社會中所遭遇工作和婚姻生活中的困難。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