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幾個星期後他們又在麥康維爾家中搜出另一台對講機。「第一次我就警告過她了，」休斯回憶道。「但事到如今，我知道她難逃死劫。」但即使如休斯所言，麥康維爾真的是個告密者，也難以想像她能為英方提供任何有利的情報，頂多也不過是一些無傷大雅的消息。但休斯和戰友們根本不在乎這些，對他們來說，抓耙仔就是抓耙仔，無論他們提供的資訊實際上造成多少傷害，都罪該萬死，並且必死無疑。

然而，休斯堅持表示，他並不知道麥康維爾會遭祕密處分並埋在地裡。他說：「用現代說法就是『被消失』。」雖然休斯自認是個左派的自由鬥士，但共和軍此做法卻與暴政國家無異。

在老麥看來，「無論是以前的智利軍政府或柬埔寨往日的紅色高棉政權（Kampuchea），只要有暴君在的地方就有人民『被消失』。」

但休斯強調，即使是在1972年如此動蕩的年代，臨時共和軍也絕無輕易殺人或讓人憑空消失。他們殺了麥康維爾讓她10個孩子都失去母親，還將麥康維爾的屍體埋在並未留名的墓地，現在想想這些行為的確很不人道，但這也是經過多次激烈討論才做的決定。

然而，貝爾的想法卻遭否定，而且正是遭傑瑞．亞當斯反對。

「你說亞當斯不接受這個做法？」老麥問道。

「沒錯，」休斯回覆道。

「他還下令讓麥康維爾被消失？」

「對，他下令把麥康維爾埋在土裡，」休斯說。休斯還推測，臨時派的成員發現麥康維爾是個抓耙仔， 因此她必須得死，但麥康維爾是個女人，而且是守寡的單親媽媽，她的死訊若傳開來，那將嚴重損壞共和軍的名聲。因此最後大夥決定將麥康維爾祕密處死並讓她人間蒸發。休斯表示，共和軍的內部結構層級分明，究竟是誰准許了那次行動，人人心知肚明，毫無疑慮。「下令殺死那名女子的人只有一個，」休斯說，「現在那個賤人竟然是新芬黨（Sinn Féin）的黨主席。」

最後普萊斯夢寐以求的寫作生涯也是無疾而終。她沒有出版自己的回憶錄，而是選擇重返校園一陣子，並在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就讀法律系。普萊斯比同屆同學年長，個性古怪的她成天戴著顏色鮮艷的帽子去學校，上課時還會一臉疑惑地把頭歪一邊。她在發表意見時從不舉手，而且對她而言，上課最大的樂趣莫過於開玩笑地打斷老師授課。在普萊斯年輕的同學們眼裡，她根本就是個怪咖。

有一次，普萊斯走進女廁時發現裡面大排長龍。原來女廁正在進行整修 ，裡面有好幾間廁所的門已經拆掉了。「妳們在等什麼？」普萊斯問道。

「這些廁所都沒門呢，」在排隊的一名女生解釋道。

「一看就知道妳沒坐過牢！」普萊斯回她說，接著大步走向其中一個沒有門的隔間如廁。

普萊斯尖酸、詼諧的個性一輩子都沒改變過，她就和酒一樣，釀得愈久愈有味道。但仔細觀察又會發現普萊斯似乎擺脫不了心魔，她覺得自己大半輩子都困在回憶的漩渦裡翻箱倒櫃，一個不小心就會挖掘出過去回憶的碎片。普萊斯年輕時所經歷的風霜，包括她曾對自己和他人所做過的一切，都在她心裡揮之不去。如今她的昔日戰友們都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糾纏，就連睡覺都會夢到數十年前那些傷天害理的事，他們從噩夢中驚醒時還會冒出一身冷汗。至於普萊斯，好幾次她在開車時想抬頭看看後照鏡裡的2個兒子，不料映入眼簾的卻是已故戰友喬伊．林斯基（Joe Lynskey）。某天她在都柏林三一學院上課時，課堂上正在討論政治犯，普萊斯忽然生氣地站了起來開始一一列出那些共和運動獄中絕食抗議者的名字，說完便氣呼呼地離開教室，之後再也沒回去上課。

《耶穌受難節協議》的簽訂對有些人來說象徵著一種背叛，而對普萊斯而言更是如此。「這種妥協的行為根本就和普萊斯一家的使命感背道而馳，」普萊斯的友人艾蒙．麥坎表示。「桃樂絲受到的打擊比很多人還要大。」普萊斯曾親手引爆炸彈、搶劫銀行，也曾親眼目睹朋友死去，還差點賠上自己性命，只因她堅信如此大動干戈終究會換來北愛爾蘭的獨立，這是她與家人世世代代誓死捍衛的信念。

「看看新芬黨這些作為，我寧願好好享受一頓好吃的早餐也不願浪費時間和他們同流合汙，」普萊斯在一個愛爾蘭廣播節目中透露。「我們共和軍志士不僅要去送死，」她說，「還得去殺人，你知道嗎？」

心理學有個叫作「道德創傷」（moral injury）的概念，與一般創傷稍有不同，主要會影響退伍軍人如何面對自己在戰亂時期做出違背良心的行為。普萊斯的道德創傷特別嚴重，她深深覺得共和運動最終妥協了，導致自己在面對以前做過的壞事時，連進行道德合理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更糟的是，那個一手將共和運動推向求和之路的罪魁禍首，還是普萊斯的昔日好友兼指揮官傑瑞．亞當斯。過去普萊斯向來對於亞當斯的命令都言聽計從，如今亞當斯卻翻臉不認人，想和普萊斯以及整個共和運動的暴亂行為撇清關係。這讓普萊斯氣壞了。

2001年，在一場於梅奧郡（County Mayo）舉辦的共和運動紀念活動上，普萊斯竟起立表示她「實在無法忍受」聽到那些人否認自己曾是共和軍成員。「傑瑞是我的指揮官好嗎！」普萊斯大聲嚷道。新芬黨一點也不欣賞普萊斯的直率，好幾次還有幾個凶神惡煞的男子上前請普萊斯安靜。新芬黨限制言論自由的行為再明顯不過了，這對本就滿腔怒火的普萊斯而言根本是火上澆油。1990年代，北愛爾蘭共和軍漸漸轉型並推動求和，同時也開始分裂並冒出一個個分支，有些還誓言要繼續拿刀動槍以達到目的。普萊斯偶爾會參加這些組織的聚會，但她從未正式加入這些組織，而是會質問他們：「回到戰亂日子對你們到底有什麼好處？」

話雖如此，普萊斯仍無法放下過去。她的2個兒子丹尼和奧斯卡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普萊斯還調侃道，當她和2個孩子分享自己年少輕狂的歲月時，她口中的種種事件對孩子而言，竟「與石器時代的歷史一樣」古老且事不關己。1998年，北愛爾蘭發生一系列因宗派分歧而起的謀殺事件，普萊斯的丈夫史蒂芬．瑞爾曾表示：「大家對於陷入戰爭已經習以為常，根本無法想像沒有戰亂的日子會是怎樣。」如今北愛爾蘭已迎來太平盛世，普萊斯卻遲遲無法習慣和平的日子。老麥創辦了一個名叫《毯子祕辛》（The Blanket）的線上期刊，投稿人都是一些對北愛爾蘭共和運動的發展抱有滿腔不滿的人，而普萊斯就是其中之一。普萊斯經常投稿到《毯子祕辛》，投稿內容大部分在撻伐亞當斯，例如她於2004年撰文表示：

「傑瑞．亞當斯擔心引起民間恐慌，因此說法很隱晦，但他的意思是，他們終究會解散⋯⋯共和軍終究會解散⋯⋯那些槍支都會埋在水泥裡不見天日⋯⋯有些人會踏入政壇謀得一官半職，其他人也都能安居樂業，有些人會為社區服務、有些人會開店、有些人會開計程車，偶爾會有敲詐或詐騙的事件發生，這就是世道。」

儘管如此，普萊斯的自身經歷還是讓她引以為傲。2003年，來自美國的泰拉．基南（Tara Keenan）拜訪普萊斯時，普萊斯對這名研究生說：

「我認為我所做的一切都讓世人看見，為了堅守內心的信念，哪怕一個人再平凡都有可能在身體和精神層面上不斷突破自我。」

聽了普萊斯這番話，不知情的人還會以為她曾經是三鐵運動員而非準軍事組織的成員呢。「一個凡人做出了不同凡響的事，」普萊斯繼續說，「這就像一個母親看到孩子遇到危險時，為了救孩子連車子都抬得動一樣。我們誰都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極限在哪裡。」

老麥按下按鈕開始錄音的那一剎那，普萊斯改變心意決定不將她的故事公諸於世。後來老麥將桃樂絲．普萊斯的訪談音檔和文字稿都標上英文字母H，也就是普萊斯的專屬代號，並寄回波士頓學院。在這些檔案裡，普萊斯對珍．麥康維爾的事件隻字未提。

「我有點失望，」後來老麥說。「她居然把我的告誡聽進去了。」

《什麼都別說：北愛爾蘭謀殺與記憶的真實故事》，派崔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著，鄭依如、黃妤萱、張苓蕾譯，黑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