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前夕差不多的情景重演，我也沒什麼特別的規劃。正當幾千名飲酒狂歡的民眾在時代廣場大肆買醉之際，我則全力對付一首打算要在開年完成的詩，向智利作家羅伯托．波拉紐致敬。[⋯⋯] 讀波拉紐的《護身符》時，我注意到書中有一段提及古希臘的百牲祭──古時候大規模屠殺百頭公牛的隆重獻祭。我決定要為他寫一首百牲祭──一百行的詩句，以表達對他把短暫的生命用於完成巨著《2666》的謝意。」（《時光列車》）

Roberto Bolaño，台灣譯為羅貝托・博拉紐，他的小說Los Detectives Salvajes（The Savage Detectives，簡體版譯為《荒野偵探》）繁體版在2012年以《狂野追尋》之名上市。Patti Smith寫完《時光列車》之時，博拉紐在美國早已經是一個傳奇、一個神話，一個掀起閱讀狂潮、引發無數評論竄流的天才作家。不過，博拉紐本人對此現象無法置評，他在2003年就已經過世。

在他過世前，他的作品英譯本只有一本小說《溜冰場》（The Skating Rink）出版。

讀到Patti Smith書裡這一段話時，小小的文學讀書會才剛讀完博拉紐的《狂野追尋》，其中一個學員，在最後一堂分享她的心得時說，在這之前，她從未聽過這個作家，博拉紐，真的是太厲害了。對博拉紐留下深刻印象的讀書會成員，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一起讀《2666》。

《2666》（指西班牙語原著）是博拉紐過世之後才出版的巨著，分成五部，有1千多頁。不過，如果當時我獲得的訊息無誤的話，台灣已經買下版權的出版社，將不會出版這本書。銷售決定一切的年代，行銷手法會成為讓一個作家作品生或死的決戰點。台灣，要用什麼樣的手法來「行銷」博拉紐，才能使得他的讀者暴增，才能使得這本出版日遙遙無期的書可以「起死回生」？

我想，台灣的出版社不是沒有試過。《狂野追尋》，這書名聽起來就像是垮世代公路流浪的拉丁美洲版。假如，台灣出版社有意將博拉紐包裝成頹廢反叛不羈的垮世代拉美版天才作家，為此讓熟悉英美作品的讀者，能有一一點親切感，那麼我也不會覺得太奇怪。

只是，那樣的形象恰好是博拉紐的同事、朋友，也是拉美小說家Horacio Castellanos Moya，在網媒格爾尼卡（ Guernica）發表的一篇 “Bolaño Inc.”（博拉紐有限責任公司）裡所抨擊的──美國出版商為了推銷博拉紐的作品，創造出一個連博拉紐自己都不會同意的嬉皮形象。

事實上，博拉紐早早就脫離後青春時期，以嚴肅態度面對寫作，一點也不嬉皮。他不吸毒不酗酒，他對家庭、子女深具責任感，他因肝功能衰竭早逝，不是因為生活頹廢而是天生體質又過勞；他的早逝，不該成為商業文化裡被浪漫化的消費對象。

Castellanos Moya罵了一堆，我都可以想像他氣到發抖的樣子。不過，他罵的不是出版了許多博拉紐以及拉美作家作品的出版社New Directions，而是後來在《荒野偵探》版權談判中間殺進來的出版集團。博拉紐的兩本大（厚）書《荒野偵探》及《2666》，都被麥克米蘭出版集團旗下的出版社談走。Castellanos Moya認為，博拉紐被塑造成拉美魔幻寫實主義新的接班人、新一代的《百年孤寂》接續者，他認為這無助於理解博拉紐真正想要反抗的、已經成為腐水的拉美魔幻寫實主義，無法明白博拉紐正在站在這些所謂的「拉美寫實巨匠」的對立面，也無法了解他要創造的拉丁美洲新文學。

不只美國，在台灣對岸，中國也發起博拉紐全集的出版計劃，並且搭配一系列的媒體披露、實體座談等活動。當年，為了養家糊口，從詩歌轉往小說出版的博拉紐，他的詩歌作品也在翻譯出版之列。

坦白說，如果透過行銷手法就能讓博拉紐的作品狂賣，引爆閱讀熱潮的話，我很希望這件事情趕緊在台灣發生。因為，他的作品確實不好進入，小說密度很高，形式也非常特別。

《狂野追尋》的外皮是一個「偵探」故事，形式上，第一跟第三部分是日記（同一個人的），各100多頁，中間是訪談紀錄，將近400頁。日記體一向很迷人，因為這種形式就是要直白、赤裸，講東扯西、拉拉雜雜，加上人有窺私的慾望，讀者在前100多頁應該還不至於覺得讀不下去。到了第二部分，則是不知道由誰做的口述紀錄，敘事者隱藏起來，讀者只能讀到一個又一個的受訪者說的話──逐漸的，你會發現，這個口述紀錄，好像是在追蹤在第一部日記體裡的兩個主角而做的訪談。

故事要說簡單，也可以說很簡單。一群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年輕詩人，創立了一個「內在寫實主義」的詩歌團體，無意間發現，他們要追求的文學理想，在1930年代的拉美就有人做過了，成立者是一個女詩人叫西莎莉亞．蒂納赫羅（Cesárea Tinajero）

並且，聽說還發行了一份名為《卡玻爾卡》（Caborca）的雜誌。為了要證明這個女詩人以及刊物的存在，2個青年詩人展開追蹤之旅。

好吧，「偵探」的部分瞭解了，那「荒野」呢，即是索諾拉沙漠（Sonoran Desert），美國與墨西哥交界最大也最熱的一個地區，這本書裡最重要也是最富現實與象徵意義的地點，在博拉紐的作品當中，索諾拉始終都位於核心。

這趟旅行，他們將從墨西哥市往北，進入索諾拉沙漠，然後到一個小鎮，就叫卡玻爾卡。之後，再往東，橫越沙漠，抵達一個小鎮聖泰瑞莎（Santa Teresa），他們的內在寫實主義的先驅，詩歌教母西莎莉亞，據說就住在聖泰瑞莎。

這個小鎮，位於墨西哥與美國交界的一個城市華雷斯城北方。華雷斯城（Ciudad Juárez），曾經被稱為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從1995年2008年間，每年大約有200多人被殺，之後有5年期間，因為毒品交易混亂，死亡人數更暴增至每年數千人，2012年為高點，那一年有3,700多人被殺。在這些被殺的人口裡，有為數不少是女性（關於華雷斯城的最新報導，在此）。

博拉紐的遺作《2666》，第四部《罪行》有將近260頁，也是書裡最大的一部，場景就設在聖泰瑞莎。他在這一部第一個記錄下的死亡，是從1993年1月開始，那是第一個被媒體披露的女性兇殺案，他寫道：「儘管可以肯定在1992年有別的婦女被害。在名單之外，或者有一直沒有被發現的被害人，有的被埋葬在沙漠中公墓裡，有的骨灰在夜間胡拋亂撒，甚至連拋撒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了。」（《2666》，趙明德譯）

罪行不只一樁，博拉紐在書中羅列了數百位被殺女子的案例。她們多數都很年輕，10幾歲到30歲之間的很多，死亡的原因有刺殺、槍殺、扼殺，幾乎毫無例外都曾被凌辱、強暴過，有些甚至只能說是孩子，在被強暴的過程裡心力衰竭而死。她們被隨便棄屍在城市、城郊的角落，有些被毀去面容。有上學途中被擄走，下班之後就失蹤，甚至只是跟朋友聚會完，準備要去開車回家就被槍殺。這麼多的死亡，博拉紐並非只是給出數字。如果華雷斯城曾經為這些被殺害的女子樹立粉紅色的十字架，那麼博拉紐則是在書裡，盡他所能的寫出這些陌生女子、他在地球上的同胞簡短的一生。用他的文字替她們立碑。

數百、數千個不自然的死亡，在地球上從未少過。博拉紐的一生，被智利政變狠狠扭轉，不只他，當然。1973年皮諾契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 Ugarte）政變，當時的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遇難，智利進入獨裁專政的時代。

1968年全家移民墨西哥的博拉紐，為此又潛回智利，準備投身革命。在《狂野追尋》裡的貝拉諾，就像是博拉紐的影子般，透過「墨西哥詩歌之母」奧克西里奧．萊科圖雷之口，她說到這段經歷：「1973年他決定回國參加那場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唯一去巴士站為他送行的人，因為他打算走陸路，那是一次漫長的旅程，極其漫長，充滿危險，那是所有貧窮的拉美男孩的啟蒙之旅，要穿越這片荒謬的大陸。」

奧克西里奧．萊科圖雷（Auxilio Lacouture），即是《護身符》（Amulet）的敘述者，全書由她的獨白構成。書裡環繞在1968年，墨西哥政府強行鎮壓、屠殺學生抗議的事件，在《狂野追尋》裡出現過，《護身符》將之擴充得更為完整。在這本書裡，奧克西里奧預言了未來世界文學的走向，也是首度在這本書裡，明確地出現了2666這個數字——它是在《狂野追尋》中，西莎莉亞脫口而出時，還沒有那麼確定的一個年份。

而貝拉諾，也會出現在博拉紐的許多作品中，成為行動者。但1973年政變的影響，也會成為籠罩主角的思維與行動的陰影。譬如，在《遙遠的星辰》裡，阿圖羅．貝拉諾回憶一個他青年時期認識的詩人卡洛斯．維德爾的故事。維德爾這個人物，是從《美洲納粹文學》裡的最後一個故事發展來的，一個失敗的左翼，敘述一個右翼青年詩人的故事。臨近40歲，放棄文學，不打算再出版任何作品的貝拉諾，談到了這個往事，一個夢：有次他夢到他跟維德爾一起坐的一艘船要沉了，韋德爾抱著酒桶而貝拉諾抓著腐木，然後，貝拉諾說：「我明白了，維德爾和我，我們曾經在同一艘船上旅行，只不過他曾出力促使它沉沒而我卻沒有為避免它的沉沒而努力做點什麼或者做了但很少。」

面對罪行，人類的共同罪行，博拉紐透過貝拉諾，給出了這樣的醒悟。

博拉紐確實不是馬奎斯，他傳承的也並非是拉美魔幻寫實的傳統，他恰好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著難以想像的完美結構與密度。對我來說，博拉紐已經走得太遠了，我懷疑他根本從未來來的。我活不到2666，多數在看著這篇文章的你們，也活不到那個時候。

但總會有一些東西，會超越我們，留在我們未來看不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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