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慧真邀稿，希望書店主人談書。談現時尚有版本流通的書，是身為書店主人的日常事，但作為系列文稿（雖然不知道能寫到何時），我希望能夠將已經想了很多年的計畫執行──寫一系列的「遺忘之書」。這些書未能出版、絕版的理由不一，談這些書，乃是我私心希望，未來他們能夠有流通版面世，讓更多台灣的讀者，得以看見他們的存在。

幾年前在香港二手書店看到“Photographs by a Russian Writer Leonid Andreyev: An Undiscovered Portrait of Pre-Revolutionary Russia”一書，顧不得行李重量，毫不猶豫便將它買下。港幣80元，硬殼精裝本，Thames and Hudson，1989年出版。序言是由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Leonid Andreyev）的孫女奧嘉．安德列耶夫．卡萊爾（Olga Andreyev Carlisle）撰寫，她在一開頭便寫道：「當我30年代在法國成長時，我的祖父，1919年溘死芬蘭的俄國流亡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已然被世人遺忘。」

奧嘉．卡萊爾在1960年代重返俄國（當時已是蘇聯），後來將這段歷程寫成 “Under a New Sky: A Reunion with Russia”出版（1993）。從那裡她將索忍尼辛的手稿《第一層地獄》以及《古拉格群島》偷帶到美國，在她的丈夫亨利．卡萊爾（Henry Carlisle）的協助下，索忍尼辛的作品得以在美國翻譯、出版。亨利．卡萊爾曾在美國克諾夫（Knopf）出版社工作，為卡繆《薛西佛斯神話》一書的編輯。

奧嘉當然知道，一個作家被世人遺忘，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尤其，在當時的蘇聯。審查制度的作用，不只是「審」一本書，有必要時，得完全抹除一個作家的存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蘇聯崛起之後，陸續有好幾波的俄國作家作品，就此被掃入檔案匣裡，不得出版。列．安德列耶夫在1908年遠走芬蘭時，俄國的流亡潮還沒「真正」開始，不久之後，大批的作家、詩人、藝術創作者、思想家便開始向世界各地流散。他們的作品，要一直到1950年中期赫魯雪夫「解凍」之後，才會陸陸續續被自己國家的人民讀到。

列．安德列耶夫是屬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被稱為「白銀作家」時期的作家。將近100年後，我在莫斯科的課堂上讀到這一群作家的作品時，依舊非常震撼。中國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譯介這些作品，幾乎跟俄國讀者同步。不過，台灣由於戒嚴之故，未能趕上這一波的翻譯潮。解嚴之後20多年，我們對於俄國文學的接觸面並未拓展太多，一方面是翻譯人才的侷限，另一方面則是缺乏系統性的引介。這一群「白銀時代」的作家，在台灣最知名的大概只有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她在1930年代寫就的〈安魂曲〉（Requim，Реквием），一首獻給政治受難者的長詩，直到1987年才得以在蘇聯出版，台灣則是在人間出版社的《我會愛：阿赫馬托娃抒情詩選》裡有節譯。

這些「遲到」超過半世紀的作品，不只是那個時代的紀錄與回聲、不只是對裂變時期的俄國，也不僅是對世紀之交的混亂世界之回應，而是對未來人類存在的呼告與警示。

在蘇聯被冰封半世紀的白銀時代文學，豐富、多元、感傷、悲觀、頹廢，燦爛迸現的文學運動、流派，璀璨如繁星。不過，以當時的流派而言，列．安德列耶夫不曾屬於任何團體，也很難被劃歸在任何一個流派。但無論是作家本身，或者是他的作品，都不是因為平庸而被時代遺忘。即便沒有評論家的背書，每一個曾經被他的作品撼動的讀者或許都會有這樣的想法：這是一個走得太前，以至於脫隊了的作家。

初進入現代俄國文學史的學生，一定會讀到他的〈紅笑〉（Red Laugh, Красный Смех, 1904）。對於我這個厭煩了舊俄寫實文學「說故事、說故事」主調的讀者來說，這部作品瞬即便打開了我對俄國文學的視野。接近中篇的作品〈紅笑〉通篇沒有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角色的姓名，以「斷片」序列為章節名稱，作品分為兩部，敘事者都是「我」，不同的「我」，前一部是哥哥，後一部是弟弟。情節在一開始就把讀者拉到行軍的場景，殘酷的、炎熱的、不知盡頭與時間的漫長時間的行軍。不過，不久之後你就會開始疑惑，這是，行軍，還是，俘虜？他們究竟是誰？

「我清楚地看出，這些在耀眼的陽光下不吭聲地行進的人，這些給疲乏和酷暑折磨得麻木了的、腳步歪斜、搖晃著身子、跌倒下來的人──都是些瘋人。他們不知道他是在往哪兒走去，他們不知道太陽這樣肆虐要圖什麼，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紅笑〉，顧用中譯）

讀者被丟到一個瘋狂的戰場裡。那裡沒有推進的戰事、沒有敵方，沒有戰略沒有勝利，有的是無盡的疲憊、清不完的屍體⋯⋯家，想家是一種奢侈的思維。戰爭如何將現存的一切意義抹除，我是在讀到〈紅笑〉之後，才感受那樣的殘酷。但在戰場上，死亡並不是最可怕的東西，「在這雙像鳥那樣圍著一圈橙黃色狹環的、烏黑無底的瞳仁裡，的確有著比死亡更甚、比死亡更恐怖的東西」。

人不為人。在這樣的戰場裡，有任何的希望與信念都是徒勞──即便，只是返家的渺小期望，在你得以從戰場返家之後，你也會知道，那比死亡更可怖的東西也跟著你一起回家了。他就盤踞在你的血液裡、腦袋裡、思想裡，無法驅逐。

〈紅笑〉並不是列．安德列耶夫最「恐怖」的作品。他的許多作品被後世研究者編入「心理小說」一列，皆涉及了人類在某種情境下，細膩而難解的心理層面運作，外部的情節要不是被淡化，就是乾脆被架空。像是早期的作品〈牆〉（The Wall, Стена, 1901）一開頭就是「我和另外一個痲瘋病人小心翼翼地爬到了牆角下，我們抬起頭來往高處仰望，竟看不到牆冠。這牆直挺挺地平整地聳立著，把穹蒼劈成兩半。」（〈牆〉，靳戈譯）。牆是很鮮明的象徵，一眼就能明白，它隔絕富裕與苦難，公正與不義，痲瘋病人喊嚷著要將它推倒。假如只是寫到這裡，那就沒什麼好意外的，列．安德列耶夫會告訴你，這牆會吃人；他會告訴你，要推倒這牆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用屍體疊滿屍體，直到屍體滿過牆頭，才能看見牆的另一邊，你，願意加入我們嗎？

不管是牆、黑夜、風雪、物什，在列．安德列耶夫的作品中，都有可能成為吞噬人的活物。在人類奇異的心靈裡，所謂的現實，對他來說，不是眼睛所見的具象而已，而是透過心靈、思想折射的影像。

所謂的人類世界，所謂人類，即是相互欺瞞、滿覆瘋狂、不義、謊言與虛偽。

有些研究者認為安德列耶夫乃是循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路途前行。不過，到安德列耶夫的時代，上帝已經被尼采消滅，你沒有上帝可以呼告、救贖。1903年出版的〈瓦西里．菲維伊斯基的ㄧ生〉（The Life of Vasily Fiveisky，Жизнь Василия Фивейского），講的是一個苦命神父，在遭受生命裡無數的重大苦難時，質疑上帝、質疑信仰，復而又質疑自己的信念不堅以遭致橫禍，最後決定投入虔誠的祈禱，卻被鄉里、信徒視為著魔，避之惟恐不及。故事在一個喪禮的儀式中達到恐怖的高潮，瓦西里神父對著已然腐爛、發出惡臭，即將封棺入殮的屍體說：「我對你說，起來！」

這句話不僅是讓故事裡的人們陷入驚恐，也讓故事外的讀者感到震驚。直到現在，闔上眼睛，我的腦海裡瞬即浮現那樣清晰、可怖的瘋人場景。我要如何解讀，當自我即上帝的世代，在100年前就被作家所預示？

救贖與希望的光芒，在列．安德列耶夫的作品裡是沒有的。俄國評論家盧納察爾斯基（Anatoly Vasilyevich Lunacharsky,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一篇對安德列耶夫又貶又褒的文章裡，他提到「在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很多很多著作面前，幾乎全體俄國讀者都感到怵目驚心。當然，有時這種影響顯得飄渺虛無；有時震響的不是驚雷，而是折裂聲」（〈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劉濤譯）。現實的簾幕在心靈的癲狂下被撕裂、折斷，死亡不是結局，死亡是人的必然，在邁向死亡的路途上，無人得以安寧度日。

列．安德列耶夫，是俄國20世紀交界的小說家裡，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他常常讓我想到中國的作家余華，在他們的作品裡，總有大量的死亡。人的生命那麼微不足道，有若螻蟻，即便如此，人還是想要活的。在Andreyev中晚期的作品〈七個被絞死者的故事〉（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Рассказ о семи повышенных，1908）裡，政治犯莫霞，一個年輕嬌弱的美姑娘，跟殺人越貨的死刑犯雌茨岡諾克相偕走向絞刑架的那一幕：「地上滑，那位女性走得很當心，雙手習慣把裙子稍稍拎起點兒；那位男性則用力地挽著她的手臂，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試探著路，把她領向死亡。」

風止息了，春天的氣息清新地拂向大地，太陽升起了。

（如果你對遺忘之書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也讀過這些書、想推薦未來的遺忘之書，或是讓你想到任何事情，都可以與我聯繫：[email protected]）

★延伸閱讀：Leonid Andreyev在古騰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