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部分章節書摘，經游擊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台灣第一個「建教合作」始於1969年。建教合作是透過學校和事業單位的媒合，讓建教生上課之餘能擁有實習機會，經濟、學習弱勢的學生，由此獲得經濟支持，並習得一技之長兼取得文憑；而學校則因著與事業單位合作，得以辦理更具實用價值的教育；事業單位也獲得所需人力。然而多年實施下，制度也出現「剝削」的一面：許多建教生來到職場後，才發現勞動條件不符法規、被迫超時工作、甚至領不到最低基本薪資，建教生淪為廉價勞動力，甚至被人說成是「賤價生」。
本書由涂曉蝶2014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所改寫。涂曉蝶的表妹，便曾是一位美髮業建教生。涂曉蝶看到15歲的表妹每天過著上班超過12個小時、月休僅6天的生活，她工作的辛苦並不亞於大人，但一個月的薪水只有7,000元。2009年至2013年間，涂曉蝶獨自走訪台北、宜蘭、新竹、台中、雲林、嘉義、高雄，記錄建教生在那個年代的生命故事──由家庭問題、經濟困境、教育不平等與勞動處境所交織而成。涂曉蝶認為，唯有接近並理解建教生的生活和處境，以及他們如何殺出一條「生路」，才能為他們提供最實質的幫助，讓建教合作的制度與政策，能真正為他們量身訂作。
（以下建教生人名皆為化名）
我大部分的報導者，都不後悔成為建教生。違約的小松鼠不後悔，向政府舉報店家違法的小葉也不後悔。許多建教生都不後悔成為建教生，即便他們的處境曾經是那樣辛苦。
只是，為什麼建教生甘願投入一個可能不利於他們的教育制度？為什麼接受低薪的待遇？又為什麼願意超時工作？
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建教生並不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益，他們不曉得自己的權利遭到侵蝕，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深陷在一個不利於他們的環境之中，他們不懂《勞基法》⋯⋯。總歸而言，建教生之所以接受不合理的待遇，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
但是，他們真的一無所知嗎？
「不知道」是社會大眾認為建教生沒有跳腳的原因，但建教生告訴我的卻是，他們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們認識、看待、理解這件事的方式，與我、以及一般人不太一樣。
過去曾有家長提出請求，希望法規制度不要限制建教生加班賺錢。這個請求雖有違保護勞工的正義，卻提醒了我，建教生或他們的家庭所想要或需要的，可能與社會所想的並不一樣。原來，並不是所有人都想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過去，一些髮廊會在上午7點至9點之間就開門，於晚上8點、甚至更晚的時間才打烊。不過，自嚴格落實《勞基法》規定一天正常工時8小時後，許多髮廊紛紛縮短了營業時間。我以為，這會是一個好的改變，但美琪卻覺得，「這些規定不好。」
如果《勞基法》不能成為他們判斷工作條件合不合理的依歸，那什麼才是？答案是，他們的生命經驗。
榛果的媽媽身體不好，她與兩個弟弟一家五口，全靠爸爸一個人賺錢來養活。爸爸是推拿師，一個月的薪水從1萬元至2萬元不等。榛果成為建教生以後，店家給她的生活津貼與爸爸的收入相當，這樣的數字是高或低，榛果的對照組是爸爸，並不是《勞基法》規定的基本工資。
妮妮脫離建教合作改做全職助理時，店家給她的薪水約13,000元。一度休學轉做全職助理的彬彬，薪水以底薪6,000元加上抽成來計算，一個月也差不多是13,000元至15,000元。這樣的薪資條件，在美髮產業算是正常發揮，而建教生評估薪水合不合理時，對照的也往往是與他們一起工作或做一樣工作的人，而不是《勞基法》。
建教生的生活津貼數字到底合不合理，端賴其生活與生命經驗。他們有自己的一把尺來判斷合理或不合理，而那把尺不全是《勞基法》，更多的是來自他們經驗而來的判斷。
《勞基法》、勞動權益、勞動保障⋯⋯這些從未讓榛果以至他們的家人，或是身邊的助理及設計師的整體生活有所不同，對他們而言也就沒有太大意義。他們所身在的處境或許限制了他們生命的可能，影響了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但我更在意的是，他們如何試圖憑著自己的經驗，透過理性計算，找出一條適合他們的生存之道。
《勞基法》對於一些建教生來說，可能不曾存在於他們經驗的世界中，於是未能成為他們衡量是非對錯的一筆資源；而對於另一些知道它存在的建教生來說，由於《勞基法》未能在他們的經驗世界中發揮影響力，既不具有效性、亦不對店家產生約束力，於是它最終也不過是種毫無意義的存在罷了。
他們「看破」了《勞基法》。小松鼠說，店家表面上付給大家的生活津貼都符合基本工資，但扣除住宿費、餐費以及業績不達標的罰金，他們實領的生活津貼終究是低於基本工資。
《勞基法》這一支勞工的保護傘，沒辦法為建教生遮陽擋雨，無法阻絕不法之事的發生，而建教生也不對法令抱有什麼期待。妮妮說，談論自己應有的權益是沒用的，這些問題新聞都會報導，但店家從不會多加理會。
換言之，法令是法令，現實社會是現實社會。或許我們認為法令終將成為生活的依歸，但事實是，建教生活座落在理想的象限之外，對於建教生來說，談法律、論保障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恐怕有些不合時宜。法律是理想，與他們活在的那個真實社會，有著落差。
比起法律保障，於他們來說更接地氣的資源，或是判斷合理性的依據，其實還是生命經驗，包括家庭背景、產業條件、所處現實等等。建教生善於使用這些資源，劃界出可接受的合理範圍，對照、訂定出一套適用於他們所在世界的標準，包括薪資或是勞動條件。當他們所受的對待低於所認知的合理尺度，建教生就會起而行動。
當然，法令規範仍可能是他們丈量合理與否的一種工具，像是筱涵的學妹就曾用《勞基法》向店家討回法令所規定的基本工資；小葉也曾努力鑽研建教生該有的保障，並向政府揭穿店家施加在他身上的不當行為，而當同儕確實透過「規定」拿回了原屬於自己的一些什麼，法令才有機會成為他們認為有用的資源。
學校同學、實習夥伴所分享的實習經驗，也都是他們用以衡量是非對錯的參照。當我們試圖理解建教生為什麼不「反抗」時，我想若能自建教生的生命經驗出發，或許就能理解一二，而這樣的一份理解，也才更有意義。
建教生的生命力超乎我們所想，法令保障仍是他們可動用的資源，只是不是唯一。
倘若建教生衡量所受待遇是否合理的判準與社會不完全相同，那麼建教生在看待他們與店家間的關係時，是否也有著自己的一套理解？
許多人認為，建教生受惠於店家，若不是店家，他們就不會有實習機會。不過，妮妮卻反過來告訴我們，「你的客人沒有我，你也不行。」相對於店家施、建教生受的關係，在建教生眼裡，「交換」才是建教合作的真實關係。
妮妮聽說，她離開店家的那2個月，店家流失了很多客人。那些不再上門的客人，都是她過往固定的洗頭客，在她離開以後，因為洗得不習慣、不喜歡，也就減少來店的次數，有的甚至再也不來了。
妮妮發現，即便只是洗頭，她存在的價值也不容小覷。小葉則是在實習過程中漸漸察覺，自己所負責的工作，事實上與正職助理並無不同。
凡在店家工作一段時日後，建教生大多能發覺自己的價值。他們知道自己不只是學生，還具備勞工的產值。
珊珊就認為，雖然店家將技術傳承給建教生，但建教生也幫著店家服務客人、經營店家，讓店家有錢賺，「講難聽一點，我們就是他賺錢的工具⋯⋯就算他不接客人，不幫客人服務，他坐在那邊也是有錢拿啊！」
過去，建教生被認為是來學習的，哪能遑論什麼產值。然而，建教生在實習過程中，卻經驗到了自己的勞動價值。於是一手交出勞動力、一手拿回技術，建教生與店家之間，並不是誰施予、誰受予。這是一種交換，大家平起平坐，沒有誰大誰小。技術，不再是企業的恩惠，而是建教生用自己的雙手，透過為店家工作所交換而來的銀貨兩訖之物。
小葉為了換取學習機會而願意為店家工作，而妮妮也接受了用勞力換學習的想法，「跟人家學技術，你就只能這樣。」至於小松鼠，她雖看破店家的諸多手腳，但卻仍不後悔去念建教合作，「雖然薪水很少，可是我也學到技術啦！我出去也可以當設計師啊！」
在這一個學生與店家的交換關係中，建教生不是「弱視」，事實上，他們大有能力衡量得失，判斷合理與否，並決定要不要接受這一切。
建教生的「選擇」，當然受制於結構，但我們不能否認這也是他們以有限資源，透過理性思考所得來的決策結果。他們並不是被動的接受，更多是主動的決定。建教生以他們手上所握有的資源，去丈量出可接受範圍的邊界，同時放棄對於他們生活無所幫助的工具。他們的遭遇不全然為迫不得已，也不全然是無可選擇。這是他們運用了他們的有限可能，所殺出的一條血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身限制，建教生有，我們也有。大家的可用資源不盡相同，於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對於社會而言的不合理或剝削，並無法帶領我們理解建教生為什麼仍然願意當個建教生，這不盡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剝削、被宰割，而是他們的經驗與社會所認知的並不全然相同。換言之「不合理為什麼還投入」的困惑，可能源自於人們與建教生所看到的建教合作，並不一樣。
法令，本是判斷是非對錯的基本原則，然而現實生活中，這卻不是人們決定離開或留下的唯一判準。為什麼建教合作的實習過程經常被爆違法，卻還能繼續運作？答案顯而易見，因為除了合法，對於建教生來說，還有更重要的事──生存。
如果他們沒有改弦更張，我們可以推測是因為其他方面的考慮，在行動者的心目中占據了更重要的位置：行動者可能沒有理解信念的錯誤意味著什麼，或者行動者實際上並不認為，有充分的理由證明他們所持的信念是錯的。
「大人們」經常認為建教生不了解制度、保障、權利、法規⋯⋯他們之所以接受不當的對待，一切都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但我想，他們之所以接受，並不是出於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們自有一套方法理解所處社會的道理與邏輯。那個道理與邏輯來自於他們的生活經驗，成為他們理解世界的資源，並幫助他們構築出一把別於時下社會，只屬於、也適合他們的量尺。
《失去青春的孩子》是一本關於台灣建教合作的書，講述的是一群孩子如何成為建教生，以及他們成為建教生以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2009年至2013年間擔任建教生，時值15到18歲的17個孩子。至於故事的內容，包括他們過往的成長歷程、選擇建教合作的契機與原因、投入建教合作後的校園生活及實習日子。聆聽這17名建教生的故事外，本書也試圖爬梳1953年至2013年間的政府歷史檔案，試圖拼湊出建教合作創立之初的模樣，以了解制度的運作方式。而本書的最後，則選擇再一次與建教生對話，透過探問為什麼即便其建教經驗令他們受傷，他們卻仍不後悔、甚至推薦與他們處境一樣的青少年投入建教合作。這一個議題涉及教育面向，涉及勞動面向，也涉及階級困境。建教生的生命經驗則將這些抽象層次的問題化為具象，幫助我們對於階級有更多認識，而這也成為本人書寫本書的主要目的。 本書的田野始於2009年，收集至2013年止，在期間以及於2013年後，建教合作經歷了幾次重要的轉折，包括自98學年度起建教合作班學生全面實施「三年免學費」；2013年實施《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自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再實施「免雜費」政策；2021年《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修正十三項條文三讀通過。這些變革都在在改善了建教生的困境與處境，建教合作也持續戮力朝「更好」發展。 本書出版後，筆者也收到產業回饋今日美髮建教生的勞動現況，其薪資待遇已比照《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新台幣24,000元，並設有額外獎金制度，其次有關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勞動條件皆比照《勞基法》規定，相較於書中寫作於2013年所報導之情況已有所不同。筆者認為，這樣的改變實屬不易，是眾多產業先進前輩為美髮建教生權益戮力奔走的成果。這本書的出版，也是希望能夠藉由揭露美髮建教生的真實景況，讓更多關心美髮建教生相關權益的讀者們、政策制定者等，可以能夠給予更直接的支持與回應。 最後，本人也希望藉由本書協助建教生及其家長了解，若建教生於實習現場遭遇困境，可尋求教育部、勞動部及相關民間團體之協助。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