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對公屋的想像，有喜有悲。社會的整體想像，也一樣。

公屋出身的候選人有時會強調自己來自公屋，不是公屋出身的又怎麼辦？只要對準時機，有時也可以勉強蹭一下。在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當中，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張選舉宣傳照片，是曾俊華在一條行人天橋上和幾位街坊閒聊。這張照片之所以深入民心，在於其構圖：在行人天橋的後面，是一座在公共屋邨中常見的Y型大廈；而在Y型大廈後面，是獅子山。

公屋和獅子山，都是香港庶民想像的代表。我曾經參與過一項大學研究，請受訪者在數張照片當中找一張代表香港，當中包括維多利亞港夜景，公屋，和紀念「九七回歸」的金紫荊廣場。我們在實驗前預計金紫荊廣場是不會有人選的，結果也是。常說維港夜景是香港的城市名片，也真的很多受訪者選擇。但我們不時會遇到受訪者挑公屋的照片來代表香港，他們的解釋是維港夜景是香港繁華的那一面，公屋才代表香港「一般人生活」的那一面。

至於獅子山，其視覺衝擊則更為明顯了。維港兩岸有兩座重要的山，香港島這邊是太平山，也就是遊客乘山頂纜車上去看風景的那座山。太平山又名扯旗山，據說是英國占領香港時升旗的地方。後來英國也曾禁止華人在山頂居住，到今天能住在山頂甚至中半山的都是富人。相對來說，九龍這邊的獅子山則代表平民。九龍半島相對於香港島來說，居民和生活環境原來就比較草根。從九龍東望過去獅子山，遍地都是公屋。〈獅子山下〉一曲，更長期被認為是香港非官方代表歌曲。後來在2014年占領運動和2019年抗爭浪潮期間，抗爭者在獅子山頂掛上抗爭標語的直幡，更再次突顯了獅子山代表香港的象徵意義。

曾俊華的競選團隊拍攝這張照片，當然是經過慎密計算的。我在走訪獅子山下各條屋邨的時候，也特別尋找這條行人天橋的位置。拍攝地點位於竹園道，竹園北邨和竹園南邨之間；後面那座大廈是鵬程苑，其實是居屋來的，不是公屋。不過Y型大廈更常見於公屋，而且居屋也算是資助房屋，作為構圖意景亦不用過於深究。拍攝的準確地點對我來說不難推斷，畢竟雖然獅子山下的公屋很多，能對準角度同時讓主角、公屋和獅子山出現的場景並不常見，競選團隊應該下了不少苦工才找到這個完美位置。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為什麼當時的香港人會接受這張照片。

好的，曾俊華雖然出身不在公屋，但也是在九龍西洋菜街長大，好像很庶民。但後來當選的林鄭月娥小時候也是住灣仔的板間房，絕對是基層出身。還有另一候選人胡國興，九龍上海街長大，住處樓下就是舞廳，小時候目睹黑幫收保護費，後來成為法官。要說「香港故事」，曾俊華不見得有優勢。

說政績，曾俊華以前是財政司司長，負責制訂預算，過去一直被批評為守財奴，不肯投資社會保障。曾有一年的政府預算，曾俊華提議向全港工薪者注資6,000港元到各人的退休投資帳戶，就被各界狠批為脫離現實。低下階層朝不保夕，你給錢他們卻要65歲之後才能用，開玩笑嗎？終於在連親北京政黨都反對之下，計畫被迫改為向全港永久居民派發6,000港元的現金。經此一役，曾俊華還要走進公屋區扮演分享庶民情懷，也認真夠膽。

明明不合乎本來的人物設定，但他卻成功了，理由很簡單：事情總是相對的。他的對手林鄭月娥一直說不想參選，後來明顯是在中國政府要求下才出來參選；曾俊華自己則是在中國政府重重勸退之下，仍然堅持參選。就這樣，曾俊華便自動獲得了「代表普羅市民」的地位，畢竟對手比自己更離地。加上林鄭月娥在參選前已在政壇流傳人緣不好，曾俊華便在競選過程中不斷找機會凸顯自己心胸開闊，能夠接受批評。在一系列的形象工程之下，這張「曾俊華獅子山下公屋照」，才變得順理成章。公屋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剛剛好被挪用了。

曾俊華不是第一位借用公屋作布景板的政治人物，還有另一位比他有分量得多：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英女王曾兩度訪問香港，兩次都有探訪公屋，1975年那一次去了九龍的愛民邨，1986年那一次去了沙田的隆亨邨。

政治人物來香港，行程中安排去公共屋邨探訪一個「香港基層家庭」，差不多是指定動作，以顯示其親民作風。英女王會這樣做，其他國家元首也會這樣做。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遜（台譯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於1964年到訪香港時說去了彩虹邨，還留下在邨中打羽毛球的照片，旁邊還有無數圍觀群眾毫沒半點區隔。特區成立以後，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來香港時當然也要去一趟公屋，例如2012年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到香港出席慶祝特區成立15週年的活動，就順道去了一趟馬鞍山的頌安邨。

但在眾多「政治擺拍」當中，除了上面提到曾俊華的競選廣告外，還是以英女王首次訪港時，步出愛民邨公屋單位的新聞照片最受稱頌。早前英女王於96歲高齡辭世，在香港牽起了一波懷念英國統治的風潮，這張照片在社交網絡又被瘋傳，還有政治漫畫家二次創作以表達懷念。這波風潮和曾俊華的競選一樣，要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當中才能明白。

在英國，要求取消王室、實行共和的聲音一直存在；在其他英聯邦國家或前殖民地，英國王室代表的是歷史上英國管治曾帶來的種種傷痛。然而來到香港，英女王逝世卻帶來鋪天蓋地的民間紀念，還引來一些親北京輿論批評港人「戀殖」心理作崇。後面的道理，也和曾俊華的情況有點像：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香港人腦海中的，是過去數年香港和中國的政治衝突，連帶對中國管治的種種不滿；相對來說，從1970年代到1997的那段日子，則是香港的黃金歲月，不單只經濟騰飛，而且人民生活自由。如是者，香港人很容易就會把對現狀的不滿對照到一個無限美好的想像回憶當中。

最近讀到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任時的日記，原來他曾責備房屋委員會為了迎接九七前來訪的威爾斯親王（現英王查爾斯三世）而把安排視察的屋邨重新粉刷一遍。他說這是「畫蛇添足」，向官員吩咐「絕對不能再發生」。彭定康還在日記中表達對親王的相反意見：親王參觀屋邨之後，顯得不喜歡高的建築，但香港的房子不蓋得高又怎能容得下龐大人口呢。至於現在中國領導人要來香港看公屋，然後對設計指手畫腳的話，香港特首會以怎樣的態度回應，大家可自行想像。

香港人對港英時期的回憶是否有過度浪漫化之嫌？談公眾印象，有時願景比狀態重要。你說兩次英女王訪港的時候，都沒有一名立法機關的議員是直選產生的？對，的確是這樣，但政治上當時香港正逐步走向開明，容許對未來樂觀。反過來，現在的立法會雖然有直選了，但過去數年的改變是：直選比例大幅降低，參選門檻大幅提高，未來普選遙遙無期。

更重要的，是在高壓政治之下，情緒不易找到出口。同樣是獻花，紀念2019年抗爭的衝突現場是不容許的，紀念英女王起碼出於外交禮儀之下無法阻止，也就成為投射對象了。

說回女王的照片，當然構圖本身也發揮了很大作用。英女王在愛民邨訪問的家庭住在康民樓，屬長條形設計，其中一邊是露天長廊，所以她步出公屋單位的那一刻才能被在大樓外面的記者拍攝到。當時的政府官員又沒有把其他樓層的露天長廊封鎖，於是在英女王的下面剛好有圍觀市民往上看，形成一幅「民眾擁戴」的圖像。現在中國政府的國家領導人到訪香港，警察總會設下多重路障把民眾隔得老遠；這張1975年的新聞圖片來到今天，就被賦予了新的政治含義。

以公屋為背景的「親民秀」雖然每一次都是計算出來的，但要受眾接受，總得對得上處境。

對個人來說，可以以出身公屋自豪，但條件是現時並不住在公屋。對社會來說，同樣可以歌頌公屋的庶民情懷，同時卻不想讓公屋蓋在自家門前。

要說公眾印象，首先要解釋「邨」這個字。邨和村同音，也解作居住聚落。但「邨」在香港較常見，一般用在公共屋邨。絕大部分的公屋都叫「邨」，然後當中的大廈都叫「樓」，例如利東邨東安樓（但過去只有數字編號的大廈則叫「座」，如「慈雲山邨第十八座」）。至於居屋，則一般叫「苑」，當中的大廈都叫「閣」，例如東駿苑金駿閣。不是所有的資助出租房屋都叫「邨」，大坑西村和健康村都叫「村」而不是「邨」；也有一些私人發展叫「邨」的，如美孚新邨和大同新邨。但這些都是比較舊的例子。印象中從1980年代開始，不再有私人發展叫「邨」了。「邨」好像就是低人一等似的，建商不想被混淆。

雖然香港有一半人口住在資助房屋，但公屋仍然會被視為負面設施，需要避鄰。而香港最常被貼負面標籤的公屋社區，是天水圍。特別是在九七後的一段時間，天水圍有「悲情城市」之稱，傳媒常以「天水圍城」來形容。甚至有民意代表曾建議天水圍應該改名（常見的提議是「添瑞圍」），以掃除民間的負面形象。

「悲情城市」的說法，來自2000年代發生一系列的慘劇。2004年，天恒邨一名無業漢斬死妻子和兩名幼女後，再用刀自殺身亡。滅門慘案震驚全港，事件後來拍攝為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由著名導演許鞍華執導。在我走訪天水圍的屋邨時，出發前的資料蒐集往往都會翻到某宗家庭悲劇的故事。1999年，天瑞邨發生五口燒炭命案，男戶主因欠債自殺，同時帶走妻子和三名兒子的生命。2007年，天耀邨一名有精神病紀錄的女子疑因丈夫患癌感到壓力，把子女擲下樓後再跳樓自殺，三人當場死亡。接連的慘劇，促成了公眾對天水圍社會問題的廣泛關注。

有意見認為天水圍的社會問題和城市規畫相關。天水圍作為一個完全由政府規劃出來，從一片漁塘中拔地而起的新市鎮，本身就欠缺原生的舊社區提供有機連結。當規畫或政策出錯，無論是社區服務、康樂，以及購物設施出現供求失衡，居民就沒有其他機會滿足生活所需。加上天水圍距離市區較遠，當本區找不到工作或服務時，要到外區也不容易。

剛好天水圍多數屋邨落成的時間，正是九七後金融風暴的時期，香港整體出現經濟衰退，處於社會下層的公屋居民所受的影響尤甚，這種狀況本來就很易引發危機。原本天水圍的規畫沒有那麼多的公屋，然而因為經濟衰退下房地產市場崩盤，建商要求政府暫停出售居屋來護市。大批在天水圍已經蓋好本來要出售的居屋，一下子被改為出租用的公屋。社區中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一下子被拉低了，但是各種配套設施如青少年中心和社工編配卻沒有跟上去，慘劇發生只是時間問題。

事隔多年，天水圍已走出「悲情城市」的陰影，雖然規畫上帶來的各種問題仍然存在，這點後面會再提到。不過，公屋作為社會問題溫床的刻板印象，則在天水圍之前已經存在，之後亦仍然繼續。當然，這點也不限於香港，其他社會也時有發生，特別是公屋在許多地方更不普遍，更容易成為歧視對象。例如芝加哥的Robert Taylor Homes和Cabrini-Green Homes，就是失敗公屋計畫的代名詞，也是學術上經常論及的案例：貧窮問題最嚴重的時候，Robert Taylor Homes有9成半居民失業，4成為單親婦女；黑幫橫行下治安問題讓居民提心吊膽，當地政府推算每日有數萬美元的毒品交易發生。由於公眾形象太差，這些發展最後被政府全數拆除。把低下階層以高密度的方式集中在一起，從來不是易事。你說有錢人的社區就不會有人犯罪，不會有人吸毒，不會有精神病患嗎？當然不是，但他們有錢，可以自己找幫助，也可以把個別的問題藏起來。

大家都知道香港需要公屋，只是不要在自己身邊就好。要買房，附近是公屋區可以是殺價的理由。政府蓋公屋進度落後，給出的理由是民意代表反對在他們的社區增建公屋。當政府規劃新的公共屋邨，常見有人質疑留給公屋的地段會不會太好。如果預留的地段就在海邊，則爭議更大。在香港的房產市場，海景無價。把海邊的地段預留作公屋發展，會被認為是「浪費土地資源」。如果拿這幅地來拍賣，可以為政府庫房帶來巨額收益，有輿論聲言這才是對公眾負責任的做法。

如此爭議，後面當然涉及價值觀。為什麼只有富人才有資格享受海景？如果我們接受公屋區不配有海景，是否反過來認同了公屋低人一等的社會想像？這種想像帶來的影響，能否用金錢衡量？我的想法比較簡單：就算香港政府有錢，也不見得會花在香港市民身上。海景地皮應該拍賣而不該建公屋？我未能被說服。

也得承認，「海景公屋」在香港並不常見，甚至有愈來愈少的趨勢。就我成長的禾輋邨，雖然沒有海景，但好歹也是沿城門河興建，景觀十分開揚。同區的沙角邨和乙明邨也一樣。但是沙田區屬於政府精心規劃的首批新市鎮，空間利用上明顯比後來的發展要來得奢侈。現在再按禾輋邨的標準建屋，大概亦會被批為「浪費土地資源」。

還有幾條坐擁真正海景的屋邨：青衣的長發邨，屯門的三聖邨，還有鴨脷洲的鴨脷洲邨，都是落成於1980年代，而且不處市中心。再早一點的，有港島的北角邨，落成於1957年，既位於市中心，又對正維多利亞港海景。但是北角邨已在2000年拆了，本來還說要建居屋的，後來因為九七後地產市場崩盤而擱置，最後變成豪宅地皮。現在在這兒買房的實用面積呎價最少也要4萬港元（換算新台幣540萬一坪）。

重建後還保留作資助房屋，而且還有海景的，油塘的油塘邨和油麗邨應該算吧。但這個海景恐怕是有賞味期限的。它們前面的油塘灣發展區一直掉空，到要蓋樓的時候可能就會把後面擋住了。至於近十年落成的海景公屋嘛⋯⋯也不是沒有。觀塘安達臣新建的公屋都有海景，不過這是因為安達臣發展區在高山之上，前面沒有阻擋，海景換來的則是交通不便。有正市區、正海景的新建公屋嗎？我想到深水埗海盈邨。不過這兒鄰近另一個避鄰設施（嫌惡設施）：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而且海盈邨的海景一樣有賞味期限，前面已有十多座私人住宅在興建當中，會完全把海景擋住。未來的還有觀塘的茶果嶺，政府打算拿這片正對維港岸邊土地發展公屋，後面私人屋苑的業主便向城市規畫委員會投訴，說會阻擋他們的景觀，說白了就是不想失去海景讓房價被拉低。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想看海景還是該乖乖賺錢還房貸，一輩子為建商打工吧。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梁啟智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