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戰得最厲害，我大概22歲，記得很清楚。」身懷第二胎的劉鳳鈴背著老大，手牽么弟，在槍林彈雨中奔跑，流彈打入左臂，在內側留下一道橢圓形的小疤，除此之外她還少一截指節，那是年輕時在越南工廠做工不慎被機器碾斷的。

「還好沒有穿進身體，不然就一屍兩命，那時候沒有麻醉，醫師割了6刀拿出來，給我看子彈。」么弟沒有這麼幸運，中彈身亡，「弟弟到現在都找不到，一卡車全是屍體，丟到哪裡都不知道。我經過兩次大難（國共內戰、越戰）不死，有福回到台灣。」

距今整整50年的「新春攻勢」，鮮明的畫面歷歷如昨，如同其他的戰爭記憶，橫貫在這間14坪的屋子裡：隨父母離開國共內戰中被燒毀的家園，從雲南南下到越南，途經寮國叢林汲取大象足跡裡的泥巴水止渴；南北越統一後，大規模處決「反動份子」，家產全數充公，按月配給米糧布料的克難生活，省吃省用過年才能買一小片豬肉拿來祭拜。

現在劉鳳鈴偶爾仍會自己手磨胡椒加鹽拌飯吃，那是在越南大半生貧窮歲月習慣的味道。

除了記憶，貧窮還是現在式。

「我們每兩年會做一次『低收總清查』，社工遍訪回來才發現，安康社區有六分之一家庭是越南華僑，過去沒有注意到有這麼高比例的居民組成族群，」台北市社會局安康平宅辦公室社工督導陳怡君說，「大部分僅小學學歷，就業條件限制較多，男性主要從事臨時工，女性則是餐飲服務等勞動工作，收入來源不穩定，難以脫貧。但由於多是親戚一個拉一個過來，他們的凝聚力強，重視家庭生活，與因婚嫁關係來台、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的新住民很不一樣。」

小小空間從內到外收拾得乾淨整潔，客廳供奉10年前跟著劉鳳鈴從越南飄洋過海而來的觀音、財神爺和土地公，兩個房間最多曾經住了5人，「一個死了，一個跑了，」她淡然地笑著說。先生幾年前病逝，在電子工廠工作的媳婦外遇離家，剩她及兒孫，剛申請上東華大學的孫子是她現在最大的安慰，「這麼多社工、愛心團體照顧我們低收，你看這房子雖然很小，但是很溫暖啊！我都叫孫子努力讀書，有一天回報社會。」

因為歷史的偶然，戰後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規模的接收難民，與空前絕後的貧民住宅計畫，在台北市文山區的地理空間產生交會。

這個劉鳳鈴台北的家，是她有生以來最安穩的避風港；長久以來，卻是當地另一些人眼中充滿社會問題的淵藪。

「以前真的覺得這裡好亂，家暴、性侵、賭博、吸毒、酗酒、精神疾病，許多複合性問題交織在一起，」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社工吳侑熹說，由於平宅辦公室編制內社工只有7人，平日處理上百戶居民的生活瑣事已應接不暇，因此社會局將最棘手的高風險家庭關懷工作委託愛鄰協會，他們去（2017）年才結束委託，仍在社區旁的教會有據點，曾是陪伴居民最久的民間團體。

「10年前剛來時，旁邊的木柵公園入夜一片漆黑，很多性侵、性交易、吸毒都在公園死角，被警告一個人千萬不能進去，時常會有通緝犯、遊民或青少年潛入社區的空屋。近年公部門單位投入很多改善，從司法安置、環境硬體到公園改建，整體氛圍有滿大改變，甚至使木柵公園變成台北市最熱門的賞螢景點，」吳侑熹提到10年間安康社區的改變。

公園改建之後，小潔（化名）就很少回來了，儘管3年前才和「下社」朋友聚集木柵公園，與「上社」火拼──這是兩個安康社區青少年的主要幫派，以興隆路為界，剛好劃分出各自的勢力範圍。在熟悉的制高點上，她看到下面三叉路被全面包圍，六張犁的人也被叫來助陣，有人連開三槍，一顆流彈打破旁邊住戶窗戶。

以前玩在一起的朋友多搬離社區，從小長大的家也被清空，連同一整排巷子裡的老舊平宅，都即將在今年拆除，成為興隆公共住宅第二期的基地。那些在籃球場打球、烤肉、騎腳踏車，過年拿鞭炮亂炸住戶，隨時相約後面公園、空屋、樓梯間拉K或吸安⋯⋯那佔據她18歲人生大半的時光，都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隨時想要就有，走在路上或在家就可以聞得到。以前沒很貴，政府執行『青春專案』以前，K半克才500，現在一克2,000，比安還貴。一起玩的哥哥有時候剛好有，就發一大包給你，」小潔談起毒品在安康社區普遍的程度，幾乎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警察基本上都認識，會有人看，收拾掉就沒事，不要警察到的時候還在用。」她最高紀錄曾經整整一個星期靠著安非他命，不睡覺、也不吃飯，只執著一件事：玩手機遊戲Candy Crush。

小潔的用藥史，幾乎是安康社區眾多青少年的縮影：一種成長儀式，隨手可得的慰藉。玩藥，是生活中少數開心沒煩惱的片刻，忘記所有嚴酷現實。

從阿嬤開始，三代住平宅，年紀最小的她時常成為大人心情不好時的出氣筒，「舅舅會直接把我脖子吊起來狂揍，要你死的那種；我媽就是椅子拿起來砸，我不會說我有爸爸，因為我們每次見面就是打架，有一次過年他酒後失控，把我壓在地上抓著脖子幾乎沒有辦法呼吸。」

除了被從家裡打出來，被鄰居朋友看見，小潔在外從不顯露自己的另一面，甚至在小學裡就建立起令人聞風喪膽的名號，因為從有記憶開始，她就知道要保護因精神問題時常被欺負的哥哥，「那時剛好學跆拳道，有幾個小朋友被我打，『你這樣玩我哥，我就這樣玩你』，漸漸被說是『大姐頭』，我不覺得是，我只是想保護一個人。」

以前接觸的社工，大多開門見山直接問家裡的狀況，她對這種「介入」方式非常反感，向來拒於門外。直到3年多前，偶然陪朋友走進鄰近由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成立的活動小站，吸毒吸到「鏘」的她坐在一旁抖腳，「怎麼了，餓了嗎？要吃飯嗎？」簡單幾句話，卻是從來沒有聽過的關心。在不帶說教的陪伴以及「過來人」的經驗分享中，小潔與輔導人員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關係，漸漸把毒癮戒了。

「我們曾邀請文山區住戶，想打破一般人對安康社區的概念，但其他家長會覺得這裡都是中輟或藥癮的不乖小孩，擔心受影響，比較難吸引其他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社工督導王櫻芳說，該單位長期幫助藥癮更生人，他們發現在監所接觸的「同學」很多都來自這裡，因此決定於2014年將總辦公室設立在安康社區旁。

利伯他茲近年結束青少年的活動小站，轉型為社會企業，提供更生人重返職場的中介，然而，所聘僱員工除了短暫做半年的小潔，無人來自安康社區，就是為了盡量淡化與社區的連結。

「一般市民對安康平宅的風評很差，想到這個地方就想到毒品，連居民對社區內部都有偏見，家長不希望孩子跟社區其他青少年互動，寧可送到外面的安親班、補習班或留在家裡，也不要來參加活動，」陳怡君坦言。

由於社區內約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口，社福單位陸續引進各式資源，從愛鄰協會到利伯他茲都為兒童與青少年族群著力甚深，希望在家庭功能不佳及環境不良影響下，及早為他們樹立良好的典範；但不管是課程還是活動，居民參與度極低，此一現象更具體的反應在當地學區的明道國小，長年以來報到率不到5成。

儘管從外在眼光到內部認同皆帶著汙名印記，低收入戶一旦進到這裡，大半都一直住下，甚至整個家族的低收身分代代相傳。

「最多的一個家族有4、5戶都住在安康社區，」陳怡君表示，「貧窮或經濟狀態不好，一般人可能會想辦法增加收入、工作賺錢，但低收入戶住在同一個社區很容易形成一種氛圍或生態，大家在乎的是怎麼樣維持這個身分，脫貧的動力比較低。包括居住資格、政府補助、民間物資⋯⋯只要沒有這個身分就什麼都沒有，對生活層面的影響很大。」

平宅辦公室需要管理社區生活秩序，審查有無違規以及續住資格，同時又要替家戶連結社福資源，關懷弱勢及高風險個案，同時是扮黑臉的管理者，又要是扮白臉的服務者；在這種角色衝突之下，彼此難以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甚而形成緊繃的張力。

負責平宅水電維修的技工吳文煌，之前在整理搬遷後的空屋時，撞見正要拆卸建材變賣的住戶，「我說這些是公物，這樣算是違法，他還很理直氣壯說又不是你的不要管，不服氣之下，有一天竟然衝到辦公室對我暴力相向，後來送到法院，對方有身障手冊，最後也不了了之。」事後辦公室外特別加裝了一道需磁卡感應才能開啟的玻璃門。

吳文煌1983年就在這裡任職，當時最年輕的他，現在已成為平宅辦公室最年長的員工，談及長年在安康社區的工作經驗，滿是無奈：「前輩講平宅集中式就是方便好管理，但缺點真的很多，壞的東西互相影響，做事還會被鄰居笑『做啥啦，免啦，有政府的補助就好了！』我在公部門體系最低階，最基層的待遇都能夠生活，他們反而瞧不起我賺那些錢，我憑我自己勞力協助他們，變成說好像我們是欠他、應該的。」

住在安康社區20年的單親媽媽劉純邑，是少數反例。她多年來努力脫貧不遺餘力，積極參與各種政府辦理的培訓課程，從縫紉、拼布、串珠、摺汽球到電腦班，但在短暫1、2個月課程結束後，並無法累積具體成效，更不用提真正成為一技之長。現在她擔任環保局的臨時清潔工，每天早上5點半上街掃馬路，勉力維生的背後，有一段不願提起的過去。

2010年與2014年，她「史無前例」地兩度參選社區所在明義里的里長，「很多孩子在學校怕被排擠，不敢說自己是低收，回到家罵爸媽，為什麼申請低收？害我在學校給人瞧不起。因為標籤化、汙名化，我們不敢在外面說我們住安康社區，當之前的里長說要把公車站名改成木柵公園時，他們拍手叫好，可是我不以為然，我走到哪裡，參與任何社會政策，都大聲說我是住安康社區！」

曾經她夢想凝聚弱勢住戶的主體經驗，參與、討論公共事務，連結起相互支持的網絡，從居民的需求出發開啟社區營造契機，並想藉由選上里長一舉改變貧窮的命運，但仍不敵居民彼此之間的不信任，以及身為躁鬱症患者的身分，在「精神病患」、「頭殼壞去」的流言中，她分別以20%與12%的得票率落選。

「這是任何一個弱勢的通病：『有人領了這個資源，我就沒有，所以不要告訴別人，我拿到就好』，居民常因領物資而爭先恐後吵成一團；也常看到老人口袋滿是鈔票，他們知道存太多被查到，低收被砍掉，被趕出去就沒有辦法生存，存了錢不被你查到，我的子子孫孫永遠在低收入戶，就永遠不用搬出去。我看到社區太多有工作能力的，都不工作。誰是笨蛋？」劉純邑提及社區裡普遍瀰漫的猜忌與依賴心態，甚為灰心。

事實上，政府在近30年前就開始檢討平宅的諸多問題，並規劃改建事宜。1991年，台北市社會局委託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教授夏鑄九進行先期規劃，可說是首次全面針對平宅政策形成過程與現實狀況的完整報告。

報告出版後20年過去，這片猶如都市「飛地」的區域，才終於打破長久以來的沉寂，由市政府委託專業團隊啟動一連串的規劃案，包括2012年「安康公營住宅國際工作坊」、2013年「公營住宅社區社會參與式設計規劃案」等，最後確立了共分3期、全面改建成公共住宅的計畫。

相較於其他社會住宅預定地，常面臨鄰里的質疑與抗議聲浪，安康社區周邊的居民大多希望這裡「打掉重練」，在一片樂觀的期待下，老舊的四層樓住宅一步步被拆除，改頭換面成十幾層的「興隆公共住宅」，第一期第一區於2016年1月正式迎接第一批居民入住；第一期第二區今年剛完工，則在2018年7月底開始申請抽籤，預計同年底開放入住。等剩餘的平宅陸續拆除，第二、三期公宅興建完成，最終這裡所有的低收入戶將全數遷進新公宅，與一般市民混合居住。

在嶄新公宅的巨大身影下，這一片由1970年代國家意志重構的都市貧窮階層地理空間，正逐漸被埋進歷史的瓦礫堆。安康最後的貧民，能否在當代居住正義的許諾中，找到生存的可能？

5月22日晚上，一反入夜後一片死寂的常態，安康平宅唯一的公共場域，位在圖書館樓上的學藝中心擠滿了上百人，台北市政府都發局、社會局官員親自來到這裡，舉行第一次的興隆公宅一期二區說明會。

隨著制式簡報結束，開放民眾提問，一股騷動不安的氣氛蔓延，「現在兩百塊大家都住得起，搬到那邊還要搬家費，租金把補助全部討回去，把我們的錢全部剝削，都沒有錢吃飯，不如搬到市政府前面住好了！」一位住戶對於公布的租金計算方式充滿憤怒情緒，引起台下拍手叫好，甚至有人高呼要成立自救會。

「有點弔詭，我們的幫助長期下來變成一種依賴，反而害了他們沒有辦法轉換，但新的公宅不可能免費借住，這樣對更多在外租屋的低收入戶不公平，」對於居民面對改變的困難，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科長蕭舒云深有所感，「平宅住戶低收等級最低的零、一類，完全不用繳錢，二、三、四類也只要繳幾百塊『維護費』而已，生活支配所得裡頭沒有一個選項叫做『房子』，所以要掐一筆房租開銷，對住在這裡越久的人越困難。」

目前政府以分級制的租金補貼，以及輔導儲蓄方案，雙管齊下協助居民以可負擔租金入住公宅，並在輪流拆除的平宅中，保留一排舊有房舍，整建並加裝電梯，作為轉換期的中繼使用。

看似周全的配套，卻並非人人皆有機會受益。

劉純邑每天焦慮地等待都發局網站的消息，一旦興隆公宅一期二區開放申請，就要馬上與其他市民競爭僧多粥少的名額。

因為孩子長大，她家已沒有低收身分（16歲以上未就學或無身心障礙，即會被列入有工作能力而設算其基本薪資列入家戶所得），依法必須遷出平宅，目前只因社會局通融而暫時借住，自然也不在未來30%的弱勢戶保障名額裡，只能依照一般戶申請流程，若沒抽中，尚未考上正職清潔隊員的她，要負擔市場的租屋行情非常吃力，脫貧之路一片茫然。

儘管劉鳳鈴有優先入住公宅資格，她根本不覺得有能力負擔租金，只希望在平宅熬一天算一天。

孫子滿18歲之後，低收補助驟減，只剩4,100元，兒子則因戰火波及，神經有些受損，來台不久又遇工傷，缺了一掌，人生地不熟沒有申請任何賠償，現在只能打零工，應付平日生活以及小孩讀書的費用，十分拮据。

兩年多前搬到興隆公宅一期一區的老鄰居蘇先生，偶爾會推著輪椅回來找劉鳳鈴聊天，「他住一人套房，即使已補貼很多，每個月還要付2,400元，都快付不出來，3年簽一次合約又會漲價一次，且最多住12年，時間到了還要煩惱搬去哪。我說那邊有電梯方便啊，他說不要講了，很後悔。」

小潔從小就知道，凡事只能靠自己。

大人們因孩子成年而喪失低收資格，且沒抽中公宅，「各自解散」，投靠外頭親友。高職休學的她在超商打工，是全家唯一有工作的人，租屋獨立生活，22K的薪水除了要付每月7,000元房租，還要匯5,000～6,000元生活費給家人。

「不管老人還同齡的，有些人還沉溺在這個環境，認為在這邊這麼久住得好好的，憑什麼要拆掉蓋新大樓，為什麼要搬，還覺得政府幫忙是應該的。有事嗎？媽的，幾歲了，想法能不能成熟一點！重點是，住在這邊能多久？他們可能想說，我就是沒錢，就是不想搬，也不想成長。可是我想逃脫這裡。」

她希望以後可以買房子，只要一個房間，回到家倒頭就睡，要待多久就多久，一個真正只屬於自己的家。

在這個從平宅到公宅的轉捩點，劉純邑、劉鳳鈴、小潔，在安康社區走過人生歲月的老、中、青三代，帶著不同的機運與選擇，迎向未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