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陳大發第一次站在香港法庭上。他今年45歲，一頭白髮就是第一次吃官司後長出來的，當時他十幾歲，被控刑事罪名。「以前自己做錯事，不敢大聲和法官說話，這次不同，我們沒有做錯事啊。」大發說，今天他是一名原告，控訴的是香港政府。

「限你3分鐘內將你的床消失！」大發記得警察喊道，他們所指的床，是街友鋪在地上的床墊。大發患有腿疾，靠輪椅出行，他問警察，「消失是不是指離開公園範圍？」警察回「是。」他連忙一手滑動輪椅，一手拉著床墊離開，才走一半，下意識回頭卻發現留在原地的紅白藍袋被扔進了手推垃圾車。紅白藍袋裡裝的是大發所有家當，他高喊不要扔，但警察已劃定警戒線，喝令不准任何人進入。

法庭上，大發與街友們的供詞被逐一質問。大發指出，自己被扔掉的除了衣物、鞋、枕頭、床墊、書包和拐杖之外，還有一個腰包，其中裝有6,000港幣（約新台幣23,030元）現金。

他只是不由自主地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現金給法官看，「你看，我現在身上也有5,000元現金啊！」

在香港，露宿街頭本身不觸犯任何法律，但港府近年以清潔和打擊犯罪為名，不斷封鎖無家者的聚居點，在高架橋底鋪上高低不平的鵝卵石，或索性全面圍封，無家者們便隨著執法部門的驅趕而漂流。

位於香港草根社區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園，近年成了不少街友的落腳點。公園附近原是一片舊樓、凋零的菜市場和通州街天橋，無家者們就睡在舊樓樓底和寬闊的天橋底，但隨著仕紳化加劇，舊樓變成了高尚住宅，政府又用鐵絲網圍封了天橋底，無家者們愈發無處可去。

來到公園之前，身型瘦削的周雄光已經睡過半個香港。他父母早逝，後來自己沾染了海洛因，親友疏遠，他和表哥馬月榮一直相依為命。表哥年紀比他大數十天，喚他阿弟，事事為他出頭，兩人一起露宿街頭30多年。

8年前，熊達富也搬入公園。他髮鬚濃密，外號耶穌。他以前同樣是橋底居民，政府封了橋底，他轉去附近的行人天橋，後來行人天橋又被政府清理了，他就去公園。更早些時候，他花錢租劏房，每月4,000多港幣（約新台幣15,350元），租一間約2.8坪的小隔間，但付了租金就不夠錢吃飯。

事發當天下午，約70人聚居的公園，只有20多名街友在場。周雄光正準備推著坐輪椅的表哥去找吃的，突然看到大群防暴警察衝進來，兩兄弟一陣慌亂。他記得警察喊，「你們不收拾，東西就全扔了！」耶穌記得當時大家都驚慌，「防暴警察戴了鋼盔、盾牌，好似打仗一樣，你驚不驚？我們個個老弱傷殘。」大家來不及收拾。

周雄光說，沒多久，警察就拉起警戒線，喊：「你再收拾就連你也抓了。」

12輛垃圾車後來短暫停放在公園一角，但無家者們發現，車內有水，大家的衣物、床墊都濕透了，數十人的財物混雜一起，每輛垃圾車足有半人高，行動不便的他們更難以一一尋回物品。那一夜香港僅有攝氏10多度，大家直接睡在地上，許多人徹夜無眠。

這些被當作垃圾的，原是無家者的寶貝：有街友阮少碧一直珍藏的去世姊姊的老照片，也有街友陳志榮為了去朋友婚禮而特意買的兩套西裝，陳志榮記得，那些體面的西裝只穿了3、4次。

事發第二日中午，社工吳衞東接到了無家者劉嘉曦來電投訴，才知道出事了。公園街友中，嘉曦是最年輕的一位，30多歲的他身材壯碩，早年在街頭做推銷員，口才不錯，常常代表基層團體到立法會發言，披露民生困難。

接到電話後，吳衞東兩次去公園探訪，一一詢問無家者遺失了什麼財物，同時聯絡媒體採訪，他一直工作到翌日凌晨，並在12月23日凌晨4點多給管理公園的康文署和警方發去一封電子郵件，查詢警方執法的理據，並詢問如何拿回無家者們的物品──這電子郵件後來將成為法庭上的關鍵證據。

在深水埗，吳衞東服務基層超過25年，他工作於非政府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街坊有大小事都找人稱「東哥」的他。和無家者打交道多年，他知道像嘉曦這樣有權利意識者是少數，大多數人都被權力和生活磨成了順民。

「當政府叫他們去做什麼事，他們會認為是合理的、應該去聽從。他們沒有想到，聽警察的話走開之後，會被扔掉自己的東西；他們沒有想到有人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偷走他們的東西。」

吳衞東記得，街友們都很憤怒，第一次見記者時，耶穌直言：「政府踐踏了無家者的尊嚴」。

康文署和警方沒有回答該怎麼取回無家者的財物。2天後他們回信指，所有物品已根據一貫程序棄置了。吳衞東隨後又約見了不同政府部門，得到的回覆是：如果無家者有困難，可以聯絡社會福利署求助。

「我們不是要施捨，隨便給我們幾件衣服就行⋯⋯我們是受害者，（和政府）平起平坐，去社會福利署求助，就變成了求助者。」吳衞東說。2020年6月，他決定和同事一起，協助有意願的無家者起訴政府。

打官司意味著個人資料和故事都曝光在鎂光燈下，不少無家者遲疑了，擔憂曝光經歷會影響家人。但最終，14名街友還是決心參與，其中就有大發、耶穌、周雄光、馬月榮、陳志榮、阮少碧等，眾人提出3,000至12,000港幣不等的申索金額，包括財物損失和精神損失。

吳衞東說，蚍蜉撼樹的過程並沒有許多激動人心的時刻，它常常錯漏百出，並陷入繁複的司法流程。

長年流落街頭，無家者的記憶、精神和表達能力都不如預期，少有人能親手寫下詳盡的口供文件。吳衞東和同事陳仲賢首先模仿警察做筆錄的方法，一一詢問街友們事發經過和遺失的物品，為大家寫好供詞，但來到庭前覆核，即法官查看控辯雙方證據的環節，問題還是不斷湧現。

「法官反覆說有些文件沒有整理好，有些口供不夠仔細，還有的地方標點符號和格式不對，就這樣一共進行了7次庭前覆核。」吳衞東說。等完成所有的庭前覆核，正式開庭已是2021年11月9日。這時距離案發已將近2年。

開庭的一個月前，馬月榮因腎衰竭去世了，14名街友中有人入獄、有人失聯，最終9人上庭作證。開庭當天，周雄光手捧表哥的黑白遺像來到法庭。

開庭時，代表政府一方的律政司態度強硬。辯論的焦點首先集中在行動的執行方式，透過警員、康文署職員的供詞，律政司強調幾點：

這些說法和街友們的供詞大相逕庭。而更困難的辯論集中在每個街友到底遺失了哪些財物。

首先作證的嘉曦說，自己遺失了3,000港幣現金和21罐午餐肉。法官問，「為什麼你有21罐午餐肉？」嘉曦表示，自己是露宿的，有志工派發午餐肉自己就留起來，餓了就開一罐來吃。

律政司又問，3,000港幣現金，是由哪些紙幣組成？嘉曦被問住了，說是500元紙幣；律政司馬上質疑，為什麼口供文件上寫的是三張1,000元紙幣？

等到大發出場，他供稱自己遺失的6,000港幣放在一個腰包，而腰包放在紅白藍袋中。律政司又指出：口供文件上記錄的失物中，並沒有紅白藍袋。

另一名街友趙金興在庭上表示，自己不見了一件Levi's牛仔衫，律政司再指出：口供文件上寫的是Levi's牛仔褲。

「法官也質疑他們的口供⋯⋯畢竟已經是2年前的事情了，他們也沒有都背熟自己的口供，對方就很容易指出他們的漏洞。」

吳衞東回憶，在法庭上，他很擔心大家要輸掉這場官司了。

這不是香港無家者第一次面臨突如其來的清場以及財物被丟棄。2012年，食物環境衛生署職員突然來到通州街天橋底清場；2015年，警方和食物環境衛生署等3個部門聯合到油麻地一條行人隧道進行清場。

2次事件後，吳衞東都曾協助受害的無家者起訴政府。當時政府承認自己沒有事先通知無家者，同意庭外和解，賠償無家者一定金額。事件在社會上引發轟動，2012年的事件被改編為電影《濁水漂流》，但庭外和解也意味著無家者的權益並沒有被法庭確認。

「這次萬一輸了，無家者的權益會不會從此不受重視，政府又證明了他們是對的？以後不用通知就可以丟你的東西？」吳衞東內心充滿壓力。

開庭後，大家又陷入漫長的等待。宣判日排到了2022年3月29日，香港正爆發嚴峻的COVID-19疫情，街友趙金興等不及聽宣判結果，就因疫情而去世了。

出乎吳衞東和街友們的意料，法庭裁決，無家者勝訴了。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審裁官指出，法庭相信無家者們在這次事件中因財物被丟棄而遭受金錢損失，並拒絕採納政府一方的說法，同時指出關鍵在於政府在行動中沒有妥善謹慎地保管無家者的財物。

審裁官指出，行動時許多無家者並不在場，而且部分無家者是老弱傷殘，政府要求他們「自己伸手進入一米深的手推車去尋回個人物品，未免太過強人所難」。同時證據顯示社工吳衞東有在3日之內發電郵查詢如何拿回物品，清楚表達意願，絕非政府所指的無家者沒有表明物主身分。然而，法庭卻認為無家者不能成功舉證遺失了哪些物品，無法提供單據或相片等證據，法庭只能「象徵式」賠償每名無家者100港幣。

走出法庭，吳衞東和陳仲賢都感到振奮。「終於告贏了，鬆一口氣，拿回了公道，當然是遲來的公義。」吳衞東說。

過了一陣，大家才反應過來：賠償的，是每人100港幣。

這些年香港草根社區深水埗正經歷快速的仕紳化。坐在通州街公園抬頭看，緊鄰公園的土地已成為不同地產商競技的舞台，數十層樓高的高尚住宅見縫插針，平地而起，一個兩房一廳的單位租金約每月19,000港幣（約新台幣73,000元）。而一旁的通州街天橋底，已被鐵絲網圍得嚴實。

這次上庭之後，大發最深的感受是，街友這個邊緣群體一直不被社會所理解。他聽著法官和律政司的盤問，生出了這樣的感慨：

「法官作為讀這麼多書的上等人，我們為什麼會淪落到睡大街，當中他們一個都不理解。」

「到結尾最後都是勝利，我不知是感動了什麼，或者邪不能勝正，應該是要還我們一個公道，」大發說著，但想到100港幣的賠償金額，他又覺得這份公道來得有些侮辱人，生出一陣憤怒。

周雄光今年已經69歲，大半輩子忍受貧窮，但對錢，他看得很透。

「（告政府）我不是為了錢，我是為了公道，錢有什麼用？有命就有錢。」

他緩緩說，表哥終於可以安息了，但想到賠償是100港幣，他又生氣了，「100元？就像給乞丐的。」

獲裁決後，吳衞東與陳仲賢再次協助街友們就賠償金額進行覆核。在等待覆核結果的日子裡，他們和嘉曦等街友們一起去康文署請願，不久後康文署約見吳衞東開會，終於就2019年的行動表示道歉，並承諾以後清理場地時會提前14天告知無家者，倘若收走無家者物品也會拍照記錄、妥善保管並張貼告示通知無家者。

吳衞東覺得，多少算是等來了正式的道歉，但綜觀來看，多年來民間團體、學者和議員所倡導的無家者友善政策，包括借鑑台北經驗，設置無家者儲物空間、在深水埗設立無家者自助服務中心等，似乎看不到絲毫推進，而數年前積極倡議無家者友善政策的民主派區議員，也已經在政治清算潮下離職。

又過了3個月，2021年7月底，法庭再次傳來裁決，無家者們覆核失敗，裁決維持每人100港幣的賠償金額。8月初，吳衞東收到政府寄給無家者的支票，法庭考慮到距離裁決已有一段日子，在賠償金額上加了1.1港幣利息，每個受害的無家者獲賠101.1港幣。

8月16日，街友們來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中心，領取支票，同時為嘉曦舉辦追思會。

在燭光和黑白遺照後，吳衞東問起，大家收到101.1港幣有什麼感受？一直沉默的陳志榮踢了踢腳上有兔子公仔的粉紅色拖鞋，只說了一句，「這拖鞋都要89元。」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