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現場
本文為《尋找台灣味:東南亞×台灣兩地的農業記事》第七章部分書摘,由左岸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由《報導者》編輯所改寫。第七章作者為蕭彗岑,關心農業、糧食、文學,以及文化保存議題,現就職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負責農村調查小組的田野訪問工作與口述歷史撰寫。
本書共4個單元,9位新生代研究者精選跨界案例,走訪田野現場,重新思考「食物國族主義」這個議題。他們發現,台灣味是紛雜、多元,與其強制定義台灣味是什麼,不如描摹台灣味誕生、轉變、移動和跨界的過程,過度強調「堅守台灣味,排除非台灣」反而成了我們焦慮的來源。
從東南亞到台灣島內,從海外台商到台灣原住民,從高山到平原,從蘋果到燕窩,從以人為中心到看見動物。他們綜合地理學、田野訪查、文史爬梳技巧,挖掘「國家之間」、「族群之間」、「世代之間」、「人與動物之間」的故事,期待讀者重新思考這樣的預設:「純」就一定良善,「雜」就一定黑心?以此為新的出發點,持續探索台灣精神和態度,讓多元與包容真正成為台灣的面貌。
本文出自第七章〈一顆蘋果,兩種觀點〉。一方面,高山農業在今日宛如成為環境破壞的兇手;一方面,高山蘋果、水梨、水蜜桃卻又是台灣人喜愛甚至自傲的「台灣味」。作者帶我們到高山果園,看現場的人怎麼說自己的故事、看待自己的定位。
戰後,透過台日貿易與美援人員,溫帶蘋果進入台灣人的生活,彼時,進口蘋果的額度受限,不論是進口或是本地產的蘋果,價格都很高,如果家中有人買了蘋果,一定是全家人珍惜共享。在那個年代裡,上山種蘋果,等於是種了一株黃金樹,至今,梨山上的人們都還記得,1970到1979年,是蘋果的黃金年代。但隨著台灣逐步開放貿易限制,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法國、智利、阿根廷、澳洲、紐西蘭⋯⋯溫帶國家的蘋果浪潮席捲台灣市場,原先珍稀高貴的水果,頓時變得平價普通。
1980年代的省議會公報中記錄了一場爭論,反對美國、加拿大蘋果自由進口的議員,在提案中說:
「進口商、大盤商紛紛加入進口行列,致使國內蘋果的進貨量大量激增,超過需求的實際數量,以致市面價格大幅度下跌,一度曾經出現8、9粒100元的廉價蘋果,進口商無利可圖,反而嚐到了賠本生意的苦果,即將影響國內蘋果生產業者利益,假如再開放蘋果自由進口,本省蘋果生產業者必然陷入艱苦的經營環境。」
而支持進口的省議員,則認為,不應為了少數果農利益而放棄多數人的利益,還有些議員說:
「進口蘋果雖對他們(蘋果農)有影響,但他們每年每公頃收益仍有9萬餘元之譜,反觀目前一般農民每年每公頃的稻田,則僅有4萬餘元,自由進口不但可平衡貿易的逆差,亦可緩和梨山的濫墾,德基水庫的安全可獲確保。」
對台灣來說,蘋果到底是一種幸福,或是災難呢?
2004年7月1日,強烈颱風敏督利侵襲台灣,颱風本身的降雨,以及後續西南氣流帶來的持續性降雨,在台灣造成嚴重的水災和土石流⋯⋯災後,「七二水災災區調查與復建策略研擬」報告提到,敏督利颱風之所以造成嚴重災害,並非單一原因導致,九二一地震之後,台灣山區土石鬆動,加上敏督利颱風帶來的強降雨,因此致災。在此,高山農業並未被當作是主要的致災原因。但最後在行政院經建會調查小組的報告中,高山農業卻被特別強調是造成土石流和水災的元凶。
2013年,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轟動一時,也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獎項。當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出席了電影試映會,他看完電影後,集結一群專家,要解決電影中所呈現的環境問題——高山農業。此後,高山農業更加被認為是水土流失的原因。齊柏林在《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一書中說:
「我來自公務員家庭,從小就聽大人說十大建設如何偉大,所以我一直以為,梨山上的果樹菜園是一種人定勝天的表現,不僅征服了自然,還讓老榮民有個安家立業之處。但其實高山農業所造成水土的破壞是難以恢復的。拍照之後,我開始不買高山蔬果,算是我對這塊土地能做的一點小事。」
蘋果是溫帶水果,在台灣,高山才有足夠的低溫期,讓蘋果樹開花結果,當高山農業逐漸成為眾矢之的,農業逐漸被推出山區,蘋果也間接失去了立足之地。
在省議員的評估報告或是紀錄片中所顯現的農人們,皆面貌模糊,被化約成:為了龐大利益上山開墾的人。但,那些梨山上的蘋果農,實際上都是誰呢?
在早先年代,台灣高山上,除了福壽山農場,最適合生產蘋果的地方,就是台中和花蓮的交界:大禹嶺。種植蘋果的人多是退伍的榮民,一開始,大禹嶺住的百分之百都是外省人。當國民政府在1949年撤退到了台灣,因經費不足,無法安頓全部的軍人,有些軍人在軍隊中掛有職務,但卻領不到薪水,而有些人,則被轉介去做當時的基礎建設,又有些人用政府所保證的「戰士授田證」,換取台灣高山上的土地。
在這樣混亂而急迫的情況底下,已經沒有餘裕讓管理單位和開墾人悠閒地分配土地,商討該處土地是否合於雙方意見。我們在訪查中遇到的朱先生,他的父親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面臨的就是這樣的處境。由於軍人身分,他得以被分配到位於梨山上有勝(現稱「勝光」)一帶的土地。
同鄉之誼,使大禹嶺成為榮民聚居之地,村名榮興村。墾民在高山上,隨著自己的意志尋找便於開墾和立足之地,而林務單位卻也努力地想要收復這些脫逃於規矩之外的土地,1969年,終於施行《濫墾地清理條款》,並開始丈量這些被「非法」開墾的土地。
在這個《清理條款》當中,已開墾的土地,可以向林務局登記,登記後,林務局根據土地上所種植的果樹種類、果樹數量,以及每一年度波動的水果價格,換算為「果實分收金」,每年年底,再寄信給土地的登記人,通知其應繳納的果實分收金。對耕作的果農來說,這一筆開銷的意義,等同於繳租金。
林務局透過這項清理的措施,漸漸地掌握了山區開墾的地區和人員,那一本清單,將雜亂無序的農人、農田,轉化為條理清晰的制式表格,隨著中央單位對於收地的態度轉趨嚴厲,這份資料已經不再用來收取果實分收金,而是要用來寄出存證信函給開墾者,要求還地、砍樹,不然就上法院,接著,與警察、拆除大隊合作,將清單上的房舍和果樹從地上抹去。朱先生說,林務局長曾經告訴他,山上「最好就是沒有人的山林」。
果農輸了官司,繳回土地,同時還需要負擔訴訟費用、林務局拆除地上物、砍除果樹的強制執行費,以及林務局停止租約迄今,果農的「不當得利」,這些種種費用加總起來,大約要數十萬元。如果沒辦法繳納,果農名下的財產就會被查封拍賣。在山上耕作的老人家,土地被收回,樹被砍完,半年之內就在山上去世。在某次收地的過程中,曾有老農民向官員下跪,朱先生憤怒地說:「可以跪天、跪地、跪父母,怎麼可以跪那樣的官員!」
梨山上的果農也曾經嘗試集結抗議,但果農們分散在梨山上不同的地方耕作、居住,光是要集結,然後再前往台北,就是一項難題。首先,遊覽車必須從山下開到山上,出發的時候是半夜,又有許多70、80歲的老者同行。遊覽車沿路蒐集人,一個區段、一個區段地分批將人接上車,遊覽車再沿著山路下山,抵達台北城。然後,抗議陳情結束後,遊覽車再把所有人載回山上,出發時是半夜,回家時也是半夜。
朱先生說:「我們農民真的很次等,尤其是梨山的農民,我們不是作奸犯科,我們是老老實實在山林裡面工作,靠自己的實力耕種,而且還要對抗天災,但我們第一次上法院,竟然是因為林務局控告我們。」朱先生自己並沒有聘請律師,而是和太太一起鑽研法律術語,自己從六法全書、《土地法》當中的條例中去試試看,找尋上訴成功的可能性。
但果農上訴成功的例子幾乎沒有,林務局和果農之間的訴訟,是以民事案件處理,林務局就像是房東,代替政府行使土地所有人的權力,而果農就像是房客,房東不願意租地給房客,房客無可奈何,因此,果農總是打輸官司。
另一果農也曾經到山下的法院出庭,沒有轟轟烈烈的過程,他的出庭非常簡單,法官問他,你願不願意還地,「不願意!」他只說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而他的不願意,當然不具備任何力量。
經過一連串的控訴、強制收地,大禹嶺上種蘋果的人愈來愈少,台灣的本土蘋果看似將走向末日,但卻有轉機出現了:蜜蘋果。
蜜蘋果似乎重現了蘋果當年的榮景。在梨山上耕作的阿珍告訴我們,有一次,她端了一盤切好的蘋果出來,招待山下來的客人,客人吃完了,卻不認為這盤蘋果有什麼好吃。阿珍就將這盤水果端入廚房,重新端了一盤蘋果出來,然後告訴對方:「這是蜜蘋果」,這名客人卻馬上說:「這好!」
「這好?」她心裡疑惑地想著,這兩盤是同一盤蘋果啊!第二次出場,被特意加上「蜜蘋果」的名字,在客人眼裡,蘋果口感就跟著升級。
實際上,蜜蘋果並不是一種新的品種,很多品種的蘋果都可以種成蜜蘋果。而什麼是蜜蘋果的樣子呢?就是剖開蘋果之後,在蘋果的橫剖面上,可以看到星狀的、顏色較為深黃、接近琥珀色的結晶,這些結晶就是蘋果營養聚積較為濃厚的地方。在梨山上長大的高先生說,這以前就有了,只是以前看到這樣的蘋果,會覺得是放了太久,產生瑕疵。
蜜蘋果並不是壞掉的蘋果,而是在晚冬收成的蘋果,此時,蘋果樹的糖分會回流到蘋果上,因此就形成了較為深色的沉積。蜜蘋果並不是一種特殊的品種,也沒有發展出特殊的栽培方式。而且在普通人眼裡,無論有結蜜或沒結蜜,外觀看起來都一樣,如果想吃到蜜蘋果,就得賭,選定、買好、離手,切開之後,才會知道賭對,還是賭錯。但還是有農人充滿自信地說,他特別能夠種出結蜜的蘋果,並且依照蘋果外皮的樣子,就能夠知道哪一顆有結蜜。
台灣本土的蜜蘋果,產量稀少,價格高昂,相較之下,國外進口的蜜蘋果,內部同樣結蜜,但價格低廉許多。不過,對許多台灣的消費者來說,國外進口的蜜蘋果是「假的」,產自台灣本地,才算是「真正」的蜜蘋果。
「蜜蘋果」受到歡迎後,本土蘋果的行銷就加入了「蜜蘋果」的字眼,而在某些網站上,蜜蘋果甚至和環境友善連結在一起。2015年,當我在網路搜尋「蜜蘋果」字眼的時候,就發現了某個注重環境友善的網路市集也有賣蜜蘋果。這個網路市集的自我介紹裡,大聲疾呼「到底還有什麼是可以吃的?」顯現出對食物安全的極度不信任,他們希望連結在土地上誠懇工作、卻不懂得賣東西的有機農民,以及極需安全食物的消費者,希望藉此,讓下一代可以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這個網站所展示的台灣本土蘋果,不是破壞土地的兇手,絕對沒有化學物質殘留,蘋果表面也絕對不打臘,網站還把蘋果農被林務局收回土地的困境也一併陳述出來。
台灣本土蘋果也獲得了主婦聯盟的青睞,為了減少排放碳足跡,主婦聯盟替消費者選擇了台灣本土蘋果。2013年,主婦聯盟出版品《綠主張》,在〈秋末的山林美味——大禹嶺蜜蘋果即將缺席〉提說:
「今年產量僅剩往年盛產量的十分之一;農友們開玩笑說:『蘋果樹知道自己要被砍掉,嚇得生不出蘋果了!』面對果園即將被政府收回造林的大禹嶺果農,期待著最後一次的收成,在這個似乎被上天遺忘的角落,⋯⋯看到被強制收回的果園上,噴灑過除草劑後,種上不知是否能越冬的小樹苗,實在令人懷疑這種不管坡度大小的清園砍伐,對山林的維護是否真的具有意義。不僅讓裸露的林地有著土石被沖刷的風險,也讓在山上努力多年的農民因為失去依託而絕望。未來合作社除了努力為社員再尋找其他的台灣蘋果外,也將與社員進行進口蘋果可能性的討論。」
上文提及的「小樹苗」,是林務局收回土地之後,為了造林所補植的樹木。林務局收回林地,砍除地上的果樹之後,將種植樹苗的工作發包給廠商,廠商則種下青剛櫟或是楓香的小苗。梨山上的農民對之抱怨連連,說是小樹苗根本長不大,幾乎都被其他野生的雜草所淹沒了,小樹苗長得細細瘦瘦,或是枯黃死亡,既然如此,當初收地之時,為何又要將幾十年的果樹給砍除,改種這些瘦弱而尚無抓地能力的小苗呢?
曾經,身邊有朋友談論起環境問題,嚴厲抨擊高山農業造成了水土流失,說著說著,再談回高山上種出來的水果。他說,前幾年在福壽山農場認養了蘋果樹,一年只需繳給福壽山農場數千元,到了蘋果收成的季節,就可以上山摘蘋果,他說,到了採收季節,就邀請大家一起去採蘋果。
福壽山農場是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之後,安置退除役官兵的高山農場,此處是高山山脊上一處難得的廣大平坦地帶,上山謀生的人們砍除原始森林,搭建房舍,開闢農田,種植果樹,農場內種有一大片品種不一的蘋果樹,還有棵生長了數十年的蘋果王,樹枝上嫁接了從世界各地蒐集而來的蘋果品種。
在山上,如果問人哪裡能找到蘋果園,人們多半說,要找蘋果樹,以前可以到大禹嶺,現在就只能到福壽山農場了。蘋果,是福壽山的招牌。福壽山農場接送遊客上山的巴士,稱為「蘋果號」,有幾年的時間,農場也推出了認養蘋果樹的活動,最近新建的度假小木屋,外型也是蘋果。
我聽著朋友熱情的邀約,卻覺得有些矛盾,他所認養的蘋果樹,不就是生長在高山上,也就是他所抨擊的高山農業嗎?
同樣一顆蘋果,可以是破壞自然的幫兇,也可以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支持本土農產、愛護環境的代表。同樣是摘蘋果,果農們摘下蘋果,跟一個觀光客在果園裡摘下蘋果,卻受到不一樣的對待。這些不同的價值觀,雖然相互矛盾,卻始終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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