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部分章節書摘，經游擊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台西村，一個因環境抗爭與《南風》攝影集，而廣為人知的沿海小村。事實上，它是一個高齡村落，村內400多人，70歲以上的長者就占了200多位，它也是台灣千萬衰退的農村之一。
作者康舒雅身為都市成長的青年世代，反思自己與台西村的阿公阿媽，雖是血緣至親，卻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為了解這份差異從何而來，作者於碩士階段展開田野研究，試圖理解環境抗爭之外，台西村的高齡者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模樣？在這樣的偏鄉，長者如何安老？
康舒雅描繪的台西村高齡者，出生於1930、1940年代，自小從農，大部分只接受過數年小學教育。到了晚年，因台灣社會的劇烈變遷，他們難以再循傳統農耕社會的大家庭模式，將勞動責任交予下一代，也無法在子孫環繞下，安養天年。本書記錄了高齡者如何隨著生命變化，調整生活秩序、如何在衝突與矛盾中掙扎適應，而他們的過去又如何形塑他們的信念、認同與價值觀，據以度過晚年。
近年來，為因應偏遠村鎮不便就醫的高齡者日漸增多，二林的一些中小型醫院、診所也加入行動醫療行列。護理師會事先打電話一一通知追蹤的高齡者，請他們做好相應準備，在行動醫療專車到訪當日，請高齡者直接到村內里民活動中心或附近村子的活動中心就診。目前，直接在台西村駐點的行動醫療已經稀少，不過到鄰近的西港村仍比到大城、二林省事些。
在醫療現場，備有血壓計、體重計，能做簡單的抽血、收集尿液糞便樣本等，也有醫生駐點看診。許多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家，可直接到此拿藥或請子女、鄰居幫忙。這確實省去舟車勞頓之苦與心理壓力，也在體察高齡者情境之餘，提供了更便捷周到的服務。不過，對於行動不便者、沒有交通工具的人，依舊需要子孫、鄰居的幫忙。事實上，醫療資源的取得也顯現出在偏遠鄉間安老的其中一項條件，就是有沒有足夠的人際資源，可以協助高齡者完成自身難以達成的重要事務。
移動課題的重要性在醫療面向上展露無遺。醫療不僅只是高齡者單方面的外出議題，還牽涉各式各樣的醫療設施、人員交涉與互動。深入而言，行動醫療的資源仍屬有限，他們所攜帶的儀器比較簡易，來看診的醫護也不一定熟知高齡者的身體狀況，如果需要精密檢查、意外得了病，便不能在此簡單了事。
對高齡者來說，在身體出現意外症狀時，因接觸到的資源與資訊零碎，經常出現上述求助無門、無頭蒼蠅般倉皇的狀況。衰弱的身體仿如故障的機器，有時障礙甚至橫亙於高齡者與他者、醫療系統之間，阻絕了高齡者與人群溝通、互動的可能，使高齡者孤立無援。儘管伸手、走幾步路、搭一趟車、說幾句話，就可能獲得相應協助，但這些看似簡單的動作，卻因為高齡者身體的受限、病痛的干擾，從而產生主觀意義與周遭世界的斷裂，難以接合至醫療資源及相關機制之中。
鄉間流傳著「受苦院（siū-khóo-īnn）」的謠言，指的就是需要24小時長期照護的最後一種情形。一旦高齡者無法自理，而子女／家屬又無暇照顧，往往得送往長期照護機構。
做出這項決定的人，多非高齡者，而是她／他的伴侶或者子女。將高齡者送至養老院並非可議，但另一半、子女緊接著面臨的是「送去哪裡養老」的選擇題，因而再次凸顯了將長期照護歸於私人承擔，出於家庭資本所得差異而有不同的處境。在市場邏輯運作之下，子女的經濟條件直接對應到父母受到的照護條件。養護機構依據價錢分成不同等級，愈高級者愈能提供周到的服務與舒適環境，無經濟能力者則條件緊迫。
在許多老人家心中，就算子女負擔得起，能減省下自己健康照護的支出，就是在為子女的未來儲蓄。愛兒女心切的老父母，於是在這樣必須將健康放在金錢天秤上衡量的社會環境中，總希望將等值的額度換取兒女未來更好的生活。
還住在村裡的乾仔（Kan--á），年約70多歲，平日還維持生產性勞動，每日早起晚歸，十分繁忙，她的丈夫就住在附近的「受苦院」，自從60多歲被子女送去入住以後，至今已經10多年。乾仔因為仍在從事生產性勞務工作，我遇上她的時機相當有限。然而一遇上她，她就忙不迭拉我看自家屋舍的情景──「厝頂攏破矣，無錢修理」，她帶我來至後廊，手指著上方破裂的天花板，如此抱怨。
乾仔的丈夫住在養老院10多年，每年要花上百萬，實在是沉重的經濟壓力，即使兒女負擔了許多，乾仔仍經常煩惱錢的問題，也覺得對子女很抱歉。多年前她自己因為過度勞動而神經受損，手指與手臂僵直。醫生看了看，說她走路像機器人，要開刀。她因為省錢之故，脊椎壞了四目只開了兩目，沒有全好，因為是自費，捨不得花那個錢。凡此總總，頗有倉皇悲哀之意。
乾仔的丈夫送到二林療養院居住以後，不只是他本人生活產生重大改變，也連帶影響身邊的親人，整個家庭乃至家族都需要隨之重整關係網絡。乾仔本人是同住者，生活的步調受到大幅影響，如今她與丈夫的相處需要刻意安排空閒的時間，原先共同整理的田地、家厝，她現在必須在一個人能夠允許操作的範圍內，盡量做到最好。在經濟、時間、個人體力負荷的考量之下，必然有價值選擇的排序與捨棄。子女現在不再是一起探視父母親，而必須分別依據父母親的情況，各自安排探訪頻率與適宜的時間點，維繫關係的方式因此也起了變化。
當初送安養院的決定，對乾仔與子女而言，想必是困難的。在實際入住以後，雖有乾仔說的那些經濟負擔沉重的面向，但「受苦院」的說法，對她而言想必也不盡然都是對的。反倒是那些相應的生活調整，家中各成員在這10多年間經歷了許多變化，這些過程才是日常生活需要時時面對的現實狀況。
安養院的情形呈現的，因此不僅是最初做下「選擇」時凸顯出來的經濟差異，最關鍵的其實是做下選擇以後那段漫長的時光，在院外的經濟支付者／子女／伴侶，如何重新調整與之的互動與相處方式，如何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以什麼樣的方式支持身在安養院的高齡者，同時也找到自我支持的方法。
回顧整體，無論是身處在光譜極端的照護資源匱乏，或者大多數位於經濟條件中間值的高齡照護議題，都指出了照護私人化的普遍現象。照護在當代仍舊被視為私人領域的事情，不只是長久以來漢人社會文化慣習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集體性的照護支持系統尚不夠完整。2017年，政府長照2.0政策出爐，已可見到較從前細緻的分級照護系統，以及相應的經濟補助方案、服務方案等，不過，整套體系仍然是以家戶為單位、以個體戶個別申請的方式運作，將長期照護視為由家庭私人所管轄的範圍。
台西村的高齡者，越至晚年，社交生活往往逐漸退縮，這一種內聚性、回返家庭的傾向，也許就是因為集體的公共生活尚未有支持年長者現身參與的條件。集體性的公共政策中，有沒有辦法提供落實集體性社區安老的協助？在養護院養老的高齡者，在經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軟性支持？不只是物質條件、居家環境、健康照護的管理，還包括了精神層次的、交流性的、減少公共參與障礙的方案。所謂「老有所養」的環境，若有一日能在家庭之外，也有鄰人、社區、其他老伴、乃至於形形色色的各樣團體所共同支撐及維護，不僅能大幅減輕家庭負擔，也可以為老年生活增添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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