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如果您正在尋找一本關於二戰歷史的書，而且希望單純一本就能提供相當詳盡的歷史細節乃至完整的學術文獻，那本書是不二之選。尤其是如果您希望有一本書能真正解釋為何二戰是真正的「世界」大戰，而不是一場歐洲大國之間的衝突外溢到各大洲，逐步將亞洲與美洲國家捲入，最後以投擲於日本的兩顆原子彈告終的戰爭，那更有理由閱讀本書。因為，這是一本將二戰理解為始於日本侵略東北，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雖形式上結束於日本投降，但戰爭的餘波盪漾到1960年代，及至為數眾多的前殖民地取得獨立國家身分，締造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之新國際秩序為止的巨著。

《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著，黃煜文譯，衛城出版

閱讀本書，讓筆者憶起了在英國就讀高中時第一堂歷史課所學到的一個單字：historiography。此時的中文維基百科將這英文字譯為「史學史」，著眼於歷史學家的書寫來源是否可靠，有無偏見，屬於哪一種學派，採取哪一種道德判斷，書寫內容是否欲以修正人們對事實的理解，乃至關於做為一種事後理解的陳述跟事件當事人的親身經歷是否存在落差等問題，頗為全面。但當時課堂老師提供的解釋則相當乾淨俐落：那指的是歷史如何書寫，由誰書寫，以及寫給誰看的基本問題。歷史的第一堂課，就是要學會將這件事情謹記於心。

對於一個國中歷史考試常不及格的台灣學生來說，對歷史書寫方法論的提醒，跟後來得知原來學歷史不但不用背年代，入考場還可以攜帶年代表，因為考試重點在於如何從不同觀點來對一個事件做出適當且平衡的判斷，一樣令人如釋重負，幾乎可說是一種解放。因為那承認了「歷史」敘事其實會有特定的預設觀點，會有特定立場，甚至從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角度來書寫，本身不僅是「方法」上不客觀，更是一個「倫理」的問題──畢竟，那可能涉及了對某一方（無論是個人、民族或國家）親身經歷之根本否定。

《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猶如是以上史學方法論的示範。重講故事，包括主角與人設，並據此來挑戰西方學界對「二戰」長久以來的主流理解，正是這一位以二戰歷史研究著稱的英國歷史學家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撰寫本書的企圖。過去的書寫總是恪守客觀與平衡原則來陳述「敵國」立場的他，這次將東亞人民的實際經驗與集體記憶納入了更廣大的敘述當中，一方面讓試圖以帝國之姿躍上國際舞台的日本、德國、義大利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共同主角，另一方面則藉此呈現交戰雙方主要國家在軍事、經濟、戰略及道德層面上的各種考量，包括各級人員的計算與失算，甚至是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與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各懷鬼胎，因此整體而言並不如戰勝國之後所宣稱的那樣是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那樣正義。

書寫方法與角度之外，貫穿本書的是一個簡單的主張：二戰是一場新舊帝國之爭──舊帝國指的是大英帝國及同樣擁有許多殖民地的法國；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及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則是亟欲挑戰既存世界秩序的新帝國。是故，本質上這是一場「帝國戰爭」。不僅如此，作者也試圖證明，這是史上「最後」一場的帝國主義之戰，因為德、義、日其實想成為英、法那樣擁有殖民地的帝國，而且那是以單一「民族」的命運來考量，以「民族帝國」（nation-empire）為想像的一種帝國主義。換言之，這種野心想成就的是自身做為一個民族的偉大，而非帝國統治下的各民族之共榮！

如此一來，無論本書內容如何鉅細靡遺地書寫故事的共同主角，甚至區分符合傳統定義的國與國「戰爭」、「內戰」，以及人民主動對抗進入了國境之外敵的「平民戰爭」等不同種類的軍事衝突，敘事的主軸並不難掌握。在重新將二戰界定為「1931至1945」年間並正式開啟以民族國家為主的世界秩序之外，作者也從動員方式、人員種類、經濟模式重整、作戰技術和戰略乃至各式新科技的研發及使用，來證明那是史上第一場涉及了真正意義上的「總體戰」（total war）之戰爭，且相信讀者能同意那是唯有能真正壟斷武力使用權的現代國家才能發動及進行的戰爭。

關於總體戰，最引起筆者注意的細節之一是母校倫敦政經學院的參與。多數校友知道學校主建築當年是英國「經濟作戰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的指揮中心，但本書作者則進一步描繪了學校如何為戰時政府做出了詳盡的全民士氣及心理狀態調查。二戰後流行於美國的行為主義研究，在此時已是英國總體戰的社會科學後盾。認知作戰是總體戰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也從道德角度來對戰爭提出反思，也針對交戰雙方提出的正義之詞來進行了分析與評估。不過，那並不是以「歷史法庭」審判長自居，而是從平民百姓在戰爭當中遭遇了何等苦難及舉國上下如何因為戰爭而犯下程度不一的各種罪行之角度，來進行的一種反省。

至此，相信讀者不難看出本書比起國內學界稱之為「人文」學科著作，更像是一個龐大的跨學科研究，歷史文獻之外也涉及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乃至國際法領域的掌握。社會科學當中的事實描述、因果解釋、意義詮釋、同情理解乃至診斷、批判及處方的提出等許多學者只能堅守其一技藝，不但全都派上了用場，分析的層次從個人到集體，個別國家到國際體系，不一而足。史家之大者，或許莫過於此。

無論如何，本書為二戰研究樹立了一個典範。挑戰的對象除了二戰傳統敘事之外，也包括了西方「義戰論」（just war theory）傳統當中關於怎樣才能算是一場正義戰爭的六大原則（做為最後手段、正當理由與動機、合法權威、獲勝可能、武力使用必須符合比例、不得攻擊非戰鬥人員）之使用。誠然，置於奧弗里描繪的複雜戰爭圖像底下，基於上述原則的判斷並不總是黑白分明。不意外，關心國際戰爭法的讀者也能從本書當中獲得許多反思。至於本書論點究竟是支持或修正了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及據此斷定美、中這兩個舊新強權「注定一戰」的說法，則眾說紛紜。而試圖想建立一套「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機制的人，當然也不能錯過本書關於人們如何逐步走向戰爭的分析。

最後，筆者也必須指出，雖然本書因為納入東亞的戰爭經歷及集體記憶，不僅為歐美主流史學界填補了一個長達70多年的空缺，也拉近了西方與非西方世界對二戰的理解，從而讓雙方在歷史分期、實際經驗及政治意義上都減少了肇因於時間維度上的認知差異，或說「時差」，但關於雙方如何捲入戰爭的意識形態尚有以思想史來補足的空間，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此外，將二戰視為最後一場帝國戰爭的說法，或許也早了一些。畢竟，俄烏戰爭對許多人來說是另一場帝國擴張戰爭。美國則更是猶如房間裡的大象，其崛起過程無疑是歷經了帝國主義式擴張，才能從北美13州發展為今日的強權，且此時是否進行著新式的帝國主義，也並非沒有商榷餘地。

另一方面，鑑於本書的副標題取自英國作家及國際政治學者伍爾夫（Leonard Woolf）──也就是著名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夫婿──關於帝國主義究竟會以和平方式走入墳墓，還是會以流血及廢墟收場，且正文既以此為開端，也以此為結尾，全書卻並未針對他做為核心成員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及其推動的和平運動進行討論。此外，也隻字未提伍爾夫的著作如何一方面成為國際聯盟的藍圖，另一方面卻對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奠定於此的「民族自決」理念則有所保留。這一點不是想指著作者未寫的部分當做批評，而是意在強調，若想將關於和平推動者的那半個故事說得同樣詳盡與精彩，那恐怕得有另一位奧弗里才能堪當大任。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