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像我一樣黑:一位化身黑人的白人作家,揭露種族偏見的勇敢之旅》導讀,經八旗文化授權刊登,文章小標、文末引言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儘管美國南方的白人堅稱他們與黑人相處和諧,當時全美知名的小說家約翰.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讀著一份指出南方黑人自殺傾向飆高的報告思索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遭遇與條件,讓黑人對生命失去渴望?
格里芬為了尋求真相,與專門報導黑人議題的雜誌《深褐》(Sepia)合作,並在家人的支持與醫師的協助之下,透過藥物、日光燈曝曬及染色劑將皮膚染黑,剃了光頭,走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喬治亞等種族隔離的南方州,展開為期7週的旅行。
《像我一樣黑》是一本承載膚色歧視所引發的絕望與無助的真實日記。文章刊出後,格里芬獲得美國與國際媒體的矚目與讚賞,但在家鄉,象徵他的假人被公然吊在紅綠燈上,宛如公開絞刑,終使他不得不帶著家人前往墨西哥避難。旅程之後,格里芬雖然遭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威脅,更在1975年遭三K黨圍毆,他仍然為人權運動孜孜不倦,跑遍全國各地,與重要民權運動領導人合作與對話。
格里芬以一己肉身進行換位思考,揭露國家內部的矛盾、焦慮與暴力,期許終有一天,人們能屏棄外在的差異,攜手走向種族和解的未來。
美國是多元族裔的社會,其中白人與非裔間的矛盾,始終是美國歷史上受人關注的熱點。自1950年代起,美國學界對非裔美國人的系統研究才逐步開展,時至今日,「非裔美國人史」不但成為美國歷史研究的重要領域,「非裔美國人研究」更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而相關的專門論著,無論是數量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異於其他非裔美國人研究的學術專著,1961年出版的《像我一樣黑》因具有獨特的社會實驗性質而更顯其特殊性。本書作者約翰.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是名南方白人,藉由喬裝成非裔,親身體驗非裔居民所面臨的種族問題,而這種超越單純換位思考的實驗計畫,無論是在1950年代或是今日,都是大膽且絕無僅有的嘗試。歷經7週「變身」成為非裔後,昔日自認為深諳種族問題的格里芬猶如浴火重生,對種族問題展現完全不同的思考層次,導正原先的種族偏見。
格里芬來自於充滿種族矛盾歷史的南方(德州),他所處的1950年代,也是民權運動勃興的時期。譬如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告學校內採行「分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種族隔離措施違憲;1955年,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在阿拉巴馬州首府蒙哥馬利市發動「拒搭巴士運動」,進一步挑戰南方社會內部長久以來的種族隔離政策;1957年,阿肯色州州長佛布斯(Orval Faubus)無視先前最高法院對「分離但平等」原則的裁決,悍拒非裔學生進入白人學校就讀,迫使聯邦部隊進駐校園,引發聯邦與州的緊張對峙。
民權運動與種族主義彼此的激烈衝撞,提供了記者出身的格里芬大量的報導題材,但格里芬揚棄傳統的新聞報導模式,決定進行一項科學試驗,藉由服藥讓皮膚變黑,再經由化妝,讓自己在外表上完全看起來像一位非裔人士,接著分別親訪4個「下南方」(Lower South)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以及喬治亞,深入鄉鎮社區,理解在充滿不公與種族主義的社會中,一位非裔美國人的真實感覺。
格里芬為期7週的喬裝打扮實驗,於1959年11月1日,由路易斯安那州的紐奧良市開始。即使對此城市已十分熟悉,但初次喬裝成非裔的格里芬,其內心的恐懼與不安,仍遠超過新鮮感。晚上坐電車時,即使當地電車已無種族隔離規定,但格里芬仍自我警覺要讓白人先上車,並在車廂後面入座。隔日,格里芬上街蹓躂,沿路想找間允許非裔使用的廁所而不可得,詢問他人何處有合適廁所,他所得到的建議,竟是下次出門逛街不要離住家太遠,否則往往要穿越整座城市,才能找到一間廁所。格里芬與其他非裔居民交談互動的過程中,驚訝發覺即使與他們毫不相識,但自己竟已進入與他們相同的思考模式,靈魂與情感交疊在一起,感覺自己就是名非裔。在這種自然的狀況下,格里芬得以毫無距離地觀察並感受白人與非裔之間的真實互動。
格里芬認為,紐奧良的白人對待非裔居民還算有禮貌,因為他們會很有禮貌拒絕非裔的任何要求,無論是喝水、用餐、上洗手間或是在公園休息。格里芬經常聽聞當地白人抱怨他們對非裔待之以禮,但卻無法得到非裔的正面回應。他認為,白人再多禮貌的言辭與舉措,都無法掩飾非裔在紐奧良,是處於連二等都不如的「十等公民」地位。
離開紐奧良,格里芬前往密西西比州。格里芬稱該州是最令非裔懼怕的地區,整個州都籠罩在一股怪異的氣氛下,猶如昔日希特勒發起進攻時,整個歐洲所感受到的莫名恐懼。格里芬觀察到當地白人與非裔之間存在更大的距離,在人身安全受威脅的情況下,促使當地非裔居民更和善,更願意彼此相互鼓勵與合作,相較之下,紐奧良當地非裔顯然冷漠許多。格里芬在密西西比州與阿拉巴馬州有多次搭乘白人便車的經驗,他自陳,白人之所以願意讓他搭便車,是基於齷齪的好奇心,而並非出於善意。白人司機跟他談話的主題,永遠圍繞在「性」,他們對非裔的性器官、性經驗、性對象充滿好奇,認定非裔男女都是性開放且永不停歇的性機器。一位貌似和善且活躍於公共事務的駕駛人,甚至自誇與多位自己雇用的非裔女性發生關係。格里芬不禁感嘆,這些白人在面對自己親朋好友及家人時,是否也是如此猥瑣下流、低俗不堪?
當格里芬抵達阿拉巴馬州時,他已喬裝非裔一個月了。過去他接觸的南方白人多帶有種族思想,不過他在當地曾遇到一位來自紐約的白人民權運動分子,一見格里芬即展現熱烈的「兄弟情誼」,並願意提供格里芬任何協助。但格里芬並未接受。對他而言,這種「兄弟情誼」令人反感。這些自詡為正義化身的北方人,全然不知他們的莽撞行徑極有可能讓非裔同胞陷入危險,而當他們的「好意」遭到婉拒後,則馬上顯露出認為非裔「不知好歹」的輕蔑態度,與南方白人並無不同。
在格里芬旅行經過的城市中,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是他唯一給予正面評價的地區;當地雖然種族主義依舊盛行,但非裔群眾高度的團結性、主流報紙勇於替非裔發聲的作為以及市長的開明領導,都讓此城市氣象一新,民權氣氛優於南方其他地區。亞特蘭大的經驗也證明非裔在南方的困境並非全然無解。
格里芬的實驗旅程充滿挑戰,期間雖然曾受不了壓力而短暫終止實驗,所幸最終安然度過。計畫結束後,重返白人社會的他,不必再面對種族歧視,無須每天尋找吃飯、喝水以及上洗手間的場所。然而看似重獲自由的他,卻陷入某種錯亂當中:同樣是格里芬這個個體,昔日是非裔身分時,白人厭惡他,但非裔對他溫和以待;等他變回白人,則享受特權並得到白人兄弟般的對待,而非裔不是仇視他,就是對他極盡阿諛奉承。這次的實驗計畫,驗證了格里芬最初的假設,即白人與非裔是依膚色來論斷對方,而非根據人格與行為。
身處如此不公平的制度與環境中,非裔同胞為何不思群起抗議,推倒這堵種族主義的高牆?格里芬並未指出原因。但是當他喬扮成非裔,特別是身心靈都進入等同非裔狀態時,他不由自主地過得提心吊膽,深怕因稍不留意違反社會教條而受到處罰。當這種「嚴守社會規範」的自我警惕內化成日常行為及潛意識後,格里芬竟也自然且認分地接受現狀,無意去挑戰眼前的不公不義。格里芬意識到,非裔講白人喜歡聽的話,做白人想要他們做的事,白人自然就不會找麻煩,而非裔社群就能享有平靜。若貿然對抗體制,只會讓整個非裔群體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面對非裔所受的待遇,格里芬顯然是無奈的。身為一名白人,他自省自己的種族立場,坦言很多白人種族主義者刻意曲解學術理論,形塑非裔知識水準低落的形象,藉以合理化其種族主義行為,但卻從不檢討非裔在學習與教育上的落後,肇因於白人剝奪了他們的受教權。在格里芬看來,白人無意去真正認識、理解非裔,他們建構非裔是次等種族的假象,卻提不出任何具體證明。他們唯一能利用的,就只剩膚色了。令格里芬沮喪的是,非裔長期以來,也被自己的群體灌輸類似觀念,凡黑皮膚者,受種族主義不公平待遇是很自然,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在此刻板的意識形態下,非裔同胞主觀認定所有白人均非善類,這反而給非裔有心人士操作的空間,進一步激化種族衝突。最終,在白人與非裔毫無溝通與交流的情況下,種族主義的烈焰只會升高,種族問題更加難解。
格里芬在冒險之旅結束後,除了將其經歷連載於雜誌上,也多次受邀至電視台及其他演講場合。期間他與他的家人雖曾受到威脅,但他收到更多的支持與鼓勵,包含為數不少的南方白人。格里芬能理解這些南方白人的想法,他們隱藏對種族問題的真正立場,不願意在別人面顯露出他們對非裔同胞的同情與支持,因為他們懼怕當地的種族主義者,而不是非裔群眾。
1960年代,隨著種族衝突不斷擴大,民權問題成為美國政府無可逃避的問題。國會陸續通過劃時代的《民權法案》及《投票權法案》。支持民權運動的白人興高采烈聲稱,這是民權運動的勝利,民權運動的戰爭已光榮落幕,但格里芬對這樣的說辭感到訝異與不解。眾人習於將格里芬視為非裔代言人,在諸多場合中,格里芬常被問到非裔對某些事情的看法為何?對某些議題的感受為何?白人要如何協助非裔社群?面對這些提問,格里芬的回答只有一個,就是請他們直接去問非裔同胞,邀請非裔同胞一起開會解決問題。他感嘆,即使民權相關法案陸續通過,但白人與非裔仍然沒有溝通,沒有交流,猶如兩個隔絕世界,彼此沒有互信。所謂種族和解猶如空中樓閣,依舊是個夢想。
至1979年,《民權法案》通過25年後,美國的民權狀況雖有所進展,但格里芬對整體的民權環境依舊不樂觀。人們仍普遍有個誤解,認為「善良白人」多住在北方,而南方盡是些「邪惡白人」,殊不知南北地區白人對非裔的態度幾無差異。格里芬坦承,當他一開始喬扮成非裔時,他嫌惡鏡中那個「黑鬼」,但在實驗過程中,這種偏見逐漸消融,因為他深刻感受到只要身為人,無論是哪種膚色,來自何方,對於道德、傳統、親情、家庭等價值觀都是一致的。格里芬直言,種族主義最大的謬誤,就是忽略這種人類共通性。任何人種都會面臨生存的挑戰、病痛的磨難、人生的起伏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壓力。面對這些共同考驗,人的情感都是相同的,即使自稱「優秀」的種族也同樣必須面對,無從逃避。
自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隸進入美國,至1865年內戰結束終結奴隸制度為止,奴隸制度在美國存在近250年。在如此長時間的發展下,奴隸制度早已不是一項單純的勞動制度,它與美國歷史、社會及文化結合之深,猶如美國憲法之於美國民主制度。內戰瓦解了奴隸制度,但並未終結種族矛盾與種族主義,遲至1965年,內戰結束後100年,當國會通過《投票權法案》,法律對非裔同胞的平權保障方勉稱到位。相較於非裔同胞被奴役超過兩世紀,《民權法案》及《投票權法案》通過至今尚不及一甲子,格里芬所企盼的白人與非裔將彼此視為同類,共享平等自由的大同境界,仍是條漫漫長路。即便如此,這並不代表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可任意遭侵犯。如格里芬指出,種族主義雖普遍見於美國各地,但它絕非是種族歧視可恣意橫行的藉口。《像我一樣黑》出版至今已60年,但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種族主義及種族衝突從未暫歇。昔日格里芬的警句依舊如暮鼓晨鐘,足為世人所警惕。
「實際上,我們與他們、我與你的二分法全部都不存在。只有一個普世的「我們」──只有一個人類家庭,因同情他人的能力和追求人人享有平等正義的訴求,而能團結一心。」約翰.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192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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