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幫我們做事做了一、兩年，我們說起他的時候一向把他當成男孩，其他印第安人也一樣。後來他開始穿「Petone」［bidonne］，就是披在肩膀上的大塊布料［女性傳統服飾配件之一］，村裡也常常找他參加研磨蜜蜂等女性從事的活動。隔年他好像病得很重，跑來告訴我他病了，無法繼續為我工作⋯⋯我整個冬天都沒看到他的人影，等到［1890年］春天，福克斯博士（Dr. Fewkes）和營隊一起來到祖尼（Zuni），雇用克威史第（Quewishty）當廚師，我才又看到他現身，全身上下都做女性打扮。

瑪莉．迪賽特（Mary Dissette）1888年住在新墨西哥的祖尼村普韋布洛（Zuni pueblo），她寫下了從小就認識的一位祖尼人克威史第（Kwiwishdi）性別外表的轉變。北美的歷史記載、民族誌、口傳故事、自傳等敘述裡一再提到這類案例，儘管性的二元模型會依據生理性別將他們歸類成男性或女性，但他們的舉止和打扮都更像是另一種性別。

因此研究北美遺址的考古學家如果使用根據二元的性所建立的簡單性別認同模型，就會碰上大麻煩。祖尼人的社會不只有兩種性別，還有像克威史第這樣人生中經歷了性別轉變的人，假如研究者出身的社會擁有穩固的性與性別二元模型，那麼他們很可能會為了找出合適方式來討論祖尼人的這類社會傷透腦筋，討論之際很難不把這些人說成違反規範、跨越性別、身為異類，或只是例外個案，無法符合兩種性對應兩種性別這個理論上自然而然的普同體系。這些社會的性別經驗能夠接納大家以多種方式展現性別化（sexed）的一面，不限於男女兩性的兩種模式，學者絞盡腦汁要認識這種性別經驗，於是不得不檢討原本討論性別的方式，也不得不反省原本預設生理性別與社會經驗之間理應存在關連的想法。

這個問題在北美格外明顯，因為大部分的民族誌記載都相當強調美洲原住民社會擁有明確的性別分工，男女兩性各司其職，工作往往彼此互補。人類學家之所以注意到有些人不能簡單套進非男即女的二元分類，往往是因為發現男性或女性從事了民族誌作者認定絕對屬於異性的活動。但是人類學家的觀察並未自動轉化成對性的二元模型的質疑，他們只是指出有些個案跨越了性別界線。重探民族誌及歷史證據以後，學者開始質疑舊有詮釋，認為不該把這些案例詮釋成交錯認同（cross-identification）、只是跨越了兩種壁壘分明的性別界線。如果要更貼近歷史敘述和民族誌描述的情況，與其用兩性的分類思考北美原住民社會的性別，不如將性別視為人類展現性別化一面的各種生活方式。

今天考古學家探討某些美洲原住民時，開始思索如何找到這些人群組織社會時的各式經驗，這些經驗讓非二元性別社會成為可能。為了找出答案，學者必須正視考古學舊有研究方法的重大問題，檢討這種先分好性別、再找出專屬於男女工作的遺留物當作證據的做法。

有些社會裡有所謂的「第三性」存在，如果歷史記載可信，那麼「第三性」會同時從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也會將男女的服飾都穿戴上身，因此男女工作之分可能根本就不成立。一群原住民學者把他們稱為「雙靈人」（two-spirit people），大家一般也跟著使用這種說法，在定義性與性別地位的工作裡，「雙靈人」的表現有時候更勝其他男女一籌。根據一個人擅長的工作所留下來的產物或遺留物來判斷這個人是男是女，有可能導致誤判，事實上這個人的生理性別根本不符合學者的模型。誤判性別的可能性是一個警訊，用二元模型指出性與性別本身太過粗糙，不是北美原住民遺址考古研究的理想架構。許多考古學家以此為契機，重新檢討了思考性與性別體系的方式，也修正他們研究考古遺址的方法。

生物考古學家珊卓．霍利蒙（Sandra Hollimon）在加州原住民的考古遺址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發展出思考性別的新方法。霍利蒙早期的研究方法是尋找男女的「印記」，找出分別對應到男性及女性的模式。因此她假設在加州原住民的墓葬，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應該會各有男性及女性的埋葬方式，同時應該會有一些人的埋葬方式和同生理性別的人不一樣，顯示他們是第三性。

然而考古證據真是讓霍利蒙如墜五里霧中。霍利蒙先閱讀了相關歷史紀錄，尋找雙靈人出現的頻率與從事的活動，據此預測雙靈人的墓葬面貌──問題是她找到的墓葬不符合預測情形。以住在加州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附近的丘馬什人（Chumash）為例，霍利蒙以雙靈男性為研究焦點，雙靈男性會收到籃子當作工作酬勞，而籃子是由女性製作的手工藝品。霍利蒙試著利用墓葬裡是否出現籃子來辨認擁有第三性認同的男性，結果卻發現男性和女性墓葬出現籃子的機率相同。霍利蒙於是領悟，墓葬分析若要有效反映性別差異，前提是生者會根據死者的性別差異給予不同待遇。只有在生者費心紀念死者生前特點的情況下，死者生理性別和墓葬方式（包括陪葬品）之間乍看的「矛盾」，才會透露出墓主性別方面的訊息。儘管丘馬什人的籃子都出自女性之手，籃子出現在女性墓葬的頻率並未超過男性墓葬。

霍利蒙找到了更有可能找出第三性男性的方法：第三性男性做的工作和大部分女性一樣，霍利蒙研究骨骼因為重複勞動而造成的損耗。她發現兩具死亡時年紀尚輕的男性骨骸，該兩名男性的脊椎關節炎狀況跟其他男性骨骸不同，但這種脊椎關節炎模式在女性身上很常見。霍利蒙解釋，這種脊椎病變源自反覆使用挖掘棍（digging stick），使用挖掘棍的勞動會對脊椎施加壓力，丘馬什人裡一般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女性。

兩名年輕男性都有這種脊椎病變，事實上他們的墓葬也出土了挖掘棍上的墜子。雖然其他男性的墓葬也可以看到這種墜子，但是男性墓葬裡只有這兩名年輕男性的陪葬品同時包括籃子。霍利蒙注意到，挖掘棍和籃子這兩樣工具都是丘馬什送葬者使用的工具，許多第三性都擔任送葬者的工作，於是將兩位墓主辨識成第三性又顯得更有說服力了。霍利蒙研究了許多墓葬，從中只找到兩位墓主可能是第三性，偏低的頻率也符合民族誌記錄的情況，民族誌作者描述過去加州原住民社會時，也鮮少觀察到第三性。霍利蒙的研究發現，墓葬的型式（儘管案例稀少）確實能夠告訴我們第三性生前的生活樣貌。

霍利蒙研究得愈深入，也就愈瞭解第三性在丘馬什社會裡扮演的角色，然而這也同時讓她開始質疑自己過去的研究方法，儘管這個方法乍看帶來了豐碩成果。

霍利蒙發現，她找到的這兩名年輕男性，其實很可能是丘馬什送葬「公會」的成員。丘馬什人過去將送葬者稱為「‘aqi」，這個字也同時用來翻譯西班牙文和英文的男同性戀。史料這裡似乎有些矛盾，有些紀錄說送葬者是較年長的女性，有些紀錄則說是第三性男性。霍利蒙最後的結論是，「‘aqi」的核心意義是送葬者，跟性別的分類或認同無關。在丘馬什社會裡，送葬者的任務是幫助死者的靈魂過渡到生命的下個階段，需要擁有特殊的靈性地位才能從事這個工作。這種特殊地位只限於性行為不會導致懷孕生子者，因此有資格擔任送葬者的，包括主要性伴侶是同性的男性、獨身禁欲者、已停經的女性。第三性男性是生理男性，不過性別認同和其他男性不一樣，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能夠勝任送葬者一職。至於已停經的女性，她們顯然是先結束了前一段時期的另一種性地位，之後才得到「‘aqi」的身分。霍利蒙還有另一項重大發現：丘馬什人可以在人生某段時期身為「‘aqi」，卻不是終生都擁有「‘aqi」的地位。丘馬什人的地位不是一種與生俱來而且永不改變的性別認同，而是按照性行為的不同類型來定義。

這個美洲原住民社會將性別連結到性向（sexuality），但他們並非單純認為異性戀性向裡雙方扮演的角色分別就是兩性。就算說有3、4種性別，分別對應到異性戀男女及同性戀男女，仍然不足以說明丘馬什人的性別觀。性別是流動的，是特定行為的結果，不是天生的主體性。性別和生育有關，但是生育並非為人父母那麼簡單。丘馬什人的創造觀更加細膩，他們認為埋葬也是生命再生過程的一環，因此送葬者在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送葬者能夠為他人中介生命的過渡期，他們的性向是這種能力的關鍵核心。

由於霍利蒙無法完整找到3種墓葬形式，找不到3種墓葬型式，這點讓她體認到，儘管民族誌作者強調丘馬什人的性及性別認同，但性也許不是丘馬什人最重要的身分認同基礎。在加州原住民社會裡，雙靈人扮演的角色還運用了大家公認他們擁有的靈性力量。性別不是永久不變的明確身分，性別是和性向相關的不同行為表現，可能會隨著人生推移而變化。

佩甘人的「男心女身」（manly-hearted women）不是戰士，不過她們展現了歷史記載裡另一種性別流動的實例。男心女身者直來直往、外向果決、野心旺盛、急功近利，為自己創造大量財富，這些一般更偏向佩甘男性的志向。男心女身者兼擅男性及女性的工作，她們的丈夫則完全跳脫了佩甘男性氣質的刻板印象：丈夫公開支持妻子，負責操持家務，不與男心女身妻子爭奪財產的所有權。男心女身妻子能夠取得「大妻子」（Chief Wife）的地位，成為一夫多妻家庭裡地位最高的妻子，她們同時也能累積財富，用一般屬於男性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公眾地位。

女戰士和男心女身者的個人生命歷程常被說成是規則的例外，但是在性別更流動、性別典範更彈性的社會裡，她們代表了我們理應預期看到的例子。即使某些領域主要是男性的天下，個別女性只要獲得身邊親友支持（不論是原生家庭或是長大成人後建立的家庭），都可以爭取在這些領域出人頭地。這種與眾不同的性別生活所留下的實際痕跡，可能出現在考古學家原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

考古學家伊莉莎白．普萊恩（Elizabeth Prine）發現，和村莊裡的其他家屋相比，北美大平原上第三性或第四性的家屋會擁有不太一樣的成員人數或比例，考古學家應該能根據這點找出第三性或第四性的家屋。普萊恩分析希達察人（Hidatsa）位於密蘇里河畔（Missouri River）的村莊遺址，試驗這個方法是否可行。普萊恩觀察已腐朽柱子留在地上的柱洞模式，發現房屋群裡有一間屋子特別小，建造方式也很特別，大部分房屋的柱子都是單柱式，這間小房屋卻是雙柱式（見下圖）。普萊恩認為，房屋較小的尺寸以及雙柱式柱子這兩點，顯示其建造者及居住者是希達察的一位雙靈人。

古代希達察人是幾代同堂住在同一間屋子，以女性為樞紐串連不同世代，男性婚後和妻子同住，未婚的兒子住在母親家裡，家裡還有母親的女兒、孫女。姊妹通常會跟同一名男性結婚，和入贅的丈夫一起住在母親的屋子裡。雙柱式房屋的尺寸較小，顯示屋子裡家庭成員較少、家庭型態不同。在希達察雙靈人建立的家庭裡，成員只包括一對成人伴侶和他們的小孩，因此住的地方可能比較小。

希達察人的這間小房屋建造方式相當特別，普萊恩認為這點顯示屋主很可能是雙靈人。希達察雙靈人是生理男性，他們和女性一起參加祭儀，分擔生理女性力氣不堪負荷的粗重工作，包括搬運儀式用的巨大柱子。普萊恩認為，雙靈人的工作也包括搬運建造木架土屋（earth-lodge）用的柱子，而這間特殊小屋的雙排柱子可能也蘊含了特殊象徵意義，和希達察人認為雙靈人具有的「雙重性」有所連結。普萊恩的分析闡釋了我們可以用哪些方式「看見」性別的多元性，見諸第三性的家庭、祭儀、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證據。

研究北美原住民社會的考古學家無法提出簡單模型，讓大家依據特徵把人二分成男性或女性。為了理解歷史記載和民族誌文本裡性別不限於二元對立的描述，學者必須重塑性別觀，將之視為連續性的變化，不再按照非男即女的明確類別把人分成兩類；人人都可以就某些行為和他人比較，坐落在連續光譜的不同位置。

可以將人彼此區分的因素不勝枚舉，有些和生理性別有關，不過身分認同的特徵也會交錯重疊。性與性別的地位是否重要，端視脈絡而定。不同人的行為舉止不是既存分類的顯現，而是用來表達、生產、也再生產自己相對於他人定位的方式，而且這種定位可以改變。這些人生活之中真正在意的社會區別，未必符合我們基於當代社會生活經驗做出的猜想推測。

《如何考古，怎樣思考：性別觀點如何撼動考古學》，羅絲瑪莉・喬伊絲（Rosemary A. Joyce）著，林紋沛、陳毅澂譯，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