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青年支援或繭居支援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是配合「男主外，女主內」的小家庭模式。支援前提是，父親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母親具有一定的教育能力。支援期間，由父親擔任家中經濟支柱，當子女與家人失去溝通機會或彼此起衝突，則由母親居中協調，改善家人關係。這種支援方法的流程是重建家庭關係，由家人建議繭居狀態的子女接受支援，最後本人接受支援，逐漸自立（圖表4–5）。

對於家屬而言更是如此。一旦認定只有一種標準答案，遇上挫折容易以為錯都在自己身上。「父母變了，孩子也會跟著變」這句話，成為束縛家長的緊箍咒。當子女陷入繭居狀態，家長不禁自責：「是不是我這個爸爸（媽媽）哪裡沒做好？」這種想法推動家長「這時候更應該盡到做父母的責任」，開始反省自己過去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不夠關心孩子，更是想盡辦法重新建立圓滿的家庭。然而實際上，父母愈是擺出「好爸媽」的態度守護子女，孩子可能愈是覺得家裡待不下去。單憑家人支援，反而可能錯失藉由與社會接觸而邁向自立的多條道路。

如今，孤立小家庭已經無法在當代立足，時代造成的極限逐漸浮現眼前。然而現代社會也描繪不出嶄新的家庭樣貌，於是家長誤以為學習這種小家庭模式、投注心力於育兒上便能解決問題。支援人員往往也習慣要求家屬一起解決繭居問題。然而這種小家庭模式終究無法克服現代的繭居問題與80／50問題。

事實上，改善育兒方式並不等於繭居支援，究竟該怎麼做才能擺脫這樣的觀念呢？既有的方式是父母反省親子的溝通方式，並協助子女接受支援，這等同於重新體驗「育兒」的過程。倘若子女尚未成年，協助他們走出家門、邁向學校、培養自立自強的能力再自然也不過。可是當子女已經成年、有過工作經驗，甚至已經邁入中年，原有的支援方式往往不適用。繭居狀態者所期盼的，或許不是家屬「改善育兒方式」，而是滿足自己身為一名「成年人」的需求。

思考繭居支援時，若想真正改善狀況，不但需要靠家屬協助繭居子女，子女本人也必須擺脫繭居狀態，才能自立自強，而不是只有本人需要援助，家屬照舊過日子。然而大家逐漸發現，如此一來不僅本人受到束縛，家人也一併陷入困境。

精神疾病患者與精神疾病和平共處，懷抱希望，實現自我，重拾充實人生的過程稱為「復原」。根據這個概念，繭居狀態者與家屬都逐漸恢復繭居狀態時放棄的生活，才是解決孤立問題的捷徑。因為有孤立風險的不僅是繭居狀態的子女，還包括家人。思考繭居支援的目標時，可以設定為預防全家陷入孤立無援，恢復原本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所謂的「復原」。

此外，過去的繭居支援順序是「家人→本人」，基本方法是「藉由改善育兒方式，呼籲子女走出繭居狀態」。然而成年子女對父母的期待真的是改變育兒方式嗎？家屬真的有餘力重新育兒嗎？因此，範圍更為廣泛的「復原」與預防孤立較容易為陷入繭居問題的家庭所接受。不消筆者多說，走出繭居困境絕非易事，對於一家人而言，每一步都很沉重，因此擴大支援的目標範圍有其必要。

相較於既有的繭居支援是以「案家」為單位，支援順序是「家人→本人」，而所謂「多方支援家屬」是以「個人」為單位，解決這個家庭中每個人的需求（圖表4–6）。這種支援方式足以引導出全方位協助個人的各類支援項目。

一般人對於「自立」的印象是：凡事不假他人之手，獨立生活。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所中心的小兒科學者熊谷晉一郎提倡的卻是「分散依靠對象的自立」。熊谷本身罹患腦性麻痺，他打破一般對於自立的偏見，認為自立是把依靠的對象從家庭擴大到外人。

「不想給他人添麻煩」代表依靠的對象範圍縮小在家庭之中，整個家可能因此陷入疏離孤立。有些人或許覺得家人同心協力才像是邁向「自立」之路，可是家人總有一天會年老體衰，離開人世。每減少一名支撐家庭的成員，代表重擔落在其他家人身上。明明目標是「自立」，卻可能造成特定成員被迫承擔依賴。與其如此，不如早日與他人建立關係，增加家人以外可以依靠的對象。

第三章的「蒐集資訊與提供支援選項」（圖表3–1）顯示出繭居狀態者與家屬的各項需求。這種支援方式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是以構成家庭的「個人」為援助對象。

過去支援端把繭居子女的父母定位為「案主的家長」。這些父母也習慣「以子女為優先」，沒有餘力思考晚年生活該如何安排。然而即使子女需要照顧，父母也必須考量自己「即將邁入古稀之年或杖朝之年」究竟有何需求。積極滿足父母的這些需求也有助於向外公開家庭情況。稍微解除身為家長的責任束縛，正是所謂的「復原」。

其實子女本身也受到「子女」這個角色所束縛，例如練馬區殺人事件，遇害的長男曾在社群媒體發表意見，主張「爸媽既然擅自生下我，就該對我負責到人生的最後一秒」。有些子女雖然並不甘願與父母同住，然而一旦無業或處於繭居狀態，由於沒有父母以外的對象可以依靠，只得繼續執著於親子關係的框架，最後招致無可奈何的結果。

咸認生活在先進國家的年輕人基本上食衣住無虞。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為例，這些年輕人的基本需求都已經獲得滿足，只是保障其需求的人多半是父母。尤其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小家庭，是由父親的經濟能力保障全家人的生活，正如「維生工資」（Subsistence wage）的字面意義，扶養妻兒所需的費用皆由父親隸屬的公司等組織所保障，因此這個家庭的女性和年輕人即使欠缺經濟能力，也不會被視為「貧困」。生活受到保障的是身為戶長的父親，而非妻子或子女等個人。

實際上有些家屬曾經收到「不應當向繭居女子提到金錢或家計問題」的建議。這是因為上述小家庭所屬時代認為，應該提供受教機會促使孩子自立，而非以經濟問題刺激他們。我也聽過一種說法是，現代年輕人生活富裕，賺錢這種理由無法打動他們，應當提供獲得他人認同的機會，利用「自我實現的需求」驅使他們採取行動。然而這些提案的前提還是仰賴父母保障生活基礎。現在的支援選項應當加入擺脫家庭，自立生活。

即使是繭居狀態者也能藉由保障生活的自由與責任，恢復原本與外界的關係。例如領取身心障礙年金促使自行判斷如何使用金錢，不再只是單方面接受家人的照顧。

日本社會一般認為無法自立的子女應由父母保障經濟等生活基礎，導致日本缺乏協助青年自立門戶的經濟支援體系與保障居住權的制度。現在正應當藉由正視繭居問題與80／50問題，認真思考如何建立社會體系，促使年輕人得以獲得自由並負起責任。

然而實際上，大多數家有繭居子女的家長排斥孩子以這種方式「自立門戶」。他們腦中描繪的自立門戶是子女有能力賺取生活費，而非接受社會福利補助。這樣的想法背後隱藏一個理由──由家庭支持孩子，直到他們完美自立，無可挑剔。反之，倘若無法做到完美自立則偏向「完全交由家人來保護」。

但是，家庭中的人際關係不見得總是溫馨美好，許多時候需要家人互相扶持，一同克服。若發生家庭暴力等事件，必須提供全方面的支援，例如父母或兄弟姊妹離家另住；協助繭居狀態者尋找住處，獨自生活。當繭居狀態者收入不足，可建議對方利用社會福利、申請低收入戶補助等。

換句話說，繭居支援也應當把協助親子分開生活這個選項納入考量。實現這種支援方式，必須由支援端多方蒐集個人資訊；家屬不再為了解決孩子的繭居問題而執著於各自的角色，也就是「復原」的概念。

關於如何判斷家屬守護已經瀕臨極限，精神科醫師齋藤環列舉三大標準──「金錢」、「壽命」、「暴力」。

首先分析「金錢」。日本政府提供給生活貧困者的最後一道安全網是「低收入戶補助」。當個人可以使用的現金等資產和勞動力等所有資源用在生活費上也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便能申請低收入戶補助。申請時，地方政府會調查個人收入與資產，確認其他家屬「能否扶養申請人」。日本的《民法》規定「親子、夫妻、兄弟姊妹」有扶養義務。儘管受扶養權利者有數人，扶養義務則有親疏遠近之分，「連一片麵包都得分著吃」的扶養義務僅限少數。家長在子女成年之前必須提供「和自己相同程度的生活水準」，等到子女成年之後則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為優先，有餘力再扶養子女即可。

日本的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規定，必須符合繳滿規定期限等條件，才可於年滿65歲時開始領取。法律規定無力繳交保費時可以申請減免，例如子女無業等情況即可考慮申請。

至於「壽命」，長照保險制度的目的是，當受保人因高齡而罹患身心變化所造成的疾病，並導致入浴、排泄、進食等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時，便給付所需的照護服務。本書也介紹了父母利用長照服務促成子女獲得外界援助。家長因為自己邁入晚年，積極使用長照服務也能避免全家陷入孤立。

日本在1990到2010年代之間出現許多新名詞，例如想結婚的「婚活」、想完美結束人生的「終活」、想懷孕的「孕活」，以及想把孩子送進公立托兒所的「托活」。無論是結婚、生子還是托兒，都不再像過去那樣順其自然，必須做出抉擇，採取行動，否則無法實現。

然而，想要建立何種家庭與如何生活，個人真的有選擇的自由嗎？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的確日益多元化，選擇的前提卻一點也不平等。大家看到虐童事件總會感同身受，正是因為孩子無法選擇父母。日本政府儘管速度緩慢，還是慢慢建立起保護兒童的體系，好讓這些出生於不幸家庭的孩子也能安心生活。

回想起1990年代，相信不少人都認為：「父母怎麼可能虐待自己的親生孩子？日本一定沒有嚴重的虐童問題。」然而日本的《防止兒童虐待法》成立於2000年，同一年成立的還有長照保險制度，這代表一般認為家務事的育兒和照護都需要行政支援。這30年來的時代變化緩緩推翻了過往的常識。

過去鄰里互相扶持，大家都是當地社會的一分子。現在則逐漸轉換為小家庭，家務事不容他人置喙的價值觀也因而普及。這種家庭型態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然而，小家庭不是只有家人相互扶持，真正從各方面支持家庭的，其實是戰後以企業為中心的社會，而現在企業已經無法保障員工的生活。無論是育兒還是照護，單憑家屬個人負起責任可能導致家庭瀕臨「極限」。日本政府因此記取教訓，建立了各類社福制度。

80／50問題正是時代變化中乏人關心的一塊。這些家長視戰後形成的小家庭為理想的家庭型態，並依此養育子女。他們早在政府建立育兒支援與青年就業輔導等支援體系之前便當上父母，「子女獨立是父母的責任」的觀念在心中根深柢固。如今，父母被送進長照機構與銀髮族離婚都已成為常態，因此對子女灌注親情、負起責任，可說是家庭中最後一塊不容他人侵犯的聖地。

在此情況下，愈來愈多家庭因為親子只能彼此扶持忍耐，最後一家人的體力與金錢耗盡而一同倒下。現在不僅得拯救每一個瀕臨極限的家庭，還得思考何謂符合新時代的家庭型態。

過去的繭居支援與青年支援都以戰後的小家庭模式為前提。這種家庭觀念鼓勵子女依賴父母，等到子女成長之後要求他們以父親或母親作為學習典範，賺取足夠的薪水以自立門戶。所謂的自立指的是失去雙親建立的生活基礎，自己養活自己。

然而經濟能力不足以自立門戶時，就算和父母同住造成嚴重的心理負擔也無法搬離原生家庭。父母看似渴望尋求外援，其實還是想自行支援子女。倘若強迫子女一定要自己建立新的生活基礎，自然會陷入孤立無援。

在此情況下，小兒科學者熊谷晉一郎針對自立的觀念提出嶄新的建議：增加依靠對象。這個建議隱含許多提示。正因為可以依靠的對象有限，才會導致家屬撐到極限，最後發生悲劇。勉強孩子自立自強卻無人可依靠，最後遇上問題只會落得孤立無援。家庭不仰賴其他社會網絡，單憑自己的資源生活也可說是一種孤立無援。

有一個名詞叫作「依賴共生」，又稱為「共依附」（Codependency）。周遭的人過度支援需要協助的人，反而妨礙本人自立。本書特意不使用「依賴共生」一詞，不過相信許多人看到這些家長無法放棄身為父母的責任，持續養育子女，第一個想到的應該就是這個名詞。教育評論家尾木直樹指出，現在十多歲的孩子愈來愈少出現反抗行為、許多孩子進入青春期還是和父母一起洗澡，這些情況可能都出於「依賴共生」。

然而批判家庭內部的依賴共生關係無法解決問題，會出現這種情況正表示現代社會缺乏家人以外可以依靠的對象。與其煩惱無法自立，結果陷入孤立，不如增加家人以外可以依靠的對象，從瑣碎的煩惱開始分享，一起思考解決的點子。

數十年後回顧發生於川崎市與練馬區的慘劇時，筆者期盼這兩起事件已經成為跨越家庭束縛、創造新家庭觀的契機，不再出現任何全家一起倒下的悲劇。

由於家有繭居子女，父母自行放棄享受生活，有時甚至甘願承受孩子施暴，明明已經邁入高齡卻無法思考該如何安排自己的晚年。在此想再次重申，為了提升繭居狀態者與每位家屬的生活品質，考量支援方案之前必須蒐集關於整個家庭的資訊。

明彥曠職又欠繳房租，後來由父親畠山昭吉（化名，80多歲）帶他回老家。母親一繪（化名，80多歲）患病需要人照護，全家人都承受巨大的壓力。

明彥大學畢業後在首都圈找到工作，開始獨自生活，幾乎不曾與家人聯絡。

出社會工作3年之後，父親昭吉接到陌生公司打來的電話：「您兒子沒來上班，請問發生什麼事了嗎？」由於對方提到的公司名與明彥之前說的完全不同，他想向兒子確認卻又一直聯絡不上。打電話到原本從兒子口中聽到的公司，這才知道原來他早就離職了。

昭吉擔心起來，於是造訪明彥住的公寓，打開門的是髮長及肩的兒子。原來他進公司後經常犯錯，失去自信便離職尋找新工作，而且不斷重複這樣的生活。現在則是拒絕上班，又拖欠房租，隨時可能被房東趕出家門。夫妻倆判斷兒子無法繼續獨自生活，結清房租後把他帶回家。

昭吉前來找我商量時，膝蓋罹患嚴重的類風濕性關節炎，必須撐著枴杖才能行走。他表示希望透過我的協助，讓陷入繭居狀態的兒子能夠自立生活。

明彥當年剛回家時，很有心要找工作，卻屢屢碰壁，不被錄取。有一天，他突然像斷了電的機器人，再也無法從被窩中起身，生活作息也變得日夜顛倒，只有吃飯時才會離開房間，醒著的時候多半躲在被窩裡。昭吉看不下去，斥責兒子，最後兩人扭打起來。此後明彥看到父親不再開口，這種情況已經持續20年以上。

家中會和明彥聊天的只有母親一繪，兩人的關係較為融洽，明彥有時還會陪她出門購物。然而去年母親罹患癌症，切除病灶後，預後狀況不盡理想，現在仍舊持續接受抗癌藥物治療。

和癌症病魔搏鬥以來，一繪無法像過去一樣顧及家事。明彥雖然也會幫忙，卻總是半夜出門購物，大概是因為見到父親很尷尬吧？而昭吉也忍著腳痛做不擅長的家事，負擔相當沉重。家中環境不知不覺變得凌亂不堪，也令昭吉煩躁不安。

我之後造訪畠山家，想了解更多詳情。踏入家門卻發現玄關堆滿打包好的垃圾，臭氣沖天，客廳地板上處處是一疊疊小山似的報紙，文件、廣告傳單、藥袋四散在桌上。昭吉向我說明家中情況：「這裡的東西其實都是要丟掉的，但是丟了兒子又會生氣，說這些東西都很重要，他要留著。你去看看他的房間，比這裡還誇張！」

我想聽聽明彥的說法，於是請昭吉代為請他露面。明彥無視於父親的呼喚，昭吉則拼命想把沒反應的兒子從房間拉出來。然而勉強繭居狀態者向外求助，容易招致反效果。我於是寫了一封信，連同公司的刊物一併放在他的房間門口就離開了，以免造成他的心理負擔。

昭吉之後打電話來：「你那天離開之後，兒子沒再大吼大叫了。他也沒把你的雜誌丟到垃圾桶，大概自己心裡也有些想法吧！現在最辛苦的是內人，抗癌藥物治療可能得增加次數，每次治療都得住院。也因為醫療費暴增，現在家計負擔很沉重。」昭吉打算把房子和自己收藏的骨董統統賣掉來支付醫藥費，講話也開始變得前言不對後語。

為了確認一繪的治療情況，我和醫院社工一起拜訪昭吉，因為畠山夫妻的情況或許符合減免醫藥費的條件。社工任職於目前一繪接受治療的醫院，他表示療程需要一段時間，醫藥費隨著時間拉長而增加。我說明畠山家的經濟狀況後，社工馬上確定可以減免醫藥費，立刻為一繪申請。不僅能拿回之前支付的部分醫藥費，今後的醫藥費也會控制在一定額度。

昭吉向我們表示：「我在醫院走廊上看到宣傳海報寫著：『如果無力支付醫療費用，歡迎隨時找我們商量。』我一直以為那是家境貧困的人才需要的制度，跟自己沒有關係，原來我家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淪落到這個地步了。」

然而一繪的醫藥費才減免沒多久，又換成昭吉出事了。他想拿吊櫃裡的調味料，結果在椅子上沒站穩，一個不小心跌了下來。幸運的是並未骨折，但不幸的是由於過於疼痛，必須以輪椅代步。和主治醫師商量後，他決定申請長照保險的居家長照服務。而就在此時，明彥的行動出現變化。他本來都躲著昭吉生活，現在則會顧及父親必須以輪椅代步，有時主動招呼他。

明彥後來告訴我下定決心和我見面的原因︰「有一次我翻了我爸放在餐桌上的存摺，發現存款數目比我想像的少很多。當下我質問我爸，他突然哭了。他平常總是怒氣沖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淚。我才知道，我家真的是『撐不住』了。」眼看著家人日漸疲勞，家計也日益困乏，明彥的心境出現變化。他自己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開始思考向外求助。他表示如果沒有家人和周遭的催促，也許會導致最糟的後果。

後來明彥加入依據《生活貧困者自立支援法》成立的職前訓練「就業準備支援事業」。當地地方政府安排的職前訓練是，每週去長照機構打掃幾天，先調整作息，重新習慣白天活動，同時學習如何與機構職員溝通，以便日後進入一般企業就業。

明彥參加了幾週的清掃活動，然而久違的外出累積了許多壓力，有時會曠職。昭吉因此責備他，兩人又發生衝突。昭吉近來心情起伏劇烈，可能是因為必須仰賴輪椅移動，無法像過去一樣自由行動。貼身照護的長照人員表示開始出現失智的症狀。

面對80／50家庭，有待解決的不僅是子女陷入繭居狀態，還有父母各自的身體狀況、家中經濟拮据、居住環境惡化等多重問題。家中支柱為了全家孤軍奮戰，一旦筋疲力竭而倒下，難保整個家庭不會一起垮。支援端該做的是，視整個家庭為一體，依照問題的緊急程度逐一解決。此例個案正是親子各自煩惱卻也一同摸索穩定生活的辦法。

《80／50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川北稔著，陳令嫻譯，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