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巴奈．庫穗（Panai Kusui）離開凱道的的抗爭現場，來到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小演唱。現場約30多位觀眾大多是報名兩天一夜「亞泥天坑小旅行」的外地人，身兼領隊的巴奈是這麼說的：「我帶你們來『玩』，帶你們來看他們的痛苦啊，我自己的感覺沒有很好受。」

「他們」指的是住在亞泥礦場正下方的Ayu部落族人。自救會長田明正在家門前掛起「反亞泥，還我傳統領域」的紅布條，為了這群遠道而來的旅客，田明正暫停手邊農事張羅眾人餐點：盛產的洋蔥拿來涼拌，南瓜切絲下油鍋炸，大蒸籠裡有自己種的地瓜、玉米，趁著清晨去採收的鮮嫩綠竹筍，回來煮成雞湯。「與反亞泥自救會互動，親身體驗住在礦坑下的感受」是此次天坑旅行的主要目的。

演唱會當晚來了一些自救會的太魯閣族人，但顯然還不夠多，因為大部分的族人都被吸引到對街的活動中心，民意代表也都往那裡去，慶祝當地教會牧師娘80大壽，席開數十桌吃喝歡聚，台上還有歌劇表演，高八度的詠嘆調，透過專業舞台音響，像台坦克往這邊壓過來。只有一把木吉他的巴奈越唱越吃力：「我卑微地，卑微地，幻想；撐，一片天，撐，一個夢；爭，一個希望，爭，一個尊嚴。」

兩邊聲量的強弱對比，像是部落現況的隱喻，主張亞泥關礦的自救會勢單力薄，大多數族人40多年來和亞泥有著盤根錯節的共生關係。自救會幹部洛金．尤道說：「牧師娘的兒子是亞泥的正式員工，在部落會議他出來嗆，說要發展經濟。」

亞泥的敦親睦鄰方案包括出資修繕老舊的教堂，資本家的手也伸進在地各種文化協會，成立協會復興原民編織、木雕文化沒什麼不好，然而經費的活水源頭大多來自亞泥，洛金．尤道無奈地說：「我們抗爭的同時，他們成立一個又一個協會，隨便弄個名目譬如母親節要辦活動，就可以申請經費，抗爭當下亞泥也十分樂意贊助。」

隔日一早，旅行團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德卡倫步道口集合，往上爬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即可從河對岸晀望被斷頭的新城山，40年來從原本的776公尺開採到200多公尺，剷掉相當於一棟101的高度，整座山頭被削平，再往內挖成碗狀，是為「天坑」。

爬山這天剛好是6月10日，齊柏林逝世一周年，沒有直升機，眾人用雙腳和汗水讓自己緩慢上升。入山懷虔敬之心，先自報家門拜碼頭，領隊的自救會長田明正說：「以前會帶酒灑在地上，告訴山神我是誰來自哪裡，來的目的是什麼，希望一切平安。」另一位嚮導洛金．尤道打趣地補充：「現在不帶酒上來了，他們也怕酒駕呀，我們這邊罰18萬，他們那邊可能更多！」

2017年因為齊柏林之死，新城山礦權又一次20年展延（2017至2037年）的爭議被推上浪尖，歷經21萬人連署撤銷亞泥展延，以及去年6月底上萬人上街頭，洶湧民意驅使總統蔡英文做出礦業改革承諾，7月《礦業法》隨即排入立法院臨時會期。

一年後，新城山礦場仍持續開挖，即使在今年2月花蓮大地震餘震不斷時也沒有停止。《礦業法》修法進度遠遠不如預期，今年4月才排入經濟委員會議程討論，經過10次以上的審查，好不容易在5月30日送出經濟委員會，還需由召委廖國棟召開朝野協商，接著才是二讀、三讀通過。

修法的一大重點，在於《原住民基本法》第21條能否納入《礦業法》──原住民可透過行使諮商同意權，要求開礦者必須先讓部落完全了解開發狀況，經過部落同意，才能動工。全台246個礦區，有196個位於原住民傳統領域，諮商同意權能否行使，對原住民族影響甚鉅。

《原基法》第21條的「諮商同意權」成了修法卡關所在，礦務局主管機關經濟部寸步不讓，次長王美花說：「國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採礦要原住民同意！」

本身也具原民身分的經濟委員會召委廖國棟，在草草召開一次朝野協商後，表示後續還需召開公聽會凝聚共識。在7月6日上個會期結束前，在兩個會期都被列為優先法案的《礦業法》，再度虎頭蛇尾、無疾而終。

修法遙遙無期，早在2016年11月7日由政務委員張景森、林萬億召開的行政院內部會議，早已幫亞泥解套：「礦業權展現階段不須踐行《原基法》第21條。」有了政委的背書，亞泥隨即在11月15日申請新城山礦場20年的礦權展現，隔年3月核准通過。

《原基法》在2005年公布施行，為制定基本原則的母法，欲實際落實仍須制定子法來配套，否則《原基法》就是徒具精神意義，沒有實質效果，謝孟羽說：「行政機關根本沒有人要理！」

11年過後，2016年才訂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以下簡稱《諮商同意辦法》），諮商同意權該如何施行才有了譜。

然而即使總統道歉、原民會背書，仍不敵一紙行政命令──政委在同年11月召開行政院內部會議，決定亞泥的礦權展延不必踐行諮商同意權。謝孟羽說：「既然已經訂了《諮商同意辦法》來落實《原基法》21條，就已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用較低層級的行政命令來否定法律。」

《諮商同意辦法》通過後，已經有礦業公司在開發前完成部落諮商同意程序的例子。2016年7月，台東向陽礦業欲在海瑞鄉開採雲母礦，由當地利稻部落召開部落會議，部落共61戶，35戶過半數的家戶代表出席，其中34戶同意通過。在完成知情同意程序後，在隔年7月才接著環評審查。

開挖超過半世紀的新城山礦場不但免環評，在政委的背書下，也不必踐行諮商同意權。為何獨厚亞泥？只因為亞泥是舊礦權的展延，目前《礦業法》行政院的修法版本，諮商同意權排除了礦權展現階段，不但無法溯及既往，重新檢視從前侵占原住民土地的不義，舊礦的礦權無論展延了幾個20年，當地原住民皆無置喙餘地。

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專員黃靖庭說：「現在台灣的礦場已經飽和，再起新礦的機會不多，只對新礦來做諮商同意權，根本沒有實際的作用。」

黃靖庭也指出，諮商同意權最大的問題是不依法行使也沒有罰責，所以才希望在《礦業法》修法中明訂罰責：「東海岸的許多開發案，我們去問原民會，那個地區是不是原住民傳統領域？要不要踐行諮商同意權？原民會發現的確是，才發公文給開發單位，說要踐行《原基法》第21條。但即使部落會議結果不同意開發，那麼按照《原基法》就不能開發，但開發了也不會怎麼樣呀，現行法令不會有任何處罰。」

「諮商同意權」沒有罰則無法真的落實，《礦業法》修法也還沒有譜，然而在今年2月亞泥主動釋出善意，發出新聞稿說要進行諮商程序：「願意透過『原基法第21條』的精神，以最大的誠意，由當地玻士岸部落進行諮商程序。」

新聞稿中的對口團體是「玻士岸部落會議」，玻士岸部落在2000年核定通過，並在2017年11月11日召開第一次部落會議。

當初推動玻士岸部落會議成立的副總幹事邱寶琳說：「如果你問我是不是跟亞泥有關，當然有關。但是我更清楚，部落會議不是只有處理亞泥議題，是為了這個族群未來永續，或者能夠站起來、組織起來的一個平台。在現有的法令制度限制之下，亞泥議題可以用部落會議做一個管道重新去發聲。」

部落會議似乎讓糾結難解的亞泥議題出現一線曙光，然而實際住在礦山下的Ayu族人卻不這麼看。田明正說：「核定的時候鄉公所也沒來說明，就把6個小部落綁在一起變成一個大部落。部落會議應該是每個小部落各自去成立，要回到自己的土地、文化以及傳統領域，而不是用大部落會議的多數決來夾我這個小部落。」

謝孟羽說：「《諮商同意辦法》限制只有法定部落才能成立部落會議，但現行法定部落與實際部落的落差過大，要能籌組合乎《諮商同意辦法》的部落會議是有相當難度的。縱使克服萬難，成立了部落會議，部落對於《原基法》第21條的同意事項也僅能被動的『被徵詢』，無從主動出擊。」

玻士岸Bsngan大部落包含6個小部落，共510戶：德卡倫Dgarung（20戶）、落支煙Rowcing（100戶）、大同Skadang與大禮Huhus（120戶）、中富世Ayu（50戶）、可樂Qrgi（220戶）。依據《諮商同意辦法》，部落會議的議決同意事項「以部落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贊成，為通過」。

看似民主的制度，卻有重重關卡，首先是過半數家戶代表出席的高門檻，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黃靖庭說：「很多部落會議是無效的，因為族人大多在外地工作，叫不回來投票，經常出席過不了半數。」而「家戶代表」是由一戶中的誰出來代表投票？如果家戶中有不同意見呢？勢必紛爭不斷。

專屬原住民的法律，架構仍是西方現代思維下一人一票的齊頭式「民主」。在玻士岸大部落中，可樂部落的戶數就佔了近一半；而自救會所在、位於亞泥新城山礦場正下方的Ayu中富世部落，卻只佔十分之一，如果進行諮商同意權的投票，在人數上屬於絕對劣勢。

自救會一開始就拒絕加入玻士岸大部落會議，田明正說：「『玻士岸』本來是我們這個部落的名字，結果被他們拿走去當大部落會議的名稱，我們只好改名叫Ayu。」

Ayu在族語裡是「從旁邊經過的水」，溪水切開山谷，從前族人住在山腰的台地上，往上可深入密林狩獵，往下可整地耕作，靠山吃水，與自然和諧共生。當亞泥來了之後，原本居住的台地蓋起水泥輸送帶，居民被迫往下遷到馬路旁。對於自救會而言，Ayu不再帶有美麗的意象，反而是大雨後恐懼的來源，上方開挖多年的礦場早成了山崩地滑的地質敏感區，夾住部落的是兩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再也不是什麼和諧共生的河流。

自救會幹部鄭文泉說：「亞泥挖礦把這個地區的水文都改變了，每次下大雨，水從礦山上下來，匯流到我們這裡淹大水，最急迫要解決的是我們這些住在礦下的人，對於地形被亞泥徹底改變的恐懼。我們希望亞泥先做到資訊透明，如果礦山發生什麼崩裂，礦下部落希望同步知情。但亞泥說他只負責礦區內的安全，說我們屬於礦區外，他只會協助鄉公所去做一些崩山的清運處理。土石流還不是他造成的，但他卻不肯做得更多！」

2017年3月經濟部通過亞泥礦權展現後，鄭文泉就開始推動另一個部落會議，從玻士岸大部落獨立出來，獲得Ayu部落裡9成的人同意，目前申請資料已送到花蓮縣政府，最後還要送原民會核定。他說：「我對這個事情很樂觀，應該很快就有結果。」

「Ayu部落受到亞泥8成以上的影響，首當其衝，其他2成影響才是玻士岸的其他部落。成立我們自己的部落會議，一來我們的主體性要出來，在與我們最切身的亞泥諮商同意權，不必再看其他部落的臉色。二來自救會不像部落會議是法定組織，之前亞泥總是繞過自救會去找玻士岸部落，通知都不發給我們。Ayu部落會議成立後，他也必須對我們進行諮商同意，」鄭文泉說。

問題來了，如果亞泥真要踐行諮商同意權，那麼就有兩個關係部落，如果一個部落同意，另一個部落反對，一比一的情況下，到底要算同意或反對？

謝孟羽說：「這兩個部落可以一起開會，還是算總人頭；也可以分別開會，但是如果一個贊成一個反對，目前法令上也沒有講要怎麼解決。」

與制度的拉鋸，和亞泥的對抗，艱困的程度，或許還比不上部落本身的裂解。

已成立的玻士岸大部落會議，以及以自救會為主體、正準備成立的Ayu部落會議，各自站定立場。Ayu主張礦山下的居民才有同意權，覺得只談回饋金不談關礦的玻士岸「親亞泥」，和亞泥走得很近；玻士岸這方則覺得Ayu只是一味抗爭，敵我分明，不顧有許多族人需要亞泥這份工作養家的既定事實。

藉由矛盾，也利於資本家進行分化。

第一次玻士岸部落會議舉辦後不到一個月，11月22日亞泥舊礦權到期，隔日23日礦權又一次展現到2037年，自救會成員封山堵住進出礦場的道路，卻沒有得到更多村民支援，以至於無法持久。封山當時，玻士岸部落會議主席田欽賢接受訪問說：「他們用停止開採的行動，這個是不代表我們富世村民的需求自救會，他應該要坐下來，跟我們全富世的村民坐下來，我們要需求的是什麼，當然我們跟亞洲水泥是同存共榮的。」

Ayu部落會議發起人鄭文泉說：「我們並不是要亞泥馬上停採關礦，而是亞泥並不能這樣20年又20年又20年無止盡地挖下去，必須要提出關礦時程以及轉型計畫，協助員工轉業，也復育殘破山頭。但亞泥一直對外講因為自救會抗議，所以亞泥會倒，害員工沒工作。造成族人間發生很大矛盾，也產生猜忌。」

回溯過往歷史，亞泥和秀林鄉公所聯手，以誘騙、偽造文書方式取得太魯閣族人的「土地使用權利拋棄書」，並由當時的省政府原民會辦理耕作權塗銷，以此塗銷了212筆耕作權，其中包括可樂部落的土地。在1990年代曾發起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抗爭的靈魂人物田春綢即來自可樂部落。

以自救會為主體的Ayu部落會議獨立出去，但玻士岸的大部落會議中，仍然有與Ayu地域重疊的中富世部落，在組織章程架構下已選出代表。因為部落的裂解，宛如多頭馬車拉著亞泥這個糾結難解的龐然大物，一方說要往東，另一方要往西，以至於原本應該集結起的各股力量便就此消散掉。

兩股力量的不相容，也顯現在三方會談的合作中。

去年12月28日，蔡英文在第四次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會議中，指示召開政府、亞泥、部落的三方協調會議。在今年3月25日以及7月21日已分別召開了2次三方會談。會談由原轉會主持，政府方有經濟部長等6人，亞泥方有總經理等6人，族人方則包括玻士岸部落會議幹部以及反亞泥自救會成員等6人。

邱寶琳是代表玻士岸的這方，對於沒有法源依據的三方會談，他認為仍有可行之處：「現有法令雖然還沒有準備好，但有這個空間正在運作，是否可以把它條列化，變成將來《礦業法》或原住民法律修法依據。」

「Truku最重視的是真相，亞泥議題可以街頭抗爭，這是一種方法，因為族人知道真相。但是另一套方法，國家給你這個空間去做真相調查，我就趕快去做，告訴人家真相真的是這樣，把原轉會的背書（指三方會談）告訴人家，我們就有這個基礎去和解，而不是一定都要走街頭抗爭。」

代表自救會的田明正則憤憤不平地說：「三方會談我們其實連一方都不算，只能算半方。」他並質疑：「政府當年也是不公不義的幫兇，秀林鄉公所幫忙亞泥塗銷耕作權，省政府原民會幫忙亞泥來對居民提告，但現在三方會談政府變成裁判，好像沒有他的事情。不應該是三方，應該是兩兩會談，第一由政府跟亞泥談後續的關礦轉型計畫，第二由政府跟我們談當年的詐欺侵占是否能有轉型正義。」

不甘只是坐下來談，自救會仍然不放棄各種抗爭機會。6月26日，亞泥舉辦股東會，自救會凌晨3點就搭上遊覽車，經蘇花公路一路顛簸上來。一個民間企業股東會，抵達時已有大批警力擋在門外，有族人帶領唱起戰歌：

亞泥股東會中，對於外面自救會的抗爭，有人問：「這些人和亞泥有沒有關係？」徐旭東答：「這些人不是亞泥礦場下的居民，和亞泥一點關係也沒有。」他並提到亞泥和花蓮當地的族人已有良好溝通，總經理李坤炎就像族人的家人一樣，「他去跟他們談判時，穿的是山地裝，戴著也是山地人的頭飾。」

真正需要溝通的「山地人」被層層警力阻絕，在炎夏烈陽下曝曬，田明正說：「我們是地主，我們才應該是最大的股東，結果被擋在外面進不去。警察叫我們冷靜，但我在礦場下痛苦了40年，我怎麼冷靜得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