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持續讓研究中國的人士跌破眼鏡；從一開始「諸侯圍伺」的弱勢走到集權力於一身，到連續10年的鋪陳、整肅與擴張權力後，不但突破了連任門檻，更一舉打破了過去40年來鄧小平留下的集體領導制度，國際輿論更諷刺為「習近平的登基大典」。

習近平幾近皇袍加身的無上地位，讓許多海外的觀察家錯愕再三，但對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而言，研究中國超過30年，他很早就看到中共體質結構的問題。1990年後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正好遇上鄧小平改革開放，他成為了台灣早期進入中國田野研究的學生之一。他與他的老師，即研究中國政治的漢學家、哥大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也經常前往中國田野。和朋友在1993年合作拍攝紀錄片《台胞》時，吳介民還意外在美國採訪了習近平的同學、當時在中國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劉鶴（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在天安門事件後5、6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去中國做田野，他記得，樂觀的黎安友曾相信雖然六四血腥鎮壓，但中國仍有機會和1980年代的台灣一樣、很快迎來民主化；但吳介民等一眾學生卻常跟老師辯論說不可能，「中共政權是內生政權，是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草根非常強的，不像台灣有民主化的動力──因為國民黨在台灣算外來政權，必須通過中間人去建立派系，在那邊玩平衡，所以很shaky（搖搖欲墜）的。我是這樣去判斷中國為什麼不可能那麼快民主化。」

習近平2012年上台前後，當時一些中國自由派媒體人來台，有人很有信心對吳介民說，「習近平很棒，掌握權力以後他就會開放中國，會和蔣經國一樣！」但從他長期的觀察，特別是在2015年、習剛上台3年，吳介民就從當年7月通過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看出習把「國家安全」同「政治安全」綁在一起，各種工作小組全由他一人領導，「習辦」無所不包，他當下有感：

「習近平一定會集中權力做到死。」

因為長期浸淫在中國社會，往返田野，當各國媒體和學者都在猜測「第二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二十大）的新任人事布局名單時，吳介民卻不那麼在乎猜謎遊戲。他說在知識雷達裡，更重要的是中長期的發展，問題還是在習近平，以及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黨性。

2009年，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的概念，直視中國，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如何影響台灣民主的進程。2017年他主編《吊燈裡的巨蠎：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更進一步分析信奉唯物論的中共如何以中國資本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雙重進攻，透過宗教、媒體、在地協力者跨境操作統戰。2022年10月，他與黎安友主編《銳實力製造機》，談中國在台灣、香港、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

「銳實力」（Sharp Power）性質上是在灰色地帶，日以繼夜進行的隱密作戰，包含一個社會遇到外來的銳實力毒針注射時，起初渾然不知的過程。吳介民認為，在台灣這樣認同分裂的國家，國家條件的鞏固和民主化進程要同步前進，否則很容易被中國分化，讓社會信心崩盤。他與研究中國的各方學者耗時7年，分析中國銳實力在世界各地的操作實例，苦口婆心地希望在下一波操作風暴來襲前，能讓台灣乃至於全世界，多少能增強一些警覺意識與實戰免疫力。

正逢中共二十大的關鍵時刻，整個世界都在注意著北京人民大會堂裡，專門為習近平登基大典而打造的「政治樣板戲」。大家明知那些「會議」只是照本宣科，卻仍會為了中共高層種種超現實、僵硬脫節與恫嚇發言而感到毛骨悚然。但對此，吳介民反而提醒大家不要被表層的政治鬥爭給唬住。

「這些中共人事異動，最終對世界跟台灣沒有太大影響力──真正的問題只在習近平，以及美國與中國彼此已經穿越過『不回歸點』（point of no return）的對抗結構。」

當無法回頭的「不回歸點」來臨，台灣怎麼理解中共在習近平成為毛澤東以降最具權勢、集權力於一身後可能的路徑發展？台灣為何要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不要強加美國觀點在台灣身上？而台灣要如何清晰地辨識、並預防獨裁勢力悠遊於民主世界的手段？面對中國瘋狂的集體民族主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以下是《報導者》專訪吳介民摘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是哪一年開始注意到習近平這個人？

習近平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把「國家安全」同「政治安全」捆綁在一起，可以維穩控罪的範圍包山包海，而且國家國安的最高指導單位也不受政府管轄，是由中共總書記直屬的中央國安委員會負責。但習近平就是總書記，自己還是國安委兼中共中央國安工作小組的主席，所以那時我就對媒體分析：「習近平把權力壟斷、膨脹到如此之大，將會對他自己將來的安全下莊帶來太多問題。因此，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當到死，或用某些方法實際控制權力核心。」

現在我們看到了，習近平一定會集中權力做到死啊，他也只能做到死。

報：所以二十大的問題不是習近平「連任」，而是他要「永遠連任」？

吳：習近平第一任出頭的時候，原本是被推為黨內共主的，對不對？2012年他上任前，黨內高層一起幫他整肅掉薄熙來。他上來後，以反腐打貪為名，清洗政敵，結果習近平辦公室開始收攏黨中央的各個工作小組，全部收攏，「習辦」的權力和組織開始急速膨脹，大佬一個接一個落馬，接著公安系統、政法系統、司法系統全部被「習辦」控制。

蘇聯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也是靠集體領導上位，1956年，他在蘇共二十大揭發批判史達林（Joseph Stalin），震撼世界，餘波導致匈牙利反抗蘇聯；1962年，他在古巴部署飛彈威脅美國安全，結果導致古巴飛彈危機。他的權力是不是很大？結果1964年赫魯雪夫在黑海度假，就被他的黨內同志聯手政變掉了，終生軟禁至死。所以威權統治即便號稱「集體領導」，權力結構都不一定穩定，更無法確保你的領導地位與身家安全。

說「習近平會做到死」當然是一種通俗、形象的講法啦，實際上這裡指的就是比較政治一定會講的「權力繼承問題」──威權或極權體制的領導人，本身就必定會有「繼承危機」，因為威權本身的領導產生方式，皆是自我指定、沒有民意基礎，其掌權本身就欠缺合法性，所以在位者必須不斷靠「鞏固權力」去維持他的統治，這是一個必然的動能。習近平稱帝動機可以說得很複雜，但你單單看他把權力集中到一人，又清洗過那麼多黨內幹部，他怎麼安全下莊？只好一直連下去。

報：習近平一直統治下去，對於中國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吳：不外乎幾個大方向，一、中國陷入「內捲化」的長期停滯；二、觸發「內爆」的動亂或革命；三、「對外侵略」來轉移壓力。

「內捲」（involution）原本是人類學名詞，現在被中國通俗化，變成大家講的「從內捲到躺平」。但這個字一開始是用在農業結構上（指耕作過密化，有增長無發展），後來被引用成廣義的政治經濟概念，意指對內指涉（例如所謂「內循環」）、沒有真正發展，鎖國，最後變成停滯。典型的案例就是蘇聯。中國這個超大型帝國，很可能步上蘇聯帝國的後塵。

第二個方向是「內爆」，這裡指的可能是軍事政變、內部動亂或人民革命，但也可能推導為第三條路的「對外侵略」，例如日本在明治後期演變到昭和前期的軍國化階段，或者是德國從威瑪共和毀壞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都是我們熟知、對全人類也都很慘痛的案例。

報：所以就台灣的角度，3種路線那個最安全？

吳：比起內爆與對外侵略，中國內捲鎖國，然後跟美國達成了一個新的對抗平衡──也就是再一次的「新冷戰」──對台灣相對比較安全。

二戰之後，從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機到柏林圍牆蓋好，總共歷經13年。但在柏林圍牆築起後，冷戰的局勢反而大致穩定，因為東西陣營的界線自此確定。當然這很弔詭，很無奈，很悲傷。

如果是新冷戰，雖然結構相對穩定，但台灣會不斷遭遇摩擦事件、更焦慮、神經緊繃。像是防空識別區（ADIZ）的空軍對峙、中國軍機突入海峽中線、灰色地帶作戰等等，各種風險也會升高並變得頻繁。但必須強調，中國軍機密集擾台根本不是台海專屬的問題啊，我們要用區域整體與全球規模來檢驗，中國軍隊對外試探，也同樣對日本、韓國、南海諸國造成緊繃的壓力，是東海─台海─南海連成一片的大範圍戰略關係轉變。

假若新冷戰不可避免──冷戰顧名思義就是沒有熱戰──對台灣長期而言反倒安全，但這裡的關鍵是：美國是否給予台海安全足夠承諾和嚇阻力。再來問題就變成我們自己要如何回應前線的「動盪成本」，譬如我們勢必得為了嚇阻入侵而增加軍備，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可能會開始大量（被）分散到美國、日本與德國。我們要怎麼回應？要怎麼永續保障我們的科技實力？台灣又該怎樣藉此抓住機會，精準經營與西方的合作聯盟？這些都是迫切要面對的國家發展課題。

報：中國的鎖國內捲， 仍會觸發台海動盪嗎？

吳：回頭來看二十大、來看習近平對政治局常委會的鬥爭，中國政策已不可能偏離習近平格局，所以你說要上李強還是李克強？差別都只是微調，中國基本盤的各種問題，已超乎任何領導人能憑一力解決的程度。

我想談一個觀點：我們現在習慣都把很多問題都怪給習近平。確實，我也同意習近平做了很多很糟糕、很駭人、很錯誤的決策，但觸發這些決策的基本結構，其實在習近平之前的中國就已逐漸模塑成型。

譬如說，胡錦濤─溫家寶的第二任期（2008～2012），中國國力的滑坡就已露端倪，也開始用力對公民社會掐脖子。雖然那個時候，胡溫政權就在賣力宣傳中國國力鼎盛，像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還有中國四兆大基建、擴大內需市場，號稱拯救全球金融危機，大家還記得這些論述嗎？但事實上，中共高層的腐敗醜聞、民間社會的怨懟不滿、發展成果的分配不均、地方債台高築以及人口走衰的中等收入陷阱等，都已經從那之後開始浮現──你甚至可以説，習近平接手的中國是一個外表光鮮的爛攤子。

走到現在，中國的基礎建設做起來了，中國總體的國力還在相對高峰，還沒有衰退很厲害，但如果看進去，它的負債那麼多、死錢那麼多、鬼城那麼多，現在房地產泡沫是很糟糕的，而人口的絕對數大概從2025年就開始掉了。

但中國總體國力的下滑，與「中國軍事力量發展」中間會有一段發展時間差──中國在經濟高成長期大力投資解放軍擴軍、軍隊現代化的成果將在未來幾年持續收割，就算經濟指標放緩，中國的軍費預算也預計會再持續成長一段時間，預計解放軍的軍力還會有一段5～10年的快速擴張期。但同一時間裡，近4年才開始嚴肅面對中國擴張威脅的美國，光是重新調整在西太平洋的戰略策略與基地部署，最快也需要幾年的重整空間。短期來看，美國的軍事力量還是遙遙領先中國，但在台海周邊的美中戰力差距，卻會在這5～10年的過渡期快速拉近，甚至會誘使中國在「還有機會打勝仗時」冒險攻台，利用這個機會之窗。這也是美國不斷警告2027年台海可能開戰的主要原因。

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最近和多名國際政治學者，在《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聯合發表文章〈如何避免在台灣開戰？〉（How to Avoid a War Over Taiwan），主張美國應在台灣問題重拾戰略模糊，並重新向北京保證「不會視台灣為主權國家」與「不支持台灣單方面獨立」？

吳：黎安友是我敬重的老師，也是親密的朋友，他是觀點一致的自由派，但我們之間時常辯論對中國與世界局勢的看法，我明白他們的意思。但就這篇文章所強調的幾個論點，我必須說：我不同意。

他們局勢分析的前提，仍是想像能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the good old days），但現實上這就是不可能──因為台海的「現狀」（status quo）已經被打破了。那被打破是誰的責任？中國的責任比較大，這是其一。

回到葛來儀與柯慶生的政策建議，他們的論點前提，還是想像把西太平洋的戰略格局，回推到鄧小平時代的東亞權力均勢狀態。但現實來講，戰略的時鐘已經撥不回去了。當然，文章裡也有提到，美國應該更積極地在西太平洋前緣，像是日本、菲律賓等台灣周邊鄰國擴大並加速部署。黎安友在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曾接受《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訪問，他說他不反對美國給予台灣更強大的安全承諾（例如朝向戰略清晰），而是反對美國在做好充分軍事部署之前不要大話先行。

我也不認為中國與美國的對抗完全是意識形態的對抗，不單單是一邊是民主，一邊是獨裁的對抗；之前蔣介石政權是獨裁政權，美國不是支持嗎？台灣民主化期間，中國對外改革開放，美國不是大力支持中國？目前結構上不可逆的對抗，就像社會學家孔誥烽的主張一樣：美中對抗的本質是兩種資本的對抗，美國的資本主義跟中國崛起的國家資本對抗，這才是衝突的根源。

另一方面，也因為黎安友是我的老師，我們彼此對話坦承、直率。但他畢竟是美國人，而我是台灣觀點，我們必須要有自主性、自己的主張和觀點，因為美國人的利益跟台灣利益是不同的。我夏天在美國，到他家烤肉聊天，也談到他在《美國之音》提到的「美國還沒有確實準備就先把話講出來」的訪談。事實上，他對台海局勢感到憂慮，也認同台灣需要更多國際夥伴的支援。所以，我對黎安友個人觀點的解讀是：「美國應該用『暫時性的戰略模糊』來爭取完整圍堵中國的準備時間」。

報：所以台灣應該怎反駁美國這些比較傳統的戰略論點？

吳：不需要啊，對我來講美國人自己不同立場辯論，台灣知情就好。因為那些是畢竟是以美國人為主的觀點，他們主要是講給美國決策者聽的，是美國的公共辯論，經常涉及兩黨分歧，或同一黨內的不同路線或利益觀點。我們自己要清楚，要確定的是台灣的自主觀點，我就常和黎安友辯論，因為我們就是跟你們不一樣，我們是台灣人。我們在中共政權對外擴張的最前線！

現在整個國際輿論，其實對台灣算是非常有利的。就算美國真的回到傳統的戰略模糊，面對台海局勢，美國其中一個原則也是強烈反對「使用非和平手段改變台海現狀」，不斷擺出武力作為與姿態是中國，台灣有追求用武力改變現狀嗎？

未來若真發生中國侵台戰爭，美國人自己會迅速「喬出」跨黨派的回應立場，所以現在這些鷹派鴿派之爭，都不算是影響台灣生存機會的致命關鍵。

我​​們目前要極力保護的是「民主」、「安全」跟「事實主權」，所以台灣內部，現在就是不管你是主張「抗中」還是「抗共」都應該合作，實際上大家就是要現實考慮我們要如何抵抗入侵，下定決心去守護我們現在享有的自主性、民主與自由的生活方式。就算《外交事務》那篇文章支持戰略模糊，但它也很現實地講明：「如果台灣不自衛，美國就無法保衛台灣。」

報：假設美國政府真的退回去，真的邊緣化台灣的生存立場，美中對抗會比較和緩嗎？

吳：問題不單在台海，而在美中、國際局勢。如果我們可以把時鐘倒轉20年，而中共還嚴格遵守鄧小平祖訓，一路韜光養晦「韜」到底、一直做老二的話，那或許再忍半個世紀，中國就能越過那道坎。可是中國統治集團就忍不下這口氣，美國有時候在國際戰略與貿易上真的很老大沒錯，但美國的軍事與科技實力就還是最強，這是事實。但中國侵犯美國企業的產權，中國要翻掉美國國力頂峰時訂下的國際規則，中國要改變西太平洋權力分布，必然會引發反作用力。

忍辱負重這種事，誰都想得到，中國怎麼可能想不到？他們能人志士一樣多、一樣聰明啊，但中國與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戰略摩擦，有很多已經惡化成「結構性對抗」。

結構性對抗在惡化成一個不可逆的結構之前，其實還是有許多能去微調、去閃躲、去重整塑形的空間，但當這個對抗結構已經開始成僵化了，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包括我們主動調整、實踐、行動的政策能動性──就難以調動了。我的觀察，現在美中對抗格局，已經越過了「不回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所謂「習總加速師」，就是習近平在加速塑造、凝結這個全球對抗構造，把中國自身轉圜的空間都阻塞了。

結構僵化與不回歸點，也同樣可出現在中國操作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一般來說，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本來是有其客觀性與主觀性兩面。中共政權的操作下，過去這些年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仍是「依變項」（操作後的被動結果），而不是「自變項」（主動改變的變因）。

譬如說中國曾因為釣魚台問題，在2012年爆發全國性反日暴動，當時的「愛國群眾」到處反日貨、砸店、破壞；但突然之間，中國政府說要冷靜局勢，這些打砸搶的暴動就一夜消失、恢復平靜。那時的衝突有很多中共基層黨組織動員、控制群眾行為的跡象，後來這種模式也演變成數位時代「小粉紅」的網路獵巫。

如果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控制，哪一天強到收不回來呢？在目前中共的操作模式下，這種獵巫模式是由「國家政策」、「黨營資本」與「中國網民」之間三角互動形成的，可以看《銳實力製造機》廖美那一章。只是，假使中國網民的情緒開始變成一個客觀結構，極端民族主義也一樣會跨過所謂的不回歸點，或者說，在某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倒逼中共採取極端政策作為。

中共目前對於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還是有高程度的控制權。但回顧歷史上的這些操作意識形態的極權政權，例如納粹德國與習近平政權的比較，顯示極權國家對意識形態操控帶來的變化往往來得急又快。

報：在習近平一直連任下去的未來，兩岸有無可能避免動盪、甚至衝突？

吳：持續目前不斷的軍事摩擦邊緣嗎？基本無解，因為這不是台灣主動挑起的。這一方面是中國的對外姿態變得很侵略性，加上中國與美國利益根本衝突的對撞，也都連帶造成了兩岸關係的變遷。

有些主張台灣應該要和中國「和談」或對話，但和談的前提，會不會被中國框在「一國兩制」的框架，這不就封死了國際社會對台灣伸出援手的立場？在西藏、香港的教訓之後，中國的政治承諾，誰敢真的相信？

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台灣雖然不是「自變項」，但要努力不要注定變成「依變項」（至少要扮演「中介變項」）：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