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11月20日開打的卡達世界盃，是國際足總（FIFA）成立92年以來，史上第一次推遲比賽月份、破例在「年底」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從1930年第一屆世足賽開始，歷屆舉行世足賽都是在「年中」的6～7月，以配合各國職業足球聯賽的季末休賽期。但本屆的主辦國卡達，位於中東終年酷熱的阿拉伯半島，全國不僅99%的國土為沙漠，6～7月的夏季均溫更在40°C以上。

以2022年6月的高溫紀錄為例，首都杜哈的氣溫更曾飆升至48°C──在這種酷熱的極端環境，不僅是90分鐘衝刺奔跑、頂尖對抗的世界盃足球賽，任何戶外活動都有在短時間內嚴重中熱衰竭、甚至致死的生命危險。

為了克服比賽時的極端高溫，卡達爭取主辦權時，曾提出「開冷氣踢足球」的場館計畫。但直到今天，場館空調方案無論是設計、耗能以及周邊安全，都還是無法克服卡達動輒40°C以上的夏季氣候。因此FIFA才會在2015年8月──也就是FIFA執委會授予卡達世界盃主辦權的5年後──難堪且爭議地下令：為了迴避夏季高溫，2022年卡達世界盃必須延到11月舉行。

但卡達夏季的極端高溫，明明是最基礎的地理常識。為何FIFA明知如此，當初仍高票同意卡達主辦世界盃？

「卡達6～7月的氣溫高達45°C～50°C。」前比利時足協主席、曾參與2022年世界盃主辦國投票的前FIFA執行委員德霍格（Michel D'Hooghe），10月初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專訪時，如此陳述12年前的主辦權爭議：

「FIFA當時早就知道，在這種氣候條件下，想要照辦世界盃是不可能的事。這是常識，你不需要獲得諾貝爾獎，就能判斷我們不可能在夏天的卡達踢球。」

德霍格解釋，當時FIFA的評選報告，主要針對各競選國的體育場館、住宿基礎建設、球迷運輸交通與特殊情況的醫療設備報告，「但地理氣候並不是FIFA評選的直接項目。」

事實上，以往世足賽的主辦權選舉，通常在「大賽6年前」舉行，例如2002年日韓世界盃是在1996年投票確定，2006年德國世界盃則是在2000年拍板。但這種提前6年確認主辦國的傳統規則，卻因2008年金融海嘯與差一點開天窗的2010年南非世界盃，而在2010年出現重大變動。

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過度膨脹，在2004年雅典奧運開始展露出泡沫化的前兆，而2008年金融海嘯與隨之而來歐債危機，也劇烈影響了國際市場對於跨國大賽的投資興趣。同一時間，原本作為「非洲第一次」的2010年南非世界盃，不僅招商狀況低於預期，場館工程嚴重超支與進度落後，甚至一度讓南非世界盃瀕臨開天窗的危機。

由於4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是FIFA最為倚賴的收入來源。因此，為了提早確定並擴大財源，金融海嘯過後的FIFA才會史無前例的在2010年底，同時公布2018與2022兩屆世界盃的主辦國──FIFA執委會的集體考量，最大程度地聚焦在「增加世界盃的賽事收入」。至於大家都知道卡達夏天的極端酷熱，根據德霍格的說法：「FIFA執委會內部，根本不把高溫當成一回事。」

FIFA當時相信，在北美與日本的場館空調經驗（例如NBA球場與東京巨蛋安裝的室內空調），已證明冷氣科技足以應對賽場的高溫環境，因此絕大多數的評鑑成員都認為：「開冷氣踢世界盃，是非常完美的解決方案。」

布拉特表示，在2010年的主辦權投票中，自己更傾向由美國承辦2022世界盃，因為美國的運動行銷與廣告市場極為成熟且龐大，又有1994年美國世界盃的成功經驗，以及現成的各種場館與觀光配套設施，就純粹獲利的商業考量，美國更符合FIFA的財政利益。

「問題是當時歐洲足聯（UEFA）的主席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他本來也支持美國，投票前夕卻臨陣倒戈卡達，」布拉特説，「世界盃主辦權的投票日是在2010年12月3日，但在11月23日中午，普拉蒂尼卻在法國總統府艾麗榭宮，吃了一頓『特別的午餐』。」

「因為法國總統直接告訴我，我們應該仔細考慮『法國的利益』，這涉及的不只是FIFA執委會的『一張選票』（選擇誰能辦世界盃），而是關乎法國未來的『無數張選票』（2012法國總統大選）。」

根據布拉特的指控與法國各大媒體的調查說法，薩科齊涉嫌直接向普拉蒂尼本人施壓，要求他以歐足聯主席的身分，配合卡達申辦團向其他歐洲執委會成員「拔樁固票」。而普拉蒂尼不僅從幕後護航卡達鞏固FIFA執委會的投票意向，直到投票前一天，被瞞在鼓裡的美國代表團都還以為勝券在握。

作為交換，卡達則同意採購法國製造的飆風戰鬥機與反導彈防空飛彈系統，同時擴大卡達航空對空中巴士（Airbus）的客機採購，並讓正在歐洲足壇選擇投資對象的卡達國家投資局，入主薩科齊的支持球隊──法甲聯賽的巴黎聖日耳曼足球俱樂部（Paris Saint-Germain, PSG）。

除了護航卡達世界盃，在投票確定結果後，普拉蒂尼更即刻以歐足聯主席的身分，向各大歐洲聯賽私下以避暑為由，展開推遲世界盃的政治遊說。換言之，「2022年世界盃必須從6月延到11月」的發展，一開始就是強迫中獎。

普拉蒂尼等人的帳戶，涉嫌因這些護航行動而收到的不明鉅款，後來也被法國檢調發現，直到今天都還官司纏身。但他對卡達世界盃種種的政治護航，日後卻引發兩個直接而爭議的負面效應：

2022年世界盃安排的賽程期間──2022年11月20日至12月18日──原本是歐洲主流聯賽最為緊湊的半程激戰期。大多數聯賽會在12月中旬、耶誕節前夕進入2～3週的「冬休期」，好給拼命半年的球員們休整身心的機會。但像是全球收視觀眾最多、商業影響力最高的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英超），每逢12月就會進入每3天1場比賽的「耶誕特快車」，好在耶誕節新年連假中，給予放假的球迷們密集的球賽刺激。

FIFA與卡達主辦方皆主張：傳統6月世界盃，都是職業聯賽的賽季休賽期，但踢完整個賽季後的球員健康與體能卻已是強弩之末，更讓疲倦直接減低了世界盃的比賽精彩度，因此延到年底、各國聯賽半程時才開賽的卡達世界盃，理論上應該迎來各國選手戰力最強、精神最好的「狀態高峰期」──豈料實際狀況卻完全相反。

因為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全球疫情，各種封城、限聚與球隊集體染疫等，讓歐洲賽季癱瘓大亂。就算進入後疫情時代的各國聯賽已逐漸恢復正常，但疫情3年累積的疲倦感卻仍持續「解壓縮」拖累著各國聯賽。因此復甦期間突然「插隊」卡進賽季中程的卡達世界盃，不僅再次打亂球員的比賽節奏，各國聯賽也被迫提早開始賽季並加緊賽程，力拼要在世界盃開賽之前「趕完各國賽程的中程進度」，以回應轉播商的合約壓力，避免世界盃過後、各國聯賽比賽打不完的欠賽問題。

此外，過往世界盃在開賽之前，通常會給參賽隊伍保留20天以上的「集結時間」，結束聯賽賽程的選手們可以稍微休息個幾天，接著才會前往國家隊報到、展開最後集訓。但卡達世界盃卻只留給各隊最多1週的整備期──各國職業聯賽將一路踢到11月13日才會暫停，14日各國代表隊就必須向FIFA登記正式參賽的26人選手名單，然後20日世界盃就正式開打──在此狀態下，各隊遭遇體能、默契與訓練不足的壓力，恐將比過往更為嚴重而不可預期。

另一個讓足球界難堪的醜聞，則是卡達世界盃的「外籍勞工大規模死傷」問題。長期以來，卡達就與其他海灣阿拉伯油國一樣，極高程度地仰賴外籍勞工來提供各種勞力服務。而在世界盃建設的10年間，除了預定的8個比賽場館需要全新興建或翻新，各種造鎮計畫、捷運系統、交通建設與住宅工程，也需要成千上萬的勞工日夜趕工。

但與海灣地區其他盛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一樣，卡達在引入非技術移工時，會實行一套被稱為「卡法拉」（ Kafala）的外勞保證人制度──在卡法拉的約束下，藍領移工要在卡達工作，必須由卡達國內的保證人代為申請。但雙方締約期間，只有本國籍的保人能更動勞動合約，外國籍的勞方要轉換工作、停止合作、甚至離境返國，都必須有在地保證人的同意。

為了保障本國勞工的就業特權，海灣國家的卡法拉制度，大多獨立於各國《勞基法》之外，並不受到工時、勞動檢查與最低基本工資的法律保障。此外，若沒有得到保證人的許可而任意離開工作地，當事勞工將被視為「犯罪者」逮捕囚禁、甚至遭遇刑事懲罰。因此卡法拉系統往往被形容成「現代奴隸制」，是勞資權力極為不對等，而且明顯歧視、壓榨外籍藍領勞工的過時惡法。

雖然卡法拉制度對勞工缺乏保障，但由於海灣油國的藍領勞力需求大、薪資水準更是區域行情的數倍以上，因此來自南亞、非洲的藍領勞工，仍絡繹不絕地前來海灣油國打工淘金。但在景氣較差或勞動市場飽和的狀態下，這些外籍勞工卻很可能被無端解聘而求助無門，甚至積欠巨額仲介費導致人財兩失。

此外，在外籍勞工不受勞動法規保障的狀態下，雇主要求超時工作、危險作業也都無法可管。而世界盃建設所帶來的大量商機與工程需求，更讓上述種種的勞動陷阱變本加厲。

《衛報》引述尼泊爾大使館的報告，指在2013年6～8月之間，就有44名尼泊爾移工客死卡達，其中過半的死因是工安意外或是「心臟問題」──在卡達的極端高溫下，突發性的心臟病或心臟衰竭，往往是熱傷害導致的結果。但由於卡達政府、雇主公司與人力仲介，大多不會解剖深究外勞死因，因此這些異常增加的「心臟死因」很可能只是果，高溫環境缺乏工安保障的熱衰竭才是因。

2021年2月，長期追蹤卡達外勞安全問題的《衛報》再度刊登一份震撼世界的獨家報導，指控卡達在籌辦世界盃的10年期間，總共害死了6,500名外籍勞工。報導整合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與斯里蘭卡駐卡達大使館的通報數據，確認在2010～2020年間，各國使館至少記錄了6,751名外籍勞工死亡──《衛報》認為，數千名青壯外勞的客死異鄉，只是卡達勞動環境惡劣的冰山一角，並以此質問FIFA與全球足球界：到底還要多少人枉死？才能撐起這場爭議不斷的血色世界盃。

但針對《衛報》與人權團體的控訴，卡達政府則有另一種解釋。卡達強調，《衛報》所提出的死亡數據，是無分工作職別、健康狀況與死亡原因的統一加總──考慮到卡達國內約有260萬名外籍勞工，平均每年670人「自然死亡」的比例，並無異常──因此《衛報》控訴並不能反映卡達忽視工安問題，譴責血色世界盃的說法，更是忽略事實的邏輯滑波。

卡達官方主張，為了回應外界對於世界盃工程的工安與勞權問題，卡達政府從2016年就開始積極處理卡法拉系統所造成的剝削問題，例如廢除外籍勞工的出境簽證限制，同時也通過法律提高外勞的最低基本工資。

同一時間，卡達也邀請國際勞工組織（ILO）常駐卡達，直接督導世界盃工程與勞動環境，甚至願意讓ILO在世界盃結束後繼續留在卡達監督勞權改革。考慮到海灣周邊的其他阿拉伯油國，沒有任何一國開放國際勞權團體入境，也沒有任何一國認真改善「虐待外籍藍領勞工」的負面問題，卡達藉由世界盃的種種改革，儘管沒能一步到位，但就區域標準來看，卻已是相對進步有誠意。

不過直接進駐卡達的ILO也清楚地點明，卡達對於外勞引用制度的改革，距離國際人權標準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卡達對於工安事故與侵犯勞權的案件調查，仍有明顯制度漏洞。譬如，絕大部分的外勞死亡事件，都沒有檢驗死因、記錄事發經過或立案抽檢調查；再加上卡達開放國際檢視的勞工環境，主要集中在「世界盃場館」，這些工程只佔卡達外勞總數的1%～2%，但其他較低能見度的周邊工程則難以被觀察團深入追蹤──因此就連ILO也無法篤定，卡達究竟算不算血色世界盃？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卡達與LGBT爭議──卡達的保守律法嚴格限制男性之間發生的同性性行為，違者將被刑事起訴並坐牢。但針對LGBT的嚴刑峻法，是否適用於世界盃期間預計入境的100萬名國際球迷？卡達政府則一直支吾其詞。其一方面保證「所有人都一定可以安心看球」，但一方面又與FIFA一搭一唱，呼籲來訪的球迷「應對卡達本地的傳統與價值觀抱持『合理尊重』」，暗示LGBT球迷可以前來看球，但不得在卡達公開表示或宣傳自己的性傾向。

「世界盃期間，很多事情都會進入卡達──比如説同性戀──我們當然歡迎『所有人』來看比賽，但他們必須接受我們的風俗與規矩。」在世界盃開賽10天前，曾是卡達足球英雄的2022世界盃親善大使薩爾曼（Khalid Salman），就在《德國電視二台》（ZDF）的紀錄片採訪中，說出了一番引發國際撻伐的暴言：

「同性戀是我們教法禁止的罪孽，你明白嗎？坦白講，我也不是非常保守的穆斯林，但同性戀為什麼被禁止？就是因為它是『心靈的傷害』（it is damage in the mind）。」

話一出口，雖然立刻就被一旁驚覺不妙的FIFA官員攔阻中斷，但薩爾曼火上加油的言論卻讓全世界譴責卡達惡劣的人權紀錄。流亡美國的卡達LGBT人權倡議者穆罕默德（Nas Mohamed）就表示，直到今天卡達警察都還會以網路釣魚的方式，設局誘捕並刑求同性戀者，甚至強迫他們成為警方臥底、回頭陷害LGBT社群，因此他也沉痛地呼籲各國球迷：不要為了世界盃，而遺忘那些持續被卡達政府殘酷迫害的性少數族群。

卡達入罪LGBT與剝削外勞的死傷問題，在世界盃開打前夕，也在世界各地激起了「抵制世界盃」的聲浪，但除了丹麥國家隊、澳洲足球球員協會，以及荷蘭主帥范加爾（Luis van Gaal）等參賽角色的公開批評外，一直關注著卡達人權問題的NGO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則提出了不同於直接抵制的替代倡議。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當前的國際氣氛已來不及確實抵制卡達世界盃的進行，但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只要國際觀眾仍能建構起對於世界盃剝削與爭議的認識，輿論的力量仍能進一步促成進行改革與反省。像是引起更強烈的國際討論，施壓各大贊助商逼迫FIFA從本屆世界盃預估60億美元的獲利盈餘中，提撥4.4億美元的特別預算，作為「卡達世界盃勞動剝削受害者」的賠償與重建基金。

「我們知道足球界不是活在平行時空，也知道世界上大家都有各自的政治挑戰與困難──但請不要讓足球被捲入這種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惡鬥裡！」在官方信上，因凡蒂諾把LGBT的生活權利、勞工死亡的生命難題，以及國際足總一直拒絕釐清的內部貪腐爭議，通稱為意識形態惡鬥：「拜託大家，請把注意力集中在足球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