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是世界第一大運動，世界盃的觀眾和收視率遠超過奧運，國際足協的經費比國際奧會還要多，足球運動員如西班牙皇家馬德里隊的Ｃ羅（Cristiano Ronaldo）是社群媒體Instagram上最多粉絲的運動員，足球員的轉隊費超過2億歐元（2017年巴西球星內馬爾從西班牙巴賽隆納轉會巴黎聖日爾曼）──這些都是稍微了解足球運動的人所熟知的事情。因為足球的驚人影響力，許多國家無不將發展足球視為是最重要的體育政策，甚至是重要國策。台灣政府也曾在2002年日韓世界盃後宣布要大力扶持足球發展，只是一直如空中樓閣未見什麼具體措施。

因為足球的影響力，甚至有專門的期刊《Soccer & Society》在研究足球與社會的各種關係，從2001年創刊以來，研究的題目五花八門，比如說2017年有一篇文章研究了為什麼南美洲球員要前往泰國職業足球聯盟，還有探討足球俱樂部做為區域認同的文章。而一直以來，許多研究者以及一般民眾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有些國家足球比較興盛？當然興盛這個詞比較空泛，更實際一點來說，我們想知道為什麼某些（男子）國家隊的戰績比較好？

對於這個問題，政治體制與經濟的解釋一直十分流行。政治體制的解釋假設了民主體制與專制體制對於運動會有不同的效果，經濟的解釋則是認為越富裕的國家越能發展運動，對於這兩大變數如何影響實際成績的因果路徑，我們不是很清楚，但一些實證的研究似乎證明了這一點關聯──即足球排名高的國家隊多半集中在民主而富裕的國家（例如歐洲，請參考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等人最近的研究 ）。

然而在這種流行的解釋下，仍然有兩大例外：美國與中國，當前世界上第一第二的經濟體，在足球的表現上一直配不上他們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位置。如果說我們暫時接受中國足球的持續落後可用中國專制的體制來解釋，那麼，又該如何解釋作為世界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代表國家──美國，足球長期表現無法跟其他運動相比呢？

十分有趣的是，世界經濟上最強的兩大國家，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政治體制，但不約而同地在足球上的表現較乏善可陳。中國足球除了在2002年的日韓世界盃在前南斯拉夫傳奇教練米盧（Bora Milutinovic）的率領下，打入世界盃會內賽，但從未衝出亞洲過，甚至在過去的10年間，中國成年國家男子隊的排名差點跌出世界100名外（2008年），即使在2002年世界盃也更多是依賴日韓因舉辦國保送入決賽圈所空出的名額，而不是自身的實力。

美國除了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外，也是世界最強的體育國家，在傳統的三大球上，美國籃球一支獨秀，遍覽眾山小。美國的男子國家排球隊即使不如籃球的統治地位，但也拿過3次奧運冠軍，2次世界盃冠軍。相較於籃球與排球，美國足球早在20世紀初就加入了國際足聯（FIFA），然而最佳成績是在1930年於烏拉圭舉辦的季軍，那一屆世界盃是最少隊伍參加的一屆，一共只有13隊，許多歐洲球隊因為路途遙遠拒絕參加。之後美國連續30年未打入世界盃決賽圈，直到1990年後才首度進入，之後最好的名次也僅止於1994年在美國本土舉辦的世界盃八強。

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盃，美國甚至沒有衝破美洲進入32強，然而相較於同樣沒有進入決賽圈的義大利舉國如喪考妣，美國主流媒體甚至對此未置一詞。即使美國足球在1990年代以後因舉辦世界盃和其他因素，世界排名逐漸升高，至少在世界盃賽場上的表現，並不符合美國人以運動大國自居的形象。

美國足球發展的個案，很難以前述的民主／專制和富裕的角度來理解。密西根大學安納堡校的著名歐洲政治學家馬可維茲（Andrei Markovits）和另一名研究美國政治的學者哈勒曼（Steven Hellerman）在2001年《越位：足球與美國例外主義》（Offside: Soccer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書中，從歷史制度的發展和文化做出解釋。

簡單來說，他們認為足球之所以在美國不流行，是與美國歷史上缺乏與歐洲等國相同的社會主義發展（缺乏相似的歐洲社會主義式的經濟發展被認為是美國的例外主義）有關。他們舉例，足球在歐洲因為有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和馬克思關於文化黏著性（stickiness）的想法，由於文化黏著性具有路徑依賴的效果，改變既有文化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在這種前提下，兩位作者認為，任何運動都需要在社會空間中與其他運動競爭大眾的注意力和時間，而當一種運動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基礎後，後起的運動很難與之競爭。

在美國運動的關鍵發展期（1870～1930）年間，足球運動作為後進者運動，失去了與籃球、棒球、美式足球和冰球──馬可維茲和哈勒曼稱為「三個半運動」──競爭作為主導性的運動地位。他們認為相較於這「三個半運動」，足球被視為是外來的運動，也無法吸引到當時的普羅階級，反被認為是白人中產階級的運動。在1920年代棒球等運動湧現了如貝比．魯斯（Babe Ruth）等巨星之際，足球運動不斷地被邊緣化；同時美國的運動制度，也不利於與國際組織接軌，這些都導致了足球無法在美國生根。

某種程度上，足球在美國的失敗是美國制度對足球全球化的一種反制：美國不需要這樣一個外來的運動，美國人喜歡自己文化中長出來的運動，美國人對自身體育體制具有優越感，不願意屈就於國際足總。

相較於美國，那中國的足球發展是一種足球後進國家，積極地想要透過足球達成全球化的案例。

當代中國足球的發展，以1992年在北京西郊召開的紅山口會議為轉折點。紅山口會議做出了眾多影響深遠的決議，在當時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委員李鐵映一步到位的意見下，中國足球決定朝向職業化和俱樂部化發展，同時在東北大城大連比照經濟特區設立了足球特區。這些改革的重點都是以足球先進國家的制度為摹本，以職業化俱樂部為足球運動改革的火車頭。從中國足球甲級A組聯賽到後來的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 ，中國的足球改革在俱樂部的層面上似乎頗為成功，廣州的恒大淘寶足球隊（恒大集團和阿里巴巴集團支持），在過去的5年中拿到了2次亞洲俱樂部冠軍（2013、2015）；同時中超在中國大型企業的全力支持下，以轉隊費和薪資而言已經可以算上世界前幾名的職業聯賽，從早期只能吸引過氣球星到現在能夠以高額的薪資吸引當打之年的球星，中超已然成為球員的淘金聖地。

然而與中超的盛世相比，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一直是政府與人民心中之痛。2002年即便因日韓保送而進入世界盃決賽圈32強，卻一球未進，在小組賽被巴西灌了4球，被土耳其打入3球，被人口接近北京朝陽區的哥斯大黎加打入2球，這樣的世界盃經歷無論如何都不是光彩的，更別提之後幾次都在亞洲區預選賽鎩羽而歸。對比經濟發展在2000年後如日中天的國勢，中國男足好比骨鯁在喉，「珍愛生命、遠離國足」是網路上流傳甚廣的段子，一次一次的失利，使得許多中國民眾化失望為疏離，對國足不聞不問，不聞就不會傷心，有些網友即使「國足虐我千百遍」還是「我待國足猶初戀」。

為了這個扶不起的阿斗，中國政府煞費苦心。習近平上台後，足球發展正式成為重點國策，是中國夢不可分的一部分。2013年訪問墨西哥時，習近平公開宣示了自己是一個足球迷，有一個足球夢就是中國成為足球強國，中國夢的發展脫離不了足球夢；在2015年訪問英國的行程中，他參訪了曼城隊（MCFC）的球場 ，留下了一張踢球的照片。在最高領導人如此宣示下，國務院深化改革小組在2015年提出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宣示了管辦脫鉤，2016年發改委公布了《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50）》。

作為國際足球上的兩大特例，美國和中國代表了非常不同的發展路徑。美國人或許可以說對足球排名和戰績毫不在意，然而對於中國而言，30年足球的發展，足球已經與中國夢緊緊相連在一起，足球長期的積弱不振，對於一心打造大國形象的中國而言，很難自圓其說。

然而從冰島在本屆世界盃的奇蹟來看，足球運動本身的規律很難被簡單理解，就好比中國民眾很難理解為甚麼堂堂13億人口的大國出不了一個梅西（Leonel Messi ），這時候或許只有把人口同樣多但競技運動成績更爛的印度拿來做擋箭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