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15歲的A少年被學校老師發現罹患性病，進而追出他一年多前在南投縣Z機構安置時，遭其他院生性侵。2018年7月，我們來到因彈劾案再度成為風暴中心的Z機構。少年們的宿舍在3樓，窗外是炎夏藍天與連綿山景，空蕩蕩的房間各有桌椅與兩張上下舖，床板一塵不染，似乎有人整理過。鐵櫃半開，上頭貼著少年的姓名標籤，彷彿他們只是回去過暑假，開學就要回來。

白牆上貼著許多色彩繽紛的壁貼。這間機構在前年的機構評鑑中被評為丁等，評委的建議之一，是認為宿舍氣氛太冰冷，該有些溫度。機構負責人與被院生稱作「師母」的太太，遂買了壁貼給孩子裝飾房間。

2016年中，Z機構超收、院內性侵事件接連爆發，南投縣政府對這間機構進行超收列管，降低院內收容人數。到2017年6月，院內安置少年全數被少年保護官帶回，現在租賃的4處均已退租，只留下我們眼前這棟5層樓的立案處所。久無人居的宿舍，壁貼已失去黏性，一片樹屋已快從牆上掉下來，背景的星星顆顆脫落。

阿豪是這間機構最後一個離開的少年，他早在事發前就結案，自願繼續住在機構把高職念完。機構也轉請同宗教組織的基金會讓阿豪繼續免費居住，由南投縣政府社工定期追蹤。

受訪前幾天，阿豪才剛滿18歲，身材魁梧，一張圓臉仍帶稚氣。他父親是臨時工，跟小孩各過各的，阿豪國中開始結交幫派朋友，某次他兄弟挨打，他找來30人跟對方輸贏，吃下一條傷害罪，隨後又因偷竊被移送少年法庭，3年多前被法官裁定安置到Z機構。

他在我右邊坐下，背部向右斜靠著椅背，彷彿試圖再跟我們保持一點距離。

「一開始不適應機構，但跟著負責人和師母久了就會有規矩。我覺得這裡的生活很好，現在畢業了，每天自己起床，做完打掃就去上班，晚上回來洗完澡就睡覺。」

2017年3月，Z機構的院內性侵事件見諸媒體，監委主動申請調查，耗時年餘，發現機構不僅發生院內性侵，捲入其中的少年，還指控遭機構人員掌摑、打腳底等暴力管教，逃離機構被抓回，又慘遭痛毆，甚至打到牙齒斷裂。

問阿豪對這番指控有什麼想法，他停頓幾秒，「就是他們⋯⋯呃⋯⋯他們有的很皮，或不聽老師的勸告這樣。」

「那你覺得這種情況是？」

阿豪支吾，負責人接口：「管教。」阿豪鬆一口氣似地點頭：「對，管教。」

負責人與師母補充：「在《少事法》上，安置機構人員是少年替代性的父母，我們負擔他的權利義務，依《民法》也有懲戒權。但孩子怎麼看（懲戒權）這件事，有他們的角度。」

「以前還有法官託少保官拿棍子來給我們管孩子！」師母說。

「那你們有用這根棍子嗎？」

「當然沒有！」師母強調：「當然沒有！我只是告訴你，有時孩子去霸凌別人，把人打傷、牙打掉，打兩下手心不行嗎？這個管教是錯的嗎？」

最近縣府的社工向阿豪提供租屋補貼方案，為阿豪在鎮上找其他租屋處。但他不想搬，他說：「因為這邊生活比較規律，像個家，搬出去就沒有伴」。

問他有沒有話想對負責人夫妻說？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謝謝他們當時沒放棄我。」

阿豪對機構的看法，與嚴厲的監察案彈劾以及南投縣府裁罰形成極大反差。

今年5月，南投縣政府依違反《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第83條第1款「虐待或妨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情節嚴重，罰鍰並勒令Z機構停業至明（2019）年5月。

「雖然被彈劾的是公務員和少年保護官，中槍的還是我們！」談起停業處分和彈劾，師母抬高音量：「現在的氛圍，就是我們是一間很爛的機構，是因為主管機關沒有管好我們，他們才要被彈劾。這根本在抹煞我們15年來的服務！如果我們那麼糟糕，為何法院要一直送孩子來安置？若其他機構空床位很多，為何不送到其他地方去？為何孩子離開機構後會回來看我們、寫感謝信給我們？為何我們投入這麼多人力金錢，政府沒設法協助、發獎金補助，還來罰錢？」

坐在長桌另一頭的負責人與師母，年約半百，穿著宗教組織的同款制服。師母音調急促，語氣高亢；她的先生，也是Z機構的負責人則是字斟句酌，有種刻意壓抑的冷靜，但兩人胸口滿溢的憋屈，都像要從熨燙筆挺的襯衫中迸出來。

這對夫妻在921大地震後，隨服務的宗教及慈善公益組織來到南投協助重建，發現許多少年在地震中失親，因乏人照顧衍生行為問題。他們的組織是在世界各地從事戒癮、協助性工作者等艱困社會服務，夫妻則有心協助誤入歧途的孩子，當時剛好法院尋找民間機構協助少年司法安置，因此夫妻所屬的組織在2002年於南投成立Z機構，與法院合作安置司法少年。

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姜麗香，2017年以Z機構為例撰寫報告，闡述司法安置機構的立案、經營、評鑑困境。附件裡，有許多少年們在2000～2016年間寫給機構的親筆感謝信，甚至有和Z機構少年一起接受感化教育的孩子寫信給負責人，請求讓他在離開少年輔育院後，可以到Z機構接受照顧。

姜麗香接受專訪時說，她曾安置多名孩子到負責人的機構，但與負責人夫婦沒私交，「我在意的，是孩子們未來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安置？孩子進機構，不會馬上變好，當孩子犯錯，機構正焦頭爛額解決，大家卻對機構大加撻伐，往後法院的孩子，還有誰願意收？」

她沉重表示：「對彈劾結果，我只有一句話：哀莫大於心死。」

幾位少保官不平地說，這一下彈劾，是彈在所有少保官身上。若連這些認真的少保官都被彈劾，未來幾年大概沒幾位調保官敢建議安置，少輔院應該會塞車。

主責此案的監委王美玉聽到法界的批評，沉默一會後說：「（如果是這樣），我會覺得很傷心。」

她表示，少年法庭是專業法庭，政府花很多力氣培養少年庭的法官與調保官，大家一定是有熱情，才會在現在這個崗位，民間團體也花了很多心力幫助孩子。「這是針對單一個案究責，不是要打壓大家士氣。」

被彈劾的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社工及婦幼科科長王基祥，則只有一句話：「我們努力把事情做好，也會繼續做該做的事。」

一間在司法界風評極佳的機構、幾位自認已盡全力的公務員、設法為非行少年找機會的少年法庭法官與調保官、耗時年餘查案想還被害少年公道的監委。他們都出自善意想為孩子好，為何最後會挫敗地如此精疲力盡？

一切要從21年前說起。

少年犯罪問題，往往與原生家庭脫不了關係。在1997年《少年事件處理法》（簡稱《少事法》）修法前，若遇到觸犯微罪、家庭功能破碎的孩子，部分法官會選擇裁定保護管束，並依《少事法》規定，將少年責付給少年近親或其他適當人選。若實在找不到人，法官、觀護人會運用個人資源，連結適當民間福利及教養機構、慈善團體，為孩子找個能暫時遮風避雨的庇護所。這些民間機構有些已立案，有些沒立案，共通點都熱心想幫孩子，也未必收費。不過，這些安置管道，都是基於司法人員與民間機構之間的私下協調。

1997年《少事法》修法，採行「轉向」（diversion）措施，帶入更濃厚的保護主義、福利色彩，並將「安置輔導處分」納入法院對非行少年的4種保護處分之一。若少年家庭功能不佳，犯行不至送感化教育，就會在少年調查官調查評估、確認機構有床位、徵詢少年與家長意願後，由少年法院將少年裁定安置輔導，並責由少年保護官聯繫機構入住執行。安置時間從2個月到2年，得延長一次，最長為4年，期間法院需編列每位少年每月2萬1000元的安置費用。

安置期間，機構須按月寄回少年的輔導紀錄，少保官也得隨時與機構保持聯繫。若孩子不適應或狀況連連，法院可以撤銷、變更安置輔導處分，將孩子送感化教育。

（資料整理／曹馥年；設計／黃禹禛）

看似沒有漏洞的流程，卻出現一個結構上的大問題。

修法當時，司法院沒有設置自己的安置機構，而是將少年安置於社福教養機構內。而目前社福「安置業務」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體系的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原內政部兒童局）；而「安置機構」的主管機關，各縣市地方政府的社會局處有督導之責。

法院、社家署、縣府與安置機構之間，欠缺橫向協調的專責單位，更欠缺界定彼此關係的法律位階。安置機構裡主要收容行政體系社政安置的孩子；當司法體系有安置司法少年的需求，社福安置機構就算有床位，仍能以人力、資源不足等由，婉拒被司法少年入住。

法律與行政的未臻完備，造成法官「先找到床位才能下裁定」的實務困境。

「安置輔導的設計，我認為有違行政、司法分立的大原則，」曾任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副廳長，現任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蔡坤湖總結。

1997年修法推手之一的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茂生指出，設計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時過於大意，以為當年的兒童局會訂定執行的法律，不料兒童局一開始就因沒有人力、財力拒絕合作。司法院不得已下自己出錢、找安置機構，不過司法院不是執行機關，根本沒有這個預算；法院編列的照顧成本不足，也會因欠缺經驗找到不合格的單位。且司法人員對機構沒有監督權，督導流於形式。

根據社家署2018年第一季統計，全國可接受法院交付安置個案的機構計36家，床位共293床，仍有67個空床位。

一位調保官聽到這個數字，不以為然地笑起來，「床位根本看得到吃不到，有毒癮、性侵紀錄、心智障礙或超過17歲的孩子，機構覺得不好帶，收容意願很低。部分機構專收女少年，就算有床位，男少年也進不去。找床位的過程，我們常得用求的。」

她語帶無奈：「被拒絕是常態，我曾有位17歲輕度智能障礙、曾是性侵加害人的少年，從南到北被拒絕10次。他留在原本生活圈，犯罪行為停不下來，還是進了感化。」

她最後補上一句：「被拒絕到最後，有些機構還會問我：『妳怎麼不去找Z機構？』」

就社會觀感來看，機構願意接受受虐、父母無力撫養的孩子，募款資源易得，孩子照顧起來也比有非行行為的少年容易。到最後，願意收容非行少年的機構，絕大多數有宗教濟世色彩，且也僅提供有限床位。這些年來，只有Z機構願意全收司法安置少年。

在第一線司法人員口中，Z機構確實對在機構間流浪的「難置兒」有較大包容。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謝瑞龍記得，曾有位勒索同學錢財的少年，拖著腫脹、快撐破褲管的右腿出庭，原來少年長期苦於下肢淋巴水腫象腿症，相依為命的祖父卻沒錢幫他醫治。他連結社會局資源帶少年就醫，並為少年找安置機構，但淋巴水腫需手術才能根治，多數機構皆以無法提供醫療資源為由婉拒收容。最後Z機構接納少年，自籌金額不小的醫藥費，帶他到台北手術。少年病癒後不再自卑，以一技之長自力更生。

「Z機構碰到這種事⋯⋯唉，我只能搖頭嘆息，他們是有心想做事的，」謝瑞龍說。

看似充足的293個司法安置床位，實則永遠僧多粥少。與法院長期配合，大家口中「不挑案」、「把孩子帶得很有規矩」的Z機構，成為法官與調保官們的最後希望。

機構挑個案的考量倒也無可厚非。一位南部安置機構主任表示：「安置機構的情緒勞動極大，工作人員流動率高，尤其偏鄉機構根本有錢也請不到人，當然沒辦法硬收孩子。而且我們也會看和法院配合的狀況，有些少保官在孩子出事時根本聯絡不上，我們下次哪敢答應讓孩子來？」

固然有調保官下班就不接電話，但某些聯繫不上的調保官，可能正忙著處理其他孩子的案件。基於員額限制，人力有限，少調官、少保官的業務經常合併在同一人身上，每位調保官手中少說有60位甚至破百位的保護管束少年，除了日常輔導，還得擔任司法與行政間的橋梁，幫孩子找資源，若還得顧及往往安置在外縣市機構的孩子，時常分身乏術。

「我很討厭安置，第一機構很遠，第二若發生事情我無法立刻掌握。三件（安置）已是我極限，」一名北部的調保官說。

問題出在司法安置的第一線，但中央卻始終欠缺因應作為。這套安置機制運轉21年，所有問題沉痾，在Z機構被發現嚴重超收後連串爆發。

師母表示，2002～2012年，機構一直努力立案，但法規龐雜，若要全數符合，就得耗費鉅資買地蓋屋。組織最後募款1,600萬元買下一棟5層樓、符合硬體規範的房舍，2012年向南投縣政府成功申請立案19床，但當時機構內有87個孩子。

超出的68位少年還是繼續住下。「政府該輔導我們立案。」師母埋怨：「先前社會及勞動處的官員來過，知道鎮上土地取得不易，有提到或許能幫我們爭取，把機構在5公里內的宿舍建物立案，但後來主事者換人就不了了之。」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科長王基祥篤定地說，他問過同事，沒人做過這種承諾。依照兒少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建物本就要集中在一塊地目上，不允許分散設立。土地建物機構要先自己解決，縣府才有著力點協助立案，法規標準提高，是希望機構愈做愈好，「這都是為了保障兒少安全！」

2016年6月，南投縣數間國中開協調會，討論保留給安置機構學生的就讀名額，會議中，某國中要保留40個名額給立案僅19床的Z機構，其他機構覺得怪異，反映給社勞處，社勞處一查，發現機構裡竟仍有80多人，趕緊請法院加速帶回孩子。

10多年來超收4、5倍，難道司法、社政體系全無知覺？

師母說：「我們每年都有這麼多孩子在當地念國中，我們有幾床、機構裡有幾個孩子，大家根本心照不宣，法院也知道！」

王基祥語帶無奈：「我2015年才接科長，機構都報19床的資料來，我會覺得（19床）是真的。」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則說：「我們主管的是孩子轉學籍後依法復學與適應，對於床位不會問那麼細。」

一位少保官則做出比較合理的解釋：「以我們地院來說，有個負責跟安置機構簽約的承辦人，合約集中在他手上，其他少保官不會熟悉所有合約，也不知道機構有幾個立案床位。」

橫向聯繫與內部聯繫漏洞，讓眾多單位對超收的少年們視而不見。

其實政府仍有把關之道。照理說，法院在安置少年前，需依規定將安置少年的個案資料通知南投縣政府，以便掌握機構收容人數。但監察院調查發現，從2012年12月Z機構立案到2018年5月底，法院安置上百個孩子，卻只發41件公文給南投縣政府，而社勞處的做法是「錄案文存」，置之不理。

「法院裁那麼多孩子來，只把孩子送到機構的辦公室就走了。南投縣府沒搞清楚就把公文存查，近百個少年住哪沒人知道，很荒唐，」監委王美玉說到這段直搖頭。「4年前監察院在查其他案子，函文詢問司法院少家廳安置到Z機構的人數，少家廳回文說有97個，一對照就知道超收啦！」

就算知道超收又能如何？司法院在監院調查時稱：「安置機構超收、擴充收容處所等，屬主管機關對安置機構之管理、監督事項，本院尊重主管機關行政權。」也就是說，這是衛福部與地方政府的事。而在超收事發後，南投縣政府曾兩次向衛福部請求協助解決司法少年床位數不足問題，衛福部僅消極回文，要「縣府自行協調提高機構安置率」。

2016年底，已結案年餘的A少年因常請假被學校老師通報，社勞處家訪發現，這名國中生與同居的20歲B男子都曾在Z機構一起安置。A少年驗出性病，還說出自己安置時曾與其他安置少年發生性行為。

這個案件去年3月被媒體披露，檢調介入追查，發現Z機構2014年到2017年3月共發生21起性侵，少年合意或被迫遭到侵害，地點遍布寢室、廁所、視聽室、活動中心、參訪活動時的外宿機構廁所等，甚至有被害人轉為加害人。

長相俊秀的A少年，因家內性侵案件被安置到Z機構時僅13歲。他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被要求幫數名院生性服務，爾後以約每週2至3次頻率發生性關係，直至2015年8月離開機構返校。

負責人委屈地說，當時有人認為他們軍事化管理，他們於是進行實驗性的小家團體，以為年紀較長的B少年會照顧好A少年，沒想到A少年去引誘小家裡的人。「A少年從我們這裡健康結案返家，不追查他為何在這段時間得性病，怎會反過頭找他一年前離開的機構？」

對照Z機構的安置收容人數，性侵案發生期間，機構平均收容約100位少年，人數最高達106人。負責人強調，當時機構內正職、兼職工作人員達50人，絕對符合照顧孩子的法定人力比；王基祥則說，由於機構報來的都是19床的資料，人力比的真實性，已無從查證。

相對Z機構最後一個離開的阿豪對機構滿心感謝，少年們接受調查或監委約詢時的說法，彷彿在描述另一個世界。

A少年向治療師表示，他是被迫發生性行為，機構放任以大欺小，他覺得若自己幫人服務便有很多好處，「如果沒靠山，很容易變成標靶。」

B男子說，機構清楚A被欺負，但A哭也沒用，反而被打。負責人都說是A引誘別人，外面也傳A是自願的，他（在機構時）會阻止別人欺負瘦小的A。

其他院生則說，機構會對涉入性侵案的少年打手心、腳底、搧巴掌。一位少年證稱，他因為包庇學員口交，被生輔員毆打，生輔員打完後把事情報告負責人，他們又被打一次。

Z機構工作人員2016年起接受更生保護協會委託，於彰化縣違法兼辦未立案的兒童學苑收容業務，該處也發生未通報的性侵案。只是，主責的法務部對此毫無所悉，同不知情的衛福部遲至監察院調查後，始聯繫地方政府，將個案移出轉安置。

其實據許多機構工作人員與司法從業人員描述，性，向來是集中群體生活裡一個無可避免的議題，可能合意，可能被迫，也可能是同儕間權力彰顯或討好他人的手段。再好的機構也可能會發生性侵，更別說封閉的少觀所、感化院、監獄，「端看事件發生後要怎麼處理」。

監察院查出，A少年的少保官林芝君得知A少年遭性侵後，未與法官詳實評估，即率予中止安置，讓A少年結案返家。

為何A少年會直接回到依舊失能的家庭？為何這所機構3年來發生這麼多起性侵案，會直到A少年在學校被驗出性病才被揭發？

王基祥說：「我們對性侵案確實不知情，因為Z機構沒有依法通報。」

師母坦言：「我們做10年都直通法院，性侵的事有通知少保官，但確實忽略通報縣府。」

捲入性侵事件的少保官，坦承有接到負責人的電話、到機構看孩子、也知道通報義務，但也都以為機構會通報縣府，或提醒機構要通報，自己卻沒通報。

林芝君約詢時說，負責人打了3通電話給她，第一次是少年間互相撫摸，她接到電話就去Z機構，並教A自保方法。後兩次為A欺負別人，以及跟B發生關係，她接到第三通電話，覺得機構顯然不適合照顧A少年。她結案報告沒寫性侵，而是寫少年在機構適應不良，但有將載有詳情的卷一起呈給法官看，也跟法官說A少年在機構有性議題困擾。

「以為別人會通報」，讓性侵事件繼續成為機構中說不出口的祕密。

最後一波風暴，是涉性侵案的學員，在檢方調查時指控Z機構不當管教與虐待。

有少年認為自己像是老師的出氣包，有時挨打是因為犯錯，有時很莫名，「老師打學員，學員再去打其他學員」。

B少年說：「若有學員脫逃，抓回來也被打得很慘，負責人會在活動中心或辦公室用棍子、拳頭、巴掌打人，挨打的人回來後身上會瘀青流血，還有人牙齒斷裂。」

其實早在性侵案剛披露，中部某地院的法官、少保官就找來剛從Z機構被帶回的K少年，查證機構是否不當管教，K少年對法官說，「國小的孩子會被大孩子壓在地上打，呼救沒用，機構還掌摑、罰站、打腳底、拉頭髮，並教唆其他少年毆打。」

法官心疼地問：「你怎麼都沒說？」K少年回答：「我沒被打，不知道可以講。而且跟你們講也沒用，因為機構說不乖就要把我們送感化，還說看法官是相信你們還是相信我們。」

該地院法官隨即發公文給司法院少家廳與南投縣政府，不過少家廳將公文檢還地院。當時的少家廳副廳長簡燕子在約詢時說明，基於審判職權在地方法院，個案的情形法院比較清楚，才檢還筆錄，由地院秉於權責處理。

至於南投縣府社勞處發文問Z機構，Z機構否認不當體罰。縣府到機構發匿名問卷，發現有孩子反映被打腳底。

孩子的聲音，這次有被大人聽見嗎？

承辦的辦事員劉佳萍說：「有告訴機構不能這樣，當時沒（向縣府）通報（孩子被打），問卷後來回去就放著。」

科長王基祥表示：「我有耳聞機構軍事化管理，但沒有具體事證。」

負責人夫婦則說：「孩子所說完全不是事實，否則他們上學、上班的時候怎麼不求救、不逃跑？先前一個對法官說在這裡被痛毆的孩子，前陣子才特地回來看我們。我們向來要求學員不能以大欺小、不能以多欺少、舊人不能欺負新人。」

K少年的心聲，又在司法與行政體系中消音。

三波風暴，層層漏接，從破網中墜落的少年，在生命中留下長長創口。

監察院的彈劾理由認為，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5位官員，因未能落實監督、查核管轄內的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怠於執行職務；3位少保官知悉所輔導的個案在安置機構內遭性侵害，卻未依法通報及通知地方政府，隱匿事實，違法執行職務；8人有重大違失，移送司法院公懲會。2018年8月9日，監察院通過此案的調查報告，並糾正南投縣政府、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及彰化縣政府。

監委指出，福利機構內的性侵害通報件數，5年內增加3倍。在原生家庭受傷的少年被安置到機構，機構卻又變成傷害他最深的地方。衛福部與司法院應互相合作，積極檢視司法少年安置困境及頻被機構拒收的事實，積極建構完善的司法兒少保護體系，檢視兒少安置機構督管與退場機制，而不是互踢皮球。

調查此案並做出彈劾決定的監委林雅鋒很沉重。法官出身、曾任司法院少家廳廳長的她表示：「彈劾少保官，我當然覺得不捨，但今天我的立場不同以往，過去我在司法，現在是全面關照。既然少保官與社勞處的人員都有違失，就要有行政懲處。此案也能看出司法院的輕忽，只是監察權無法糾正，只能希望檢討改進。」

她強調：「這次彈劾是個碰撞，用意是讓大家一起來正視、解決問題。彈劾對少保官來說必定是震撼，但希望是向前的動力。」

彈劾真能化沮喪為動力嗎？攤開司法院統計，法院每年平均裁定150件安置輔導，今年初監察院開始約詢公務員與少保官後，1～6月裁定安置輔導件數共33件，與上年同期的65件對照，幾乎少了一半，隱約呼應調保官「未來幾年大概沒幾個人敢建議安置」之說。

（資料整理／曹馥年；設計／黃禹禛）

「我都不知該怎麼去鼓舞這些調保官，」謝瑞龍憂心忡忡：「萬一大家因為這樣不敢建議安置，有這樣需求的少年，一生恐怕就這樣錯過了。」

蔡坤湖則認為：「彈劾效應有好有壞，目前看來，好的影響卻不夠多，例如公立機構也沒有因此願意多收一些司法的孩子，結構性問題仍沒改善。」

「士氣一定有受打擊，但我想這是個好的提醒。」曾任少家法庭庭長的司法院少家廳廳長謝靜慧指出，8月下旬將會找各法院調保官代表，討論落實通報義務，以及執行安置可運用的友善資源。「我絕不希望我們的少保官失去鬥志。」

南投地院新增內部規定，少保官現需每2個月探視一次安置少年，並不定期跟家長會談。機構回報孩子狀況的月報表，須通過主任調保官、法官兩個層次的監督管考。性侵、吸毒、高風險家庭等所有司法人員有通報義務的事項，都需通報後再回報法官。

但對司法安置業務的權責分署，司法與行政體系間依舊沒有明確共識。

「往後還想繼續做司法安置嗎？我想，我們也哀莫大於心死。」師母說：「若公部門出硬體，我們負責軟體，事情做不好，理當挨罰。但我們每年自籌2,000萬元照顧孩子，10多年花費2億多元，現在還落得罵名。沒有完美的機構，我們努力把不足處補足，國家卻沒看見。」

離開Z機構的少年們，少數轉往其他機構，絕大部分結案，返回未必有功能的家，有少年最終又因案進了感化院，或涉犯新的案件步入法庭。就像宿舍白牆上一顆顆掉落的星星壁貼，墜向不同的際遇。

B男子被依對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猥褻行為等罪，二審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仍可上訴三審。

A少年仍在接受性病與心理治療，談起如何度過那段遭性侵的日子，他說：「那時候很慘，每次覺得痛苦，我就想媽媽，因為只有媽媽沒放棄我⋯⋯我現在常做惡夢，想起那時候的事，情緒就壓抑不住，很怕別人知道我的過去。」

青春起飛的時刻，少年們可能熠熠發光，也可能一不小心墜進黑夜。下顆星星墜落時，不知大人們是否已準備好，伸手接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