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走河》在誠品高雄大遠百店的新書發表。

台上正播放新書介紹影片，背景音樂的西塔琴鳴吟，像在空氣中撥出一道道水流，在亂石中困滯亂竄，接著一點點鑽出石縫，涓滴聚為細流，細流匯成小河，從四面八方往下游奔騰。

穿著黑衣黑鞋、暗色牛仔褲的謝旺霖，從旁邊的木斜坡悄悄向下移動。河水翻過谷地、流過淺灘、拍鈍河灣岩石的稜角，噶瑪蘭語吟哦聲中，他已混進台下觀眾，笑著低聲招呼來參加的朋友，抬頭望向講台，像位普通聽眾。

密如蛛網的流水收攏成悠悠長河，奔向大海。樂音淡出，主持人唱名，「歡迎作者謝旺霖」。

他如學生突然被點名般低頭跑上階梯，接過麥克風，頭一抬，雖早已演講數百場，拘謹神色仍彷彿人生初次上台。

2004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捐出獲得的行政院文化獎獎金，成立「流浪者計畫」獎助年輕人獨自背包窮遊，在路上和他人對話，也與自我對話。「流浪，讓新鮮的事物進來，刺激自己；隔一段距離看台灣，看日常生活，看自己」。

同年底，獲首屆獎助的謝旺霖在雪季單騎滇藏公路，花2個月從雲南翻越數座海拔4、5千公尺以上的大山，抵達西藏。為證明沒有揮霍這筆林懷民攢下的基金，他將這趟幾乎讓他送命的騎行寫成《轉山》，引發轟動。書中詳述的沿路艱險，剖白的絕望自疑，毫不妨礙人們對他這趟壯遊的嚮往，或投射自身的冒險冀望。

他人想像的謝旺霖，與他的自我認知出現斷裂。「別人說我勇敢，我卻不這麼覺得。面對這些，有時我會覺得很混亂。」

演講、活動邀約不輟，好評、期待紛湧而來。謝旺霖當時告訴這本書的企劃經理曾文娟：「若我因為《轉山》變得驕傲，妳一定要告訴我。」

10年後《走河》出版，曾文娟擔綱總編輯，她受訪時說，她眼中的謝旺霖，依舊單純、害羞、不喜人群。

謝旺霖始終沒能習慣舞台，比起當個台上矚目的「流浪勇者」，他在台下反而自在。「進步」的是，就算總緊張地手心冒汗，他仍繼續透過演講，與讀者相對。

演講幾乎是他唯一跟讀者互動的機會，當作家們在臉書回覆讀者留言、開直播，他不用任何社群媒體，很晚才買智慧型手機。雲門2藝術總監鄭宗龍因獲選第二屆流浪者與謝旺霖相識，形容他：「堅決頂在時代浪頭的尾巴，非常罕見。」

謝旺霖沒臉書，極注重每次與人相處的時刻。高雄那場分享，聽得出他有些停頓與分神，原來是留意到台下有位聽障朋友，他擔心現場沒即時字幕，不確定對方是否理解，「突然希望大家都不在場，我可以慢慢說給他聽。」分享會結束後，他和對方聊了許久。

大概是大學雙主修法律、政治的訓練讓他洞悉人心；也可能是旅途中受到太多無以回報的人情；又或者自小父母離異，來去兩個家庭間讓他學會察言觀色。我們採訪幾位謝旺霖的朋友，他們一致提起他的細膩與替人著想，且總是記著別人的好，鉅細靡遺到朋友都覺得離譜的程度。

「我上回和謝旺霖一起講座，他講到他還沒成名前，有次我們樂團發片，我拿CD給他，還請他吃飯，」原本邊說話邊撥弄西塔琴的吳欣澤，突然停下撥弦的手。「他竟然記得那天吃什麼，記得我不吃肉，把肉給他吃，」他瞪大眼，「拜託，十幾年前的事，我都快忘了。」

謝旺霖補充當時他們去吃我家牛排。「早期比較窮，窮到酸，誰請吃一頓飯就會銘記在心。那時大家什麼都沒有，誰先有份工作，就請吃飯。」

什麼都沒有，或許更能輕裝上路。謝旺霖是首屆流浪者中最早出發的，流浪歸來後，他去聽「西尤島融合樂團」演出，和他同屆的流浪者吳欣澤是主唱兼西塔琴手。「吳欣澤是非典型的，初次見面，就招呼了我的屁股。」謝旺霖內斂，吳欣澤外放，兩人個性又有相通的細膩成分。這掌非典型招呼，開啟15年的友誼。

吳欣澤有客家與噶瑪蘭族血統，家裡男生都會彈吉他，女生都會唱歌。他幼時有閱讀障礙，自然而然喜歡上貼近感官直覺的音樂與體育。國一初次在CD中聽到西塔琴的聲音，又因披頭四樂團吉他手喬治．哈里遜（George Harrison）發現這印度古老樂器能加入流行樂，讓他對這乍聽下像貓叫，又似能演繹星星在宇宙中移動的聲音感到好奇。

西塔琴在台灣是冷門樂器，他在淡水手工藝品店找到一把，用這把琴和同好組了西尤島融合樂團，以琴聲與噶瑪蘭語，演繹自然與傳說故事。

認識吳欣澤的人，都知道他想去印度尋西塔琴的根。他教吉他的樂器行老闆娘告訴他流浪者計畫消息，他寄出3首demo帶報名，2005年初，謝旺霖回來不久，換他飛往印度。

他光西塔琴的瑜珈坐姿就練習2個星期，「你得與琴保持協調，就算把手放開，琴也不會倒下來。」他彈撥琴弦，吟唱幾個音律，是森林裡的猴子與鳥，也是窗外路過的卡車。

在瓦拉納西學琴的時候，恆河是他的老師。「看著河就知道怎麼彈，河會教你，」採訪時不斷咧出孩子氣笑容搞笑的吳欣澤，撥開蓋住眼睛的長髮，整個人正經起來，「西塔琴代表環境的聲音，人聲是生物想法以及地球運作的思想。簡單來說，它的音樂理論就是大自然配上生物，在世界上運行的概念。」

網路與智慧型手機普及前的流浪，更接近流浪本質。第二屆流浪者吳耿禎的計畫，是去陝北黃土高原學當地歷史悠久的剪紙藝術。

通過計畫面試時，他正將家鄉鹽水溪的印象透過木板剪裁，做成10米長寬的建築系畢業製作「冥河」，林懷民跑去看他做作品，展出時又去一次，知道作品太大沒地方放，把雲門倉庫借給他。

吳耿禎啟程的2006年，iPhone還沒發明，他的目的地遠離觀光區，資訊不多，流浪者計畫的專案負責人介紹謝旺霖給他認識，分享在中國旅行的經驗。

到了陝北，他沿途尋人探路，與居民在窯洞同住共食。他看見年輕一輩搬進水泥樓房，剪紙從民間技藝轉為官方推廣的「文化財」，取材土地與窯洞生活，粗獷接地氣的構圖，因銷售考量，變得越來越繁複。

「屏除以往看過的資料，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懷疑。那種經驗，是現在的時空很難造就。現在已經不會那麼不方便、不會那麼需要你去碰撞了。」

他背著旅途中蒐羅的各式紙張回台灣，立刻面臨就學貸款壓力。「謝旺霖採訪第二屆的雲門流浪者，我們漸漸熟了，他剛好在寫《轉山》，那段時間我們都滿貧困的。」

流浪隔年，西尤島融合樂團發行華人世界首張西塔琴專輯《亞洲的心跳》。吳欣澤是國內首位西塔琴專職演奏家，「有人問我會不會餓死，我都說我有在演唱會上班。」

以吉他手身分獲得國內外多個獎項的吳欣澤，同時在蔡依林、陳昇等歌手演唱會中擔綱吉他伴奏，但創作重心仍以西塔琴為主。樂團的聲音逐漸被世界聽見，從2011年開始受邀前往日、德、愛丁堡等地音樂節演出，今年（2018）則在韓國全州國際音樂節登台。

陝北流浪，讓吳耿禎思考剪紙的意義，不應只是單純的裝飾品，而是反映人與環境的關係。建築系畢業的他沒當建築師，選擇拿起剪刀，投入失傳中的剪紙藝術。

借放在雲門倉庫裡的《冥河》，讓他申請上朱銘美術館的駐館藝術家，他不停地剪，接獲創作邀約，進而舉辦個展。2010年，他在Louis Vuitton“Journey In My Mind”（心中的旅程）藝術徵件計畫獲得首獎，近年除了與愛馬仕（HERMÈS）等國際品牌合作，也在台灣以藝術創作介入社區，扣連人與土地。

回顧這些年的歷程，吳耿禎覺得好像衝太快、一下子就被看見。「沒那麼想追求這些，但是命運駛來，想逃也逃不掉。」

他們一下子擁有很多，好似河上游的水流終於擺脫窒礙，奔赴四方，卻又因為有共通牽繫，就算各自開展，仍相互照應。雲門流浪者間常有合作，鄭宗龍舞作《在路上》邀吳欣澤演奏西塔琴，明年（2019）演出的舞作《毛月亮》和吳耿禎合作視覺設計。

謝旺霖說：「大概大家都是這樣過來，有機會，互相支應；無法合作，也有激盪與支持。」

29到33歲，謝旺霖數度前往印度，背著簡單行囊，沿著恆河旅行。30歲，他從東華大學博士班休學，花100多天，從恆河出海口走到冰川源頭。

為什麼去印度？他不明所以。為什麼走河？他答不出具體理由。步履孵成文字，每趟旅程，他都帶回一些沿途書寫的筆記。

恆河行腳，似可成為下本書的素材，他又冒出疑問：「為什麼我去一個地方就要寫？去西藏寫轉山，去印度寫走河，我說服不了自己，我個人旅途，干人家什麼事？」

他試過寫小說，但每當拐到別的彎處，河畔的生老病死、誤點的火車、巷子裡踱步的牛⋯⋯旅途中那些人與事，又不斷流入腦海。

那時他已在政治大學博士班念到第三年，差論文就能畢業。「當然可以先寫書再寫論文，但創作不好，你可以推給博士生要做研究，做研究的時候，又說我要創作。那條路斷不盡，總有個東西跟你招手。」

他的解法，是讓自己沒有退路。2014年9月，他讓自己被退學，拿出已泛黃的印度筆記，每天坐在電腦前寫寫改改。

彷彿苦行才能印證真心，就像走河半途，明明有條大馬路，他偏要岔入張狂的芒草與蘆葦叢，貼著河道走，才覺踏實。

他想著要怎麼讓《走河》和《轉山》不同，並非為了超越，是不想再複製自己的經驗。「生命告訴我，我已經不一樣了，不能接受再用舊的思考模式去做這些東西。」

但怎麼寫都寫不好。「覺得很奇怪，所有事情都是親身經歷過的，為什麼寫不出來？我每天問自己，覺得快瘋掉，」他懷疑，自己好像不會寫作了。

這條自找的路，究竟對不對？《走河》文句間，不斷閃現他的自我質疑。

他在芒草叢迷路，除了身旁的恆河，無從辨別身處何處。恍恍惚惚，他想著老同學們，不是沿著學院階梯高升，就是已晉任主管。他自忖，老是疏遠熟悉環境的自己，「是不是和現代社會間存在妥協，其實又深藏著一種不適應的表現？」想到這，他大罵：「幹！你甚麼時候才能學會心無旁鶩的一直走？」

寫作卡關到極致，他讓自己更退無可退，放把火，把已寫7、8萬字的《走河》手稿，連同印度筆記全燒了。「成敗不重要，出版與否不重要，但我一定要做。若我做不好、被淘汰，就去做別的事。」

「謝旺霖答應做一件事，就算不見得立刻抓到靈感，也會比別人認真投入，」吳耿禎形容，「他就像漂浮在另一個創作時空，那裡的時間，和我們不一樣。」

這段卡住的時光，每當接到謝旺霖的電話，鄭宗龍就知道他們要出去走走，山上、野溪、海邊，蓋個遮蔽物，露宿袋一鋪，有一搭沒一搭聊天，累了就睡，「去暫時逃脫或呼吸的地方」。

吳欣澤則付出直爽的關心，「沒事亂他一下，打給他叫他不要寫了。」他自認無法理解謝旺霖壓縮又痛苦的創作方式，「對我來講，堅持過頭的人都有點問題，後來發現他是真正的苦行僧，不是幾天夏令營式的苦行，是用整個生活苦行，而且不被社會改變，我滿佩服的。」

創作時空得有收入才能運行，謝旺霖斷續打工，楊牧、陳義芝兩位作家教授請他擔任助理，讓他付得出房租。到後期，他幾乎全心寫作，有回鄭宗龍去看他，發現冰箱只剩15顆水餃。他再不濟也不虧待朋友，全下鍋煮給鄭宗龍吃。

就像下雨前要積聚水氣，謝旺霖寫得很慢，「寫下最真的東西，先一個字、一個句子，再把句子接在一起。」

因為不確定，啟程後仍頻頻回首。「林懷民老師不知從哪聽說這件事，有次罵我：『你怎麼可以邊寫邊當編輯？一次寫完再改，沒有人一邊編舞一邊rehearsal（排演）的。』」他聽懂了，要自己把目光放在眼前路。

敘事人稱從《轉山》的「你」到《走河》的「我」，謝旺霖不再追求文字的戲劇性與抒情，而是海明威寫作那般的冰山一角。紙頁上的文字如浮冰，底下有他埋藏的隱喻，例如〈細小的殺戮〉，他用4頁描寫殺死一隻蟑螂，看它被螞蟻肢解、抬走。蟑螂像在不堪角落卑微生存的人，如騙子、如掮客，貌似可憎卻生命頑強。還有一群無聲者，看似沒有威脅，又能將生命拆解於無形。

期待讀者理解嗎？「是我個人的表達，別人可以不接受，但我清楚這些東西是怎麼寫出來的。」

但畢竟這些文字要面對普羅大眾，他拿著稿子詢問不少人的意見，林懷民認為有許多將盡未盡之處，提出不少問題。「老師問我，你到菩提迦耶，為什麼哭？我說，我前面已經寫我迷路那麼久，難道不能哭嗎？他說，但你也要交代一下啊！我就補兩、三句話，解釋自己半途有搭幾段車，認為自己憑什麼覺得苦，所以才哭。」

他決定不在書裡放任何照片。「印度的表面與形式比較不同，我不希望（影像）變成獵奇。」這些照片該由他帶著，在每場講座中解釋他的觀點與狹隘。「大家都在做影像，但我不要跟大家一樣。我覺得反骨就在這裡，越沒有人要做的事，我就比較想堅持下去。」

抽離影像，預先為讀者摘掉有色眼鏡，但面對這條長河，總要有個能盛放想像的載體。他問曾文娟，我們請吳耿禎剪一條河，好不好？

吳耿禎的剪刀，將《走河》的文字鉸成一具斜躺的人體，肉身如河，印度的象神、建築、人生百態、綿長時空，悠悠流過。吳耿禎說，他沒去過印度，「這是我跟《走河》文本對話後，很自我的一張作品。」

視覺之外還有聽覺。「謝旺霖宣布書名叫《走河》時，我就覺得，啊，easy啦，我本來就跟河流很親密，沒有問題。」吳欣澤曾一連4年，每年2個月回到瓦拉納西恆河畔學西塔琴，開始在世界走動後，他喜歡觀察人與河的貼近。

走河的編曲意象是順流而下，「雖然謝旺霖強調他的走河是從出海口開始，但我不理他，我照原本河流的方式，沒開頭不要講結束，」吳欣澤把自己化作那波水，「他（謝旺霖）有點悲觀主義，所以曲子前面很痛苦、水流不動，後面漸漸激烈，出海口是平靜的。」

無論終點是源頭或出海口，水的循環，原就沒有開始與結束，創作亦然。謝旺霖將《走河》視做收束，從印度行腳到成書，蜿蜒崎嶇的8年，像是驗證自己對寫作有多堅持的試金石，現在他可以開始做別的事，例如寫小說。

10年前一場訪談中，記者問林懷民：「你希望社會怎麼看流浪者計畫？」他說，希望這些出去再回來的人，讓將來的社會，比較有特立獨行的本錢。

10年後仍彈著西塔琴，吳欣澤的心是喜悅的：「我知道百來位流浪者中只有少數有這樣的機運，我覺得很滿足，至於影響，留給下個10年讓別人期待。很少創作人回頭看自己的創作歷程會覺得幸福，很難得也幸運，我是其中一分子。」

這些年，謝旺霖不時自問流浪者的力量究竟在哪裡？「大概是集合願意這樣去流浪的『我』，變成『我們』，不只是完成自己，也讓社會有一些聲音、一些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