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片土地是我最後一次獨自出國，此後再無有意識的旅行；現在最大的挑戰，是說服小一女兒願意一起到郊山的步道健行。

2013年與2015年，我花了數個月時間漫遊巴爾幹半島上，充滿差異與矛盾的景觀：嶙峋的山脈、羅馬皇帝的海濱宮殿、種族屠殺的現場、狂歡的派對、永懷強人領袖的陵寢、東正教聖殿、伊斯蘭教宣禮塔的喚拜聲。

從炙熱溽暑到冰天雪地，不間斷的腳步穿梭在一個個讀來拗口、彷彿帶著金屬色澤的地名：塞拉耶佛（Sarajevo）、貝爾格勒（Belgrade）、札格勒布（Zagreb）、佩奇（Peć）、斯普利特（Split）、斯雷布尼查（Srebrenica）、維舍格勒（Visegrad）⋯⋯。

情緒如雲霄飛車般，不斷在狂喜震顫、溫暖人情、悲傷感懷中洗滌著全部感官與心靈，在這個於當今世局無足輕重的歐洲邊陲。

曾經懷抱著熱切的自我期許，能將這一切記錄下來，但如同逃避人生種種大大小小的困難般，我終究沒有完整寫出來。那些感受與經歷，隨著現實生活的不斷向前，如旅行搜集的明信片等紀念品，堆疊在床底下的雜物箱，幾乎沒有再打開。

要再度開啟塵封的旅程，是困難的，拾起一小片不完整的紙與上頭手寫的電話地址，就像掉入漩渦般，陷入記憶中不能動彈。

就像那個炎熱的下午，參加完一場預料之外的葬禮，拖著疲憊身軀回到旅館床上一覺不起，不斷做著黏膩燥熱的夢，直到深夜⋯⋯。

一開始，這幾乎像是一場朝聖。

當巴士從覆滿綠意的鄉間小路，慢慢開向蜿蜒的河谷，我的期待與興奮迅速攀高。黝黑粗礪的山脈中間，墨綠色的河就在右側，彷彿唾手可及。那條陪伴好一陣子上下班捷運車廂時光的河，以及橫跨深河上的橋：德里納河上的橋。

出發前搜集閱讀相關資料時，知道前南斯拉夫出過一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台灣幾乎找不到譯本（除了古早無版權年代的諾貝爾文學奬全集中的零星作品摘錄）。經過不懈地尋找，居然幸運地在二手書店挖到一本他最知名代表作《德里納河上的橋》（The Bridge on the Drina），1979年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書頁泛黃飄著霉味，像是薄餅一折就會斷開。

不抱任何期待，翻開書頁多少瞄幾眼，沒想到就再也停不下來。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美妙的閱讀經驗，像是國小時在床頭抱著歷史故事捨不得熄燈、國中時在餐桌手捧金庸飯早涼了還不忍釋卷，每每捷運到站還無法闔上書頁。

已過中年的舊書經不起折騰，書脊很快斷裂以致書頁脫落，得用夾子固定，每當拿出來看的時候，就得扳開夾子兩側的金屬環，「啵」的一聲，常引來身旁乘客側目。

啊，那條歷盡風霜仍屹立不搖的永恆的橋，馴服兇險深河與崎嶇山谷，為不同宗教與文化的人搭起生命連結的橋，由土耳其最偉大的建築師米馬爾．希南（Mimar Sinan）設計。血腥的動亂與鎮壓、月光下的兒女情長、黃昏下村民閒磕瓜子漫步徜徉、不同族群攜手對抗大洪水⋯⋯都隨著時間的沖刷流進河裡了。但500年的橋還在，安德里奇的文字還在，永恆地刻畫下維舍格勒這座小鎮的生命──500年來巴爾幹的縮影。

十孔石橋優雅的弧線緩緩伸展，當泛黃書頁成了眼前的真實風景，真的好超現實。堅實而沉靜、簡練而深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不過如此吧！

更想不到的是，橋上聚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就像書上描繪的，人們聚集在橋上議論、歡笑、密謀著，那一個又一個的革命、變局、慶典，宣洩滿腹的情感，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浪漫的想像過不了多久，馬上面臨現實的問題，拖著沉重行李箱的我，該怎麼穿越重重人群到對岸的旅館呢？橋的入口站著警察與幾名消防隊員，我湊上前，好奇地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紀念、政府、殺人」，唯一懂點英文的女消防員說出幾個基本單字，全身上下一陣顫抖：不會吧？居然被我遇上，在原本只是單純想來文學朝聖的這一天。

橋上的事情，與人們所為何來，都來不及被寫進諾貝爾文學奬大作。

這場慘劇是20世紀末西方世界永恆的汙點，5天之內8,000名男子從世界上消失，且並非像當年納粹大規模有系統地用毒氣「解決」，而是以刀槍等原始方式殺戮。而當時這裡才剛被聯合國規定為「安全區域」，禁止交戰或使用武器。

這個南斯拉夫解體後最血腥的一刻，現在被定性為二戰後歐洲最嚴重的「種族滅絕」。關於此事件的調查、專書汗牛充棟，2020年波士尼亞導演將其拍成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在多年後又讓全世界對此有新一波的關注。相對於此，波士尼亞其他地方的戰爭創傷，猶在不知名的無邊黑暗裡。

在這片土地上，我聽著人們說，那些都過去了，應該往前看。可是我知道他們還沒過去，他們就在這裡。

古橋路面由一塊塊掌心大小般的石頭鋪成，凹凸不平，行李箱寸步難行，我只能提著它笨拙地穿越人群，接近橋的中心。一眼就可認出，低調簡約的橋身，中央有塊兩層樓高凸起的石碑，那是土耳其統治者張貼詔書的地方，每當書中描寫到時，通常意謂著有不安的大事發生，現在底下站了一排拿著長條標語的婦女與小孩。石碑對面，是青少年在上頭消磨時光，綽號「沙發」的平台，是書中幾處氣氛最輕鬆的場景，現在陸陸續續上來西裝筆挺的大官、著長袍戴帽的伊斯蘭教士。

而在我的周遭，則是手持相機不停走動的攝影記者，以及披著頭巾的婦女，一張張蒼老的面孔。教士作完祝禱儀式，音樂響起，沙發平台上少女開始唱歌，婦女們開始哭泣。我極度暈眩，身體像是被釘住一般動彈不得，眼光不知要往哪裡擺，悲傷那麼近。

前一刻，腦中裝滿了對傳奇小說與古橋的浮想聯翩，這一秒，卒然無防備地，正在旁觀他人之痛苦。強迫自己拍了幾張照片後，眼淚止不住湧出。

因為戰爭初期聯合國採取武器禁運，波士尼亞軍隊幾乎遠遠不是塞爾維亞部隊的對手，更遑論這些鄉村地區的農夫村婦，完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他們被驅趕、轟炸、槍擊、刀砍，被一個一個像動物一般，帶到德里納河上的橋上，不分男女老幼，以最原始的方式割喉、丟入水中，3,000人死亡或失蹤。鄰近一處歷史悠久溫泉區的著名飯店，則成為惡名昭彰的「強暴集中營」，穆斯林婦女被帶到這裡，任由塞爾維亞軍人日夜凌虐，連懷有身孕都無法倖免。

20多年過去，維舍格勒這座曾經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們居住在一起的城鎮，已成為幾乎純粹塞族的領地。這些失去家園的穆斯林，只能在這一天來到橋上，紀念他們痛苦死去的至親。紀念活動的最後，人們將300朵玫瑰拋入河中，艷紅的玫瑰在湍急的水中轉眼就消失不見。至今仍有600到800人找不到一絲骸骨，無法辨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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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有意還是碰巧，橋旁邊的飯店正在舉行吵雜熱鬧的婚禮，一輛輛親友的轎車大鳴喇叭遊街，典型的巴爾幹歡慶方式，車窗升起大大的塞爾維亞國旗，神氣地隨風飄盪。

塞拉耶佛來的記者告訴我，下午在鎮上的墓園有一場葬禮，顧不得整天幾乎未進食，我到旅館放完行李後馬上動身前往。

那天有7具遺體要在維舍格勒的穆斯林墓園下葬。內戰結束後，國際失蹤人口委員會（ICＭP）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為了波士尼亞而成立，多年來已建立一套先進的DNA比對系統，一一將被屠殺者的遺體拼湊比對，回復他們的身分，包括當日這7位。

他們都是在從鄰近的佩魯恰茨湖（Perućac）裡尋獲，2010年7月趁著水位降低時，工人前往維修水力發電站時，赫然在水壩周邊發現這些隨河水流到湖裡，卡在樹枝或泥灘之中的骸骨。除了1992年維舍格勒大屠殺，甚至還有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受難者，「估計有超過2,000具遺體在湖裡，此地是歐洲最大的亂葬崗，」波士尼亞失蹤人口協會主席馬索維奇（Amor Mašović）表示。

7具棺木中，有兩具特別迷你，他們是7歲的小男孩伊比舍維奇（Nihad Ibisevic），埋在他的媽媽旁邊；6歲的小女孩比爾達娜．祖契奇（Vildana Zukić），埋在他的母親與祖母旁邊。

「沒有言語能形容親人的痛苦，我弟弟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如果他還活著，今天就滿28歲，可能已經成家立業。我們家有5個女兒，他是唯一的男孩。最初家人還抱著一絲希望，因為很多孩子被送到塞爾維亞，如今希望已死，痛苦持續。」小男孩的姊姊穆希奇（Senad Muhic）說，她還有一個妹妹的遺體仍未找到：

「我們知道誰是兇手，全都是我們的鄰居幹的，但沒有證據，無法將他們送進法庭，只能告訴孩子，永遠不要忘記這些鄰居對我們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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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的叔叔薩希爾．祖契奇（Šaćir Zukić）說，這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天，卻也感到安慰，因為他侄女的遺體已找到。他姪女的全家都遇害，只有10個月大的最小弟弟至今仍未找到。經過DNA比對，確認身分，比爾達娜小小的骨骸被裝在試管，埋進土裡。

經過上午在古橋上極度的悲傷及拋下玫瑰的儀式，下午在墓園時，親屬的情感張力似乎稍稍有些釋放，許多婦女與小孩坐在墓園周邊的草地上閒話家常，久別重逢的男人彼此問候，但當棺木一一入土，親屬接力用剷子埋下他們的摯愛後，沒有人能說出半句言語，除了拭淚與凝望著簡單的木製墓碑。

我希望有一天還能重回德里納河上的橋，永恆的橋，沒有悲傷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