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致命的撞擊，讓49條生命戛然而止，40幾個家庭就此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時間刻度卻不可能稍緩，中秋節、農曆春節，月亮按時圓滿、春暖總會迎來花開，人間歡慶團聚依然，但對家屬來說，「少了家人的年節，怎麼算是團圓？」

失去摯愛的這一年，他們以為可以平靜地說完故事，但眼淚不聽使喚地落下，每一個人都是哭著述說他們的故事和心緒。逝去的家人生命停止在花蓮清水隧道前；活下來的家人默默地忍受思念，再多的賠償金也喚不回親愛的家人。

「太魯閣的眼淚」這團體名稱描述著他們對家人的思念，一年過去，即使每個朋友都勸他們別挑戰台鐵、這太困難也太難受，他們仍決定站出來，以家屬身分長期監督台鐵安全改革：

「我們並沒有要推翻這隻大鯨魚，只要能挪動它一點點就夠了，以告慰逝去的摯愛。」

妍妍（事故時4歲）

「今年228連假，我們全家要回台東，但我們再也不敢搭火車，即使機票很貴也只能接受。過去這一年來往返花蓮開庭，也寧可選擇開車，這場事故對老家在台東的我們產生劇變。」

妍妍的父親陳先生，是「太魯閣的眼淚」的發起人。失去愛女是椎心刺痛，但也是因為愛女，他能忍痛一次次述說他們家的陰影與悲慟。

「事故前，我好不容易搶到清明節返鄉的實名制車票，立刻告訴妍妍與弟弟，妍妍滿臉笑容與車票拍照，期待著這次回台東的旅程。」

「出發當天，一進到車廂內，妍妍吵著要和姑姑坐在一起，我只好跟妹妹換位子，讓妍妍與姑姑坐在第六節車廂的第一排，由於是一大早的班次，一家人都睡得很香甜，突然感受到列車發生劇烈撞擊，車廂內的行李與乘客都天旋地轉。」

「黑暗的車廂內瀰漫著濃濃臭味，自己被座椅重壓，奮力掙扎的要找尋家人，妹妹被彈到位置後方只剩下微弱呼吸，幸好爸爸、媽媽和兒子都有回應，唯獨就是不見妍妍身影，我忍著被座椅撞擊的疼痛爬出車廂外，才發現寶貝女兒已經沒有完整身軀。」

這場事故，陳先生失去妹妹與女兒，自己的肩膀與腳也因為撞擊而骨裂，招魂當天飄著細雨，他坐著輪椅望著事故列車痛哭失聲。

事故後，與台鐵的每次接觸都是一種刺痛，提出各種疑問總是沒有正面答覆，「問A答B、問C答B，只有制式冷冰冰的官腔回應。」陳先生永遠忘不了去年（2021）10月3日交通部長王國材與台鐵局長杜微到家中，親耳聽到部長對著父親說：「現在的條件還不錯，要不要考慮一下和解？」陳先生至今仍難以理解：「再多的錢也換不回我最愛的家人，難道聽家屬訴說我們想要什麼有這麼困難？和解有比承諾家屬安全改革台鐵還急？」

這一年來，想到失去生命的妹妹與女兒，陳先生無法停止自責，「如果我沒有和妹妹交換座位，至少可以保住妹妹的命，我也可以跟妍妍在天上相聚。」

正因為自己倖存著，陳先生對《報導者》說：「我發誓要幫妹妹和女兒做些什麼事，沒想到陸續有10位家屬有一樣的想法，即使用一輩子的時間也要監督台鐵改革，告慰家人在天之靈。」

與事故408號車次車票合影的照片，是妍妍留給家人最後的記憶，儘管無比心痛，但她永恆的燦爛笑靨，支持著陳先生，在最難的路上繼續前行。

Debby（事故時21歲）

秦小姐的女兒Debby就讀輔仁大學音樂學系大四，趁著清明連假到花蓮找男友玩，沒想到搭上死亡列車。

採訪當天秦小姐帶著穿著學士服的哆啦A夢布偶，「這是女兒同學們送給我的，因為女兒答應同學要在畢業演奏會上擔任招待。因為太魯閣事故，她缺席了，同學們在招待桌上放著布偶，代表女兒出席。」

「事故後，我的空虛感很重，每天醒來都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女兒從小就跟我相依為命，我這麼愛她，如今這樣走了，我簽下和解書，錢收一收，就這樣嗎？」

「我真的做不到，所以我答應和陳先生（妍妍的父親）一起參與『太魯閣的眼淚』，因為我想要做些事，可以幫助其他人，讓女兒不是白白離開。」

要參與這個罹難者家屬組織，秦小姐內心有過非常大的掙扎，「從殯儀館到帶女兒回台北，我都想安安靜靜的陪她走完這段路，看著其他家屬出頭就好。但經過一段時間，發現都沒有人出來，而我們對於和解書內容有意見、希望修改內容時，台鐵人員直接說：『不可能，不然你們就去打民事訴訟，拿到的錢不可能比現在多。』我看到這些過程覺得很生氣，這件事得要有人來做，既然沒人要做，那我就代表女兒站出來。相信女兒也會支持我。」

回想起這段日子真的不好過，「尤其是農曆過年，每天都很難熬，莫名地哭一整天，心情低落到極點，不得不求助諮商師。」在家屬團體裡，傷心的人齊聚，彼此支持理解，對官方的官腔也更感悲憤，「因為事故時我不在車上，每每聽到陳先生在車廂內尋找女兒的經歷時，我想：『如果是我一定會痛死。』連我都不敢跟他說感同身受，但每次聽到官員輕易說出『感同身受』時，我真的覺得好廉價。」

如果她的女兒沒有走，現在應該已順利畢業了。「當時我們說好要一起開咖啡館，在店裡面擺一台鋼琴，由她負責演奏最拿手的曲子，如今這些夢想已經不可能實現。」

女兒不在，只剩這隻哆啦A夢布偶，秦小姐就把哆啦A夢放在車上，走到哪裡，就像女兒還和她相伴。

Dora（事故時31歲）

程家有三個姊弟，程小姐和妹妹Dora年齡相近，從小感情就最親。雖然長大後，程小姐待在台南、妹妹到台北工作，兩姊妹仍時常相約到處旅遊。事發前一個月，她們才一起到宜蘭玩，前一天程小姐先來台北住在Dora的家，Dora把自己的「布偶」借她抱著睡覺。如今，抱著這個布偶，就讓她感覺抱著妹妹一樣。

事發當天，Dora搭太魯閣號準備到台東與朋友們會合，趁著清明連假一起出遊，卻碰上嚴重事故，妹妹與一名同行朋友罹難。

事故發生後，台鐵官員拜訪程家，經過一段討論後，雖然父母決定簽下和解書，但當時在場的程小姐跟媽媽說「這樣的作法我不能接受」，甚至與父母發生爭執。

「最後我跟媽媽都哭了！我不會怪父母，每個人處理傷痛的方式都不太一樣，就像是父母來台北整理妹妹的遺物後，想立刻丟掉，但我不想這麼快就忘記妹妹的一切。」

即使已經簽和解，程小姐總覺得沒能盡力為妹妹做些什麼。妹妹剛走的半年，她常常在房間內大哭，失去妹妹的痛苦，讓她也尋求諮商師協助，但悲傷並不會因為諮商就停止。秦小姐找她加入「太魯閣的眼淚」時，她立刻答應，即使人在台南工作，「只要我可以請假一定盡力參加，因為這是能為妹妹做的唯一一件事。」

Dora一直是凝聚全家的重心，即使遠在台北工作，仍貼心地每隔一段時間找姊姊計畫著全家旅行，她知道父母感情沒這麼緊密，需要製造更多機會全家一起出去走走；念大學的弟弟，比較不擅長做這些事，「妹妹離開後，只剩下我一個人在做這件事，再也沒有人能和我一起討論。看著家人感情在妹妹離開後變得更生疏，我常常對自己說這件事慢慢來沒有關係；但一個人時又會擔心，如果家人又發生跟妹妹一樣的事故時，來不及拉近家人彼此之間的感情，我一定會更加後悔，心裡面好掙扎。」

以前程小姐上台北找妹妹時都是搭客運，但現在也不太敢搭，「因為到台北的第一站就是Dora住的三重，有一次搭客運到台北參加會議，我完全不敢看窗外，默默地掉眼淚。但我真的很愛妹妹，所以我願意為她做任何事，參與『太魯閣的眼淚」雖然難過，但我完全不後悔。」

蓁蓁（事故時6歲）

那天，陳小姐的兩個女兒跟著爸爸要去花蓮海洋公園玩，碰上太魯閣事故，陳小姐的小女兒蓁蓁罹難、大女兒重傷，先生也受傷。

一年過去，蓁蓁永遠離開了家裡和學校；大兩歲的姊姊身上傷口仍在，得不斷在家、學校、醫院往返復健，陳小姐也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大女兒，「我不記得事故至今，有哪一天自己沒有掉眼淚的。」蓁蓁個性比姊姊外向開朗，她每次走在路上都會採路邊的小花鬧著姊姊。受訪當天，陳小姐帶來一束小花，「我希望記得蓁蓁最開朗的樣子。」

事故當下，忙著往返殯儀館、醫院，根本沒時間悲傷。蓁蓁海葬那一天，陳小姐才驚覺是自己的生日，「不是我刻意選，當下根本沒想到自己，當我發現時才驚覺與我生日同一天。」

失去孩子會是一輩子的傷痛。當時因為大女兒還在加護病房，陳小姐只能就近住在花蓮慈濟醫院宿舍，一個人、空白的時間都在想小孩，「那一陣子滿可怕的，甚至浮現想自殺的念頭，但我是基督徒，只能不斷讀經禱告，撐過那段日子。」

事故後碰到中秋節，看到別人家都團圓，陳小姐更觸景傷情。

「我們家已永遠少了一個人，怎麼團圓？那天打擊真的好大，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好可怕，我本來是這麼開朗的人，講話直來直往又大聲，但事發至今，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天我沒有哭？」

大女兒也因為受重傷，傷及腦部的語言區，必須長期復健治療，「她本來就是比較安靜的小孩，現在因為受傷也比較難表達，但我一直很注意姊姊（大女兒）的狀況，幫她安排做一些藝術治療，只希望創傷症候群沒有出現。我自己從事故後到現在一直在做心理諮商，我知道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傷心難過是一定會，但至少我可以對著諮商師說出來。」

陳小姐理所當然是未成年的大女兒代理人，加上丈夫也在事故中受傷，所有善後事宜都應該聯繫她，但台鐵關懷員卻總是繞過陳小姐、直接找先生，甚至在她要求加入傷者群組時，台鐵回說：「不是傷者不能參加！」陳小姐當時聽到整個火都上來了，「我受重傷的大女兒才8歲，我是她媽媽，幫她處理事情難道不行嗎？這就是我與台鐵交手的親身經歷。」

她參與「太魯閣的眼淚」後，很多朋友勸她「這個太難，要改變台鐵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過她想到，如果自己不做，會有人出來做嗎？「而且我們這幾個人雖然平時不常見面，但各自有心事或情緒低落時，總是會有人跳出來安慰彼此，這是共患難的感覺。」

雖然已經一年了，她至今每次搭台鐵都要先交代好遺囑才上車，甚至會先看一下位子是在車頭還是車尾，如果運氣不佳搭到車頭，整路上都會忐忑不安，「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事故，但這件事已經在我心中留下烙印。」

對家屬而言，他們的家人搭上台鐵列車才遇到傷亡事故是不爭的事實，台鐵與工地包商的問題，台鐵內部自己要解決，可是台鐵把責任撇得一乾二凈，工地管理難道沒有疏失？

普悠瑪事故傷者家屬受訪時也提到，都已經拿到醫院開出的重傷證明，台鐵當時還堅持要找第三方來認證，「雖然最後還是認定重傷，但那個過程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尚未和解以前，「台鐵三天兩頭就來拜訪問候，簽完和解就不再聯繫。本來也想堅持提出訴訟，但我們以花東居民佔多數，每次從台東到宜蘭開庭，還有工作要顧，真的無力長久堅持下去。」

從那次懇談會開始，「太魯閣的眼淚」聚集家屬展開討論。共同委任律師陳孟秀指出，「我們沒有要更多，但政府與台鐵必須付出更多，我們要的是真相、制度性改革。」他們也私下請益台灣大學軌道科技研究中心教授賴勇成，希望能以家屬身分提出具體而有實質內容的訴求。

家屬們經過幾個月的頻繁討論凝聚共識，今年2月提出四大訴求：

陳先生強調，改革不能只是喊口號，事故發生後，交通部長換人，新任部長王國材每次都對外宣稱嚴格落實鐵路安全，但每次話說完就出事故──去年12月1日同樣是太魯閣列車行經宜蘭大里與新北福隆之間時，擋風玻璃遭到施工處的鋼軌樁擊中，所幸無人受傷；同一天台東開往花蓮的復興號列車，在行進中發生第三節車廂與第四節車廂分離。

「我就想問，不是說要改革嗎？工地怎麼又有東西掉進軌道，還好只是鋼軌樁，如果是像我們一樣的卡車，又是一場大災難，而且連開到一半的車廂都會脫離，對外宣稱台鐵已經拴緊螺絲會有人信嗎？」陳先生每次看到這類新聞心都很痛，因為台鐵根本沒有真心想要改革。

長年研究軌道安全的賴勇成指出，事故後JR西日本在安全上做了很大改變，訂出公司的「安全憲章」強調「確保安全」的最上位理念，上述的安全計畫中更是強調如何落實安全。舉例來說，JR西日本設置「鐵道安全考動館」，所有員工每3年必須回到考動館訓練，從事故本身、到行動省思，結束後還要寫下省思報告。

根據JR西日本2005年的安全性向上計畫，增加「事故萌芽報告」鼓勵員工以匿名且不指名報告對象的方式鼓勵員工回報，從基層發現可能產生事故的問題，「安全基本計畫（2008-2012）」更進階，以未來5年旅客零死亡、員工零職災為目標，要求所有員工必須回到安全考動館研習，以及輪流到事故現場站崗，確保安全憲章內容可以貫徹到每個員工身上。

賴勇成指出，「安全考動計畫（2018-2022）」更是逐步強化安全改善事項，例如月台跌落軌道事故從前期的減少3成再加碼減少1成，平交道障礙事故從減少4成再加碼減少1成等，顯示安全是不斷持續精進，沒有真正的終點，「我們不見得全部要學習JR西日本的內容，但至少可以借鏡，」他強調。

旅日鐵道作家陳威臣也認為，保留事故車廂是日本「事故失敗學」。他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除了JR西日本的考動館之外，JR東日本也早就設置事故歷史展示館，其位於福島縣白河市的東日本旅客鐵道總合研究中心，屬於不對外開放的員工訓練場所，館內陳列日本國鐵與JR幾次的重大事故車廂，作為訓練與警惕。

不過陳威臣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日本整個鐡道組織對錯誤坦然面對與道歉，真心誠意地想要改變。而相較之下，台鐵不管是將普悠瑪事故推給司機員，還是太魯閣事故歸咎於包商，這樣的切割文化，很難真正地將安全做到位。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理事劉安庭認為，將太魯閣事故列車編組移至員訓中心，讓所有員工可以銘記在心，絕對有警惕的效果在，身為台鐵員工支持罹難者家屬的訴求，這絕對比貼標語還實際有效。

在家屬的四大訴求中提到，政府應公開組織改革的規劃與期程，以及成立官方的台鐵組織改革之外部監督團體，納入一定比例的家屬參與。JR西日本發生福知山線事故後，在家屬鍥而不捨追求真相下，經歷公司高層改組，將受害者家屬納入「福知山列車出軌事故的課題檢討會」，逐一分批檢視各項安全議題，讓家屬一起參與對於整個JR西日本事故後的安全改革。

交通部前部長賀陳旦建議，雖然家屬都不是鐵道專家，但如果能在交通部或鐵道局的安全委員會內擔任代表，甚至由家屬指派信任的專家進入委員會，一起參與台鐵安全改革進度，這將會是台灣的第一次，對於台鐵而言將是最強而有力的監督，成為台鐵改革公司化後改變內部文化的契機。

劉安庭表示，發生這麼大的事故，台鐵員工也很煎熬，確實需要有效的專業第三方監督，而家屬願意站出來，這是一個機會，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也願意以基層角色參與，讓台鐵更好。

陳先生直指，家屬願意參與，且有共同的目標，希望台鐵能務實地面對問題並改革，不管是公司化、民營化還是什麼樣的組織型態，有改變總比原地踏步來得好，最終希望軌道事故別再發生，讓其他乘客遭受跟他們一樣的痛苦。

「既然台鐵自己做不到，那就讓罹難者家屬加入監督的行列，」陳先生一字一句充滿沉重，「雖然我們是外行人，但專業人士就是要說明直到我們聽懂為止，而我們也願意一直參與，直到台鐵真的變安全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