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直覺」是一種「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知道，但是，我就是知道」的主觀信念。乍看之下，「直覺」似乎是一個丟不掉，但是卻不太靠得住的東西。在日常生活裡，如果有人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是當你要求他提出理由或證據時，他的唯一說法卻是「我不知道，就是直覺而已」，你肯定很難接受。而在學術界裡，「直覺」長期以來更是一個負面的標籤，它意味著「沒有證據支持的主觀意見」，畢竟，學術界所接受的是「知識」，是透過一定程序得以被證明為真的信念，學術的主題應該是「知識」，而不是「直覺」。

這些關於「直覺」的研究，告訴了我們什麼？首先，這些研究顯示了，人類在做決策與判斷的時候，不總是理性的，反而常常被「直覺」的偏見所左右。

所有玫瑰都是花。 有些花凋謝得快。 所以，有些玫瑰凋謝得快。

康納曼發現，多數的學生都認為這個推論是有效的。事實上，這個三段論證是無效的。然而，這些名校學生們為何會答錯？康納曼認為，就是「直覺」惹的禍。因為學生們一看到「有些玫瑰凋謝得快」這句經驗上正確的陳述，就不假思索地以為整段推論都是有效的（可以稱之為「結論正確，所以推論一定正確」的偏見）。因此，康納曼認為，在真實的決策情境下，「理性人」的假設有必要重新檢視。

此外，康納曼發現，一般人雖都有統計的本能，許多日常活動都牽涉到機率與風險的評估，例如，賭博裡的下注、衡量交通工具的風險等等，只不過，一般人卻是糟糕的統計學家，我們的「直覺」常常與真實的機率不一樣。例如，許多人以為搭飛機很危險，事實上，飛機失事的機率是遠遠低於搭乘汽車的死亡率。

同樣的思考也可以應用在我們當前的處境。在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仍未趨緩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減少出國的行程？我們是否該隨時戴上口罩？我們是否需要搶購口罩與衛生紙？我們是否應該迴避參加人數眾多的集會？這些風險的評估不能只是仰賴個人的「直覺」與沒來由的信心，而應考量客觀的資訊與防疫專家的建議。

儘管「直覺」常常會誤導我們，但這些研究告訴我們的第二個訊息是：在某些情境下，「直覺」反而比理性推論更有優越性。

人們透過無意識的「直覺」做出的判斷，有時比慎思熟慮更為有效，例如：判斷一個陌生人是否有威脅性、衡量某個情境是否有危險。這在生物演化上是有道理的，因為「直覺」的迅速反應，可以讓人類有效迴避許多對自己生存有威脅的事物。

不過，過度強調「直覺」的優越性，可能會有反效果。2005年，《紐約客》雜誌的知名作家葛拉威爾（Malcom Gladwell）出版了探討人類決策過程的暢銷書Blink，一年內就在北美銷售了130萬冊、翻譯成25國語言。時至今日，這本書還名列Amazon的「商業決策類」暢銷書排行榜前20名。

葛拉威爾將「直覺」稱之為「沒有思考的思考」，他搜羅很多案例發現，許多專家在兩秒內做出的直覺判斷，其實比理性慎思後的判斷更為準確。例如，美國的蓋蒂美術館（J. Paul Getty Museum）在1980年代花了數百萬美金買了一座古希臘雕像，館方禮聘科學家調查真偽，結果誤判這是古物真品，但是，一個藝術史學者卻花不到兩秒的直覺就看出這是贗品。然而，葛拉威爾過度簡化的說法，會將「直覺」神祕化，讓一般人誤以為「直覺」可以取代推論與理性。

這些研究的第三個訊息是：人們的「直覺」經常會互相衝突。

有趣的是，這些訴諸「直覺」的思想實驗往往沒有標準答案，因為，不同的哲學家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直覺」，我們很難一錘定音決定誰的「直覺」比較正確。這20年來，英美哲學界開始興起了「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嘗試，這類思想實驗的解答開始有了新契機。

既然人們的「直覺」不可能完全一致，這些研究告訴我們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的訊息是：我們應該正視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期待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意志與價值觀，是既不切實際也危險的幻想。將意見定於一尊，那是屬於威權社會的想像。

根據道德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的研究，人們在道德問題的判斷上，經常是直覺「先行」，理性的工作是事後的合理化。他設計了許多問題來測試受試者，例如：

某戶人家的狗在家門前被車撞死了，這家人聽說狗肉很好吃，就把狗的屍體給切一切，煮來當晚餐吃，沒人看見他們的行為。

過去數十年學術界關於「直覺」的研究，並非要我們否定理性的重要性，或者要人盲目相信自己的「直覺」，這些研究是要提醒我們「直覺」在人類決策與判斷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要我們警醒到「直覺」可能帶來的判斷偏差，最後，則是要避免過於離地的道德高調與理性霸權、以為普天之下都必然依循同一套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