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亞運在台灣選手超出預期表現下結束了，19金牌、20銀牌、28銅牌的結果，遠超過賽前體育署的預估。在已經夠多的感動及檢討文之外，本篇文章希望能提供另一個觀點──從亞運來看台灣的媒體。

透過媒體看天下，是現代人的視野，但從大型賽會的媒體內容，亦可一窺媒體的樣態。當代媒介匯流，不只是跨平台，甚至是網站與網站之間的界線都已模糊，一般媒體閱聽人難以分辨各媒體頻道的差異，甚至消息來源是專業網站或是轉載的入口網站都難以區辨。

以本屆亞運轉播來說，閱聽人可以透過愛爾達（IPTV）、ELTA TV、Hami Video（OTT）、公視（無線）、緯來（有線）、東森（有線）等頻道收看即時的賽事轉播，這些媒體各自動員旗下頻道，進行大規模的賽事轉播。其中台灣區總代理的愛爾達與關係密切的中華電信Hami Video共計開設16個頻道，其中包括後來加開的兩個全天候電競頻道，而公視有一台與三台、緯來以體育台為主，並不定時加入育樂台、綜合台的同步直播，東森則動員新聞台、財經台、超視等頻道。除了在棚內接收賽事主辦方的訊號之外，這些媒體也再派出自家記者前往杭州，東森派出4組文字攝影、愛爾達3組，緯來、公視也有2組，以獲得來自現場第一手的採訪報導。

據了解，此次亞運賽事收視不若東京奧運，這結果並不意外，一來賽事層級不同，再者，東京奧運的時間，正是COVID-19疫情下大家行動受限，增加了觀眾在家看電視的「天時」，東奧時東森獲得有線頻道的獨家轉播權，此次亞運則有緯來加入。整體來說，25～49歲男性、也就是運動頻道主力觀眾客群，仍舊鎖定緯來的轉播，東森則有新聞頻道區塊的大眾市場優勢。

其他媒體雖然不具賽事轉播的權利，仍可派出採訪團隊前往杭州採訪，但是否為轉播單位、所屬媒體性質等因素，使其獲得授權可進入的範圍也不盡相同。在大型賽會作為媒體商品販售以保護轉播權所有者的權利之餘，也必須兼顧新聞媒體「文化公民權」的實踐，因此像是並無本屆亞運轉播權的TVBS，也派出跨平台高達4組記者前往採訪。

由於亞運還肩負展示區域特色運動的使命，因此賽事繁雜，高達40種運動、482個競賽項目，共計有來自45個國家地區的12,500名運動員參賽；相較之下，東京奧運雖有193國家地區參賽，但也僅有11,321位選手參加33種運動中的339個項目。這麼多的賽程，卻與奧運壓縮在幾乎相同長度的16、17天之中，可以想見賽會籌備的龐雜，以及轉播及採訪人力調度上的難度。愛爾達在東京奧運總共動用9個頻道，杭州亞運卻足足有16個頻道，以此為證。而這類大型賽會也正凸顯愛爾達在數位匯流時代下的優勢，IPTV的MOD平台上，得以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申請在特定期間內臨時執照的亞運台，OTT的Hami Video與ELTA TV更可盡情發揮，這是傳統無線與有線電視所望塵莫及的。就在有線與無線電視觀眾在各台間轉台卻又遍尋不著想看的賽事時，卻能透過愛爾達家族平台不錯過任何賽事。

以轉播內容來說，賽事轉播全都仰賴大會所供給的訊號，各國頂多只能選取播出何場賽事，對內容如何呈現沒有任何置喙餘地，也因此在中國舉行的運動賽會，台灣往往都需要特別留意他們的小動作。儘管賽場上謹守「奧會模式」，以「中華台北」相稱或「TPE」作為出場序，但場外則放任各媒體稱「中國台北」。中國製播的官方統籌訊號在鏡頭切換上也不時的「偷吃步」，開幕式中，當台灣代表隊進場時，刻意以遠鏡頭處理掌旗官及隊旗，並切到看台上的習近平，與香港、澳門、中國代表隊進場時相同的處理，統味十足。愛爾達則選擇在中國代表隊進場時「碰巧」進廣告，供觀眾解讀箇中意涵。棒球賽台灣與中國之戰結束時，鏡頭還刻意帶到觀眾席「都是自家人」的海報，都是中國透過賽事轉播置入的訊息。

名稱問題，總是台灣在國際賽會中的爭議點，除了政治本身的敏感之外，感受到以政逼商壓力的跨國企業，甚至將其手伸入台灣賽會轉播呈現，使得台灣連在內部轉播的名稱上都綁手綁腳。除了《公視》堅以台灣自稱之外，過往幾屆都以台灣自稱的媒體，也不得不改以「我國」、「中華隊」或「中華台北」混稱，正是台灣承受著來自外部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的體現。

所以，還在「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

過去兩年，中國先後主辦北京冬奧、成都世大運以及杭州亞運，中國在開、閉幕式的表演已經嫻熟甚至近乎樣板化，大量看似華麗的擴增實境（AR）、LED已經讓大型賽會表演淪為一場「高科技」長輩圖。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開幕表演，利用數位合成的29發巨人腳印煙火、小女孩林妙可唱歌的對嘴風波，還存著虛實、真假之間的論辯，當時，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蔡國強還親上火線回應西方媒體的質疑，如今，類比美學就在我們渾然不覺的情況下，全然讓位給數位科技。

除了賽事轉播之外，非賽事轉播媒體在本屆亞運中，有令人讚賞的表現。儘管進入場館受到較多限制，開幕式前也傳出《ETtoday》與《自由時報》記者無法獲得採訪證的消息，但媒體數量超過主辦方的管制數量，確實是近年大型賽會面對愈來愈多新媒體下，必須面對的課題。據《ETtoday》的報導，杭州亞運總報名媒體人數有12,000人，實際到杭州採訪的各國媒體，包含陸港澳台約有3,000多人，但總媒體採訪證只有1,679張，包含712張攝影證。在台灣相關單位不願扮演阻擋的壞人下，就把最後一關交給賽事主辦方。

媒介再發達，親臨現場，依舊是見證歷史的重要元素，代位閱聽人雙眼的平面攝影記者，他們所捕捉的定格瞬間，並不因鋪天蓋地的轉播而失色，滑輪溜冰男子3,000公尺接力賽，《聯合報》季相儒記者的終點線前攝影，完美體現運動攝影的價值，精確捕捉黃玉霖最後一伸衝線的瞬間，堪稱本屆亞運的「Taiwan In」時刻。

在素人網紅崛起的時代，大型賽會依舊是他們尚難跨越的障礙，主要是他們與官方賽會組織的關係尚不穩固，也沒有過往採訪的作品，在門禁管控森嚴的國際大型賽會，尚難有所發揮。另一方面，台灣資深運動媒體人所創立的自媒體包括WOWSight和Vamos Sports，是葉士弘、楊育欣、李家梵、徐裴翊、陳怡鵑等人，累積自身多年的採訪經驗與實績的心血結晶，從還在「十年寒窗」時期的運動員就與他們相濡以沫，因此這些平台上一篇篇精彩的報導，都是競技現場與革命情感時空交織而成；一個個永恆的瞬間，都是數十年的累積，運動員如此，媒體人亦然。但短期賽事的熱度，也不乏寫手利用網路資源拼湊出灑狗血式的文章，或是政治談話性節目常客蹭亞運棒球熱度蹭到露餡，淪為網路迷因的笑柄。

最後，當我們聚焦在台灣的運動員是多麼苦出身、熬出頭的，當然帶給閱聽人激勵，從點閱率、社群媒體分享的趨勢來看，這也確實是運動員勵志的社會功能，但從社會學的角度，我們也該避免「見樹不見林」之憾。在一個個成功的林郁婷、楊勇緯、郭婞淳的背後，有數以倍計的失敗、放棄與不知名的運動員，他們可能有著相似的背景，相同的夢想，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因此，這些一舉成名的故事，其實更像是運動場域裡的「奇聞軼事」（anecdote），而非常態，但我們是不是一味地透過這些讓我們感覺良好的報導，間接鼓吹他們朝運動、朝獎牌如此「低成功率」的道路走下去？連珍羚的堅持與最終的回報固然令人動容，但奇聞軼事是需要搭配「警示標語」使用的，否則在我們旁觀者「喊燒」、「沾光」、加上政府便宜行事的奪牌重賞之下，可能讓弱勢的一群人，被引向更邊緣的方向走去。

在此引用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林文蘭副教授，在探討台灣原住民在棒壇「過度代表」的研究中的一句話：

「社會不平等的常態需取得正當性才能維繫，維繫的關鍵在於如何確保輸家和劣勢者對既有體制保持忠誠。」

運動的種種價值適巧完美呼應統治者的目的，當我們失去環視周遭結構的能力，只聚焦在服從、吃苦、從無怨言的少數成功運動員，正好強化了上位者的敘事需求。每當大型國際運動賽會舉行，這些藉著運動翻身、階級流動的勵志故事加速流傳著，但運動不該是他們生涯唯一出路甚或賭注，更多失敗的運動員，我們有什麼方式能接住、導引他們？

在流量勝過一切的媒體時代，這不討喜的角度看似是奢求了，尤其還是邊緣的運動媒體，但身為閱聽人的我們，至少先從了解運動媒體生態開始，別讓劣幣驅逐良幣，才有一步步朝向改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