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邱毓斌從雄中畢業，考上當年的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學系，負笈北上讀書，照例那個年代的大一男新生，都要在成功嶺受訓。這年秋天，在鹿港的反杜邦運動正如火如荼，在成功嶺的役男，不得不與之錯身而過。

錯過了一場，總會有下一場，此後的三五年間，正是台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1987年解嚴，1988年520農運，1989年鄭南榕自焚，1990年3月學運（野百合學運），1991年有清大學生被捕的獨台會案⋯⋯這幾年入學的大學生，只要不是太冷漠，在「中正廟」（當年學生對中正紀念 堂的稱呼）、立法院或者台北車站靜坐或遊行的時間，多過於在教室裡聽講。 

烽煙四起，學生趕場像在跑趴，但多集中在北部。在1987年另有一場在南部的抗爭，高雄後勁居民為了抗議興建五輕，將高雄煉油廠西門圍起來，在此埋鍋造飯，從此開始長達3年的抗爭。 

這年夏天，邱毓斌已度過一年大學新鮮人生活，他趁著暑假回家，在《自立晚報》當高雄駐地的實習記者，很自然地進入抗爭現場，「我一開始去跑新聞，後來劉永鈴問我要不要跟著他去噴漆，我覺得抗議比跑新聞好玩多了。我後來看我當時寫的新聞，簡直像抗爭文宣。」

二十幾年過去了，當年的學生如今是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拿出手機，一一和我分享他翻拍的舊時報導。求學期間邱毓斌在台北參加學生運動，寒暑假回高雄當實習記者，當時他一有空就開著爸爸的車，到後勁找抗爭健將劉永鈴泡茶。

當年抗爭，劉永鈴爬上燃燒塔一戰成名，他本來開一間「永鈴西服店」，抗爭後改為「反五輕西服店」，店舖變成抗爭基地。時常劉永鈴忙不過來，邱毓斌還會幫忙接 待由台北南下的記者，開車帶他們去看後勁溪，看哪裡點蚊香會爆炸，一個小時的導覽，路線都是劉永鈴教他的，「最後我帶他們到後勁溪出海口，夕陽將海染成一 片紅，白鷺鷥飛回紅樹林，很美，很壯觀，但也十足諷刺。」 

1987年，來自台南的邱花妹也進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系就讀，她是邱毓斌的學妹，他們當時都參加中興法商青年社，以及一個地下社團「台灣研究社」，社團一星期要開4次讀書會，人權、勞工、性別、原住民、台灣史⋯⋯什麼議題都有，那是一個頻繁上街，也頻繁弄地下社團，開讀書會的年代。 

暑假結束邱毓斌北上，將後勁的消息帶回校園，在學校辦講座與展覽，後勁民眾到台北 陳情抗議時，他也去一起靜坐，有次在台北車站陪他們坐了4天，「很冷清，沒什麼人理他們。」1989年暑假，邱毓斌先帶著社團的學弟妹去後勁。1990年 寒假，「反五輕學生工作隊」成立，包括中興法商、清大、陽明醫學院等校的學生。

1990年寒假，一次二十幾個大學生南下，都住在邱毓斌透天厝的家裡，邱爸爸的車照例借他們開去後勁，邱媽媽煮飯餵飽學生。邱毓斌的父母都是老師， 原來家裡訂《聯合報》，只為了要看兒子的報導，就改訂《自立晚報》，邱毓斌笑稱：「久而久之他們就被洗腦了。我爸媽還去後勁看過，我妹也去後勁晚會拉胡琴。」邱家幾乎全家出動，在當時相當罕見。 

另一個在台南的邱家，卻為了邱花妹在過年期間要出門參加工作隊，很不平靜，邱花妹和父親激烈地大吵一架，從後門離開，「我爸叫我別碰政治，他說我們這些學生都被民進黨利用。」 

學生進駐後勁，在廟口宣講或沿街廣播，邱毓斌開車，邱花妹要負責用台語廣播，「鳳屏宮的『屏』我總唸不好」，許多在台北讀書會朗朗上口的論述，到了後勁，換成台語聲腔就窒礙難行，是學生下鄉的一大挑戰。還好有「土地劇場」，學生架了戲台演布袋戲，由一位有小劇場經驗的清大同學寫劇本，角色有地方阿婆，也有經濟部長。寫劇本的、做美工的、操耍戲偶的原班人馬，後來在隔年1991年的國民大會修憲風潮中，在萬華、士林夜市又搬演了幾次。 

對邱花妹而言，從台南到高雄大統百貨，是童年記憶之一，「坐火車到高雄，會先看到中油的燃燒塔，小時候被洗腦得很成功，儘管聞到臭味，仍然會覺得那是十大建設之一，很厲害、壯觀。從來不曉得煙囪底下的人是怎麼過活的，也不知道那個地方叫『後勁』。」 

在煙囪底下過活的人，是邱毓斌口中的「常民百姓」，有血有肉地來到面前：西裝店師傅劉永鈴、開快餐店的蔡朝鵬、開美容院的劉月華（劉永鈴之姐），以及嚼檳榔、穿拖鞋，小學畢業就去做鐵工的李錦瓏（白馬）。 

白馬原本在台北做工，休假回後勁剛好碰到圍西門，從此就黏住了，3年來埋鍋造飯的每一頓飯都是他煮，釘旗子，搭帳棚，什麼都做，邱毓斌對此印象深刻：「他一隻眼瞎了，身材瘦小，但運動裡的苦力幾乎都是他在做。他看見我就握住我的手不講話，只是抽菸，始終默默在做。」 

1988 年，在高雄林園同時發生石化業汙染水源事件，居民抗爭二十幾天後，在縣政府、立委的協調下，發放賠償金了事。邱毓斌說：「在後勁沒有這些民代介入，完全靠常民百姓去抗爭，劉永鈴當時拒絕賠償金，他說：『我沒有要談賠償，但不是不要錢，而是你把污染處理好，我們再來談錢。』」 不談賠償，生計也顧不上，劉永鈴西服店裡的布料久久沒動過，蒙了一層灰，邱毓斌從來沒看過他做一件西裝，「我爸還叫我給他做一件西裝嘛，要不然他都沒收入。」為了抗爭，男廢耕，女廢織，劉永鈴的姊姊劉月華也將美容院收起來，因為客人常因她北上抗爭而撲空。

社運圈中，邱毓斌是許多人的老師，在《太陽不遠》的318學運紀錄片中，在香港雨傘運動的現場，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老師的老師，卻沒有任何頭銜， 也不是大學教授，邱毓斌最感謝的老師有兩位，一個是免費到各校教台灣史的楊碧川，另一個就是劉永鈴，「我參與社會運動這麼久，這種來自常民百姓的付出，才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他們幾乎是拿整個生命去拚。」

寒假結束，回到台北校園，邱花妹在社團刊物中主編了一期《石化專刊》，並不只談污染，還分析石化業的黨國資本結構。邱毓斌更滿腦子都是後勁，覺得台北人都不關心後勁，台大的朋友找他去開會，談修憲、國民大會，「我一點興趣也沒有，我 跟他們說，國民黨壞不是壞在那裏（憲法），是壞在後勁（石化業的經濟結構）。」 

1990年寒假過後不久，在3月16日爆發3月學運，馬上像個漩渦似地將這群街頭學生全捲入，日後邱毓斌為人所熟知的角色，就是廣場上的學運糾察隊隊長。3月學運轟轟烈烈一陣，5月又因郝柏村要接掌行政院長，學生們上街反軍人干政，台北的運動讓人抽不開身，無暇顧及後勁。邱花妹說：「那時候沒成功把郝柏村擋下來，結果這個人接下來就跑去後勁鎮壓，五輕動工，運動失敗。」

當時在南部，成功大學的學生也曾組成環保工作隊，是另一支聲援的學生隊伍。賴青松1988年從建中畢業，因為不喜歡台北，刻意將志願往南填，於是成為成大環工系的新生。賴青松還記得大一那年蔣經國去世，他加入環保社，頻繁地往後勁跑，也在劉永鈴的西服店集合，幫忙發傳單、搬桌椅、辦活動。他說自己不是那麼核心的學生，只要社團裡有人招就去，「那時有許多小道消息：黑道威脅、中油灑錢、調查局介入、警察上門。學生去發傳單，也傳說黑道要揍人。」黑道橫行，官方不但不處理，還將黑道的標籤往抗爭者身上貼，1990年8月，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訂定「檢肅流氓條例」，以此對付環保、社運「流氓」，讓五輕可以順利動工。 

後勁的抗爭長達3年，到了賴青松大三，抗爭仍未結束，他還記得成大的學生去後勁，都是騎摩托車，兩人一台出發，他常載的是後來的妻子朱美虹。1990年朱美虹入學，讀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也參加環保社，以及一些地下讀書會社團，跟著也影響過邱毓斌的楊碧川讀台灣史，她常拿這些新知去課堂上嗆保守的老師，被師長視為頭痛人物，在異議者的眼中卻是塊瑰寶。她到後勁已經是抗爭的尾聲，參與有限，經過25年，經時光篩落的印象已經十分稀薄，「我幾乎都快忘光光了，只記得那幾年抗議活動非常多。」賴青松附和：「野百合的時候我和成大同學北上靜坐，但看不懂在幹嘛，一個晚上就回來了。」 

讀成大之前，朱美虹是個愛國的高中生，「以前我在家裡都叫爸媽不要聽台語歌，結果我從台南回去都在講台語，我爸媽嚇壞了，怎麼我的轉變會那麼大。」從後勁回來後，環保意識開始紮根，朱美虹在成大校園裡推行環保餐具運動，她拖拉著好幾袋免洗餐具去跟校長吵架，要求學校的餐廳必須要提供環保餐具。 

環工系的賴青松，在後勁學到了問卷調查的方法，轉而應用在台南也飽受污染的二仁溪上，「上游有5條支流，我們分組拍照記錄有多少工廠，也問當地居民看過有人在偷放髒水嗎？他們都說不知道，因為才剛解嚴不久，人們高度警戒，即使你是學生，來『關心』都是很奇怪的。」

後勁是賴青松的第一個田野，第一個現場，儘管在環工系，常有代老師或學長去外頭採樣的經歷，「去楠梓、仁武工業區，看到水很髒很臭，但你只要負責採樣就好， 不曉得為什麼要來，那是沒頭沒尾，去脈絡的。在後勁你看到阿伯阿桑在那邊守西門，煮食，在那睏，曠日廢時的抗爭，看到一個完整的故事，你才會對這個地方有情感。」

他到台南火車站前發傳單，被路人痛罵大學生懂個屁，台灣就是靠這個，經濟倒了就沒工作沒飯吃。「為了經濟發展犧牲了土地和農業，人居住的環境居然可 以如此惡劣。」後勁成了賴青松關懷環境的起點，20歲的青年，在火車站前被人痛罵，深覺委屈，在當時他還不知道，日後他會頂著留日碩士的學歷，和妻子到宜蘭種田，成為台灣有機小農的先驅及靈魂人物。 

同時在1990年，王永慶重提台塑六輕在宜蘭利澤的設廠計劃，被當時的立委陳定南以及宜蘭反六輕組織擋下。這麼遠，也這麼近，在高雄後勁聲援反五輕的賴青松，當然無法預知污染紀事，不會知道在遠方的另一場反六輕戰事，在日後將會如此切身，如果宜蘭蓋了六輕，勢必不會有小農賴青松。 1990年9月22日，郝柏村宣布五輕動工，在後勁的戰役失敗了，人們在當時這麼認為，因為沒有人相信「25年後關廠」的高官承諾，覺得那是一張空頭支票。

誰能預料，空頭支票也有兌現的一天，遲來的正義，卻不是正義了。

邱毓斌和邱花妹夫婦，再次回到後勁，是抗爭20周年的晚會。兩人都去英國讀了博士回來，定居高雄。晚會上邱毓斌逢人就問劉永鈴在哪裡，尋尋覓覓再見到他時，劉永鈴已經中風，垂垂老矣，「講到運動他的眼睛還是亮起來，我應該要陪他喝幾杯的，但我不會喝，他始終很記得我們兩個，他對我最熟，花妹的名字很好記，他都叫她『阿妹仔』，我們從英國讀書回來，結婚宴客在高雄，也沒請他⋯⋯」 

知識分子對抗爭者的愧疚，邱花妹也有，她說：「其實我們什麼都沒做，沒有真正和他們站在一起抗爭，回台北很快就捲入其他運動，接著就是唸研究所。當年的運動雖然失敗，卻寫下台灣環運史的許多驚人紀錄，後勁像是啟蒙我去了解工業污染的心靈原鄉。」 

邱花妹研究所畢業後，到《天下雜誌》當記者，開始關注90年代科學園區的污染問題，例如台塑汞污泥事件、RCA有機溶劑污染地下水，以及工業廢棄物等議題。 2000年她到英國讀環境科學與社會研究所，回國後除了在大學開環境相關課程，也和李根政等人一同創立「地球公民基金會」，是第一個紮根南台灣的環保團體。 

邱毓斌長期研究工運，他總是看到工人和周邊環保抗爭居民的嚴重對立，少有的例外，就在後勁，「台灣石油工會第一分會，本來被資方的人把持，1987年被勞工拿下來。當時工會的成員就暗中協助過後勁抗爭，彼此互通有無，因為大家反的都是威權統治，是一樣的東西。」 

邱毓斌跟我說起一個場景，從前劉永鈴要發新聞稿，總是先影印，再騎摩托車到高雄報社一家一家送，「真的很像庄腳人進城，我跟他們說有一種機器叫傳真機，我帶你們去買。」當年邱毓斌20出頭，劉永鈴34歲，正值壯年。劉永鈴今年62歲，西服店早關了，如今在後勁溪畔種竹筍，他當年爬上的燃燒塔，火焰已熄滅。漫長的戰役，終於有看到盡頭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