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高雄煉油廠旁的國光中學，40多年前，蔡滄波曾在此讀書，10月29日，五輕熄火關廠前兩天，他帶我們重遊舊地，「我常想起這裏的一草一木」，他邊說邊哽咽

起來，始終講不完一句話。錄影器材還對著他，誰都不知道該拿這個尷尬時刻怎麼辦，教室裡突然唱起生日快樂歌，青春洋溢的高中生正在慶生，他們的光亮歡快，將蔡滄波推往黯淡的過去。

1973年蔡滄波國中畢業，因家貧，經人介紹從雲林到高雄高工讀建教班，在高雄煉油廠裡半工半讀，不但免學費，每個月還有750元的零用錢（當時的教師薪水一個月約3,000元）。建教班跟國光中學借教室用，國光在往昔是私立學校，專門提供給煉油廠員工的子女就讀。建教班分儀器與管鉗科，跟國光的制服和師資都不同。蔡滄波帶我們東繞西拐找到往昔建教班教室，僻處國光校園一角，像是很懂得謹守本分。

在當時，建教生和預備升學的高中生在校園裡狹路相逢，其實沒有想像中的戲劇性衝突，只是淡淡地走過去，但知道彼此是很不同的。同齡的少年，如果穿上國光的制服，那麼父親可能是工程師，住在花木扶疏，擁有室內溫水游泳池、高爾夫球場的宏南宿舍區；如果穿上高工制服，那麼可能他家裡在雲林種田，家裡有7個兄弟姊妹，考上台中一中卻擔心繳不出註冊費⋯⋯

「以前我很羨慕國光的學生，他們的目標是考大學，我們只能做工。如果當工人，最多只能當上領班，一輩子如此。」蔡滄波如今是民視新聞部副理，他穿著襯衫西褲，趁著年底煉油廠關廠前回來，算是衣錦還鄉了。一向門禁森嚴的中油，特別派專車專人來接待這位嬌客，我們事先提出採訪申請，也沾了他的光，得以參觀包括五輕在內的各種中央控制室。蔡滄波也是第一次來，往昔煉油廠被視為軍事工業重地，門禁森嚴，連保警都禁止進入，而他只是小工，當然走不進管制區。他的工作在電話機房，得暇便自習讀書，廠內鼎盛時期有5,000員工，共有2,500支電話，紅藍交纏的電話線像是血管，疏通石化重工業的經濟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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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蔡副理」的侯鳥歸返，中油把昔日蔡滄波的同學都找來，建教班畢業後繼續留下工作，40多年過去後，也屆臨退休年紀。老同學阿輝叫蔡滄波的小名 「阿波」，用欽羨的眼光看著喝過洋墨水回來的友人，少年同學多不賤，工人服與襯衫西裝，表面看來涇渭分明，但當阿輝跟我講起阿波從前曾向他借摩托車去追女 朋友：「我還記得阿波追的是張XX，是其他工廠的女工。」  

阿波後來娶的當然不是張小姐，他成為煉油廠第一個考上台大的工人，妻子是台大政治系的學妹，日後以「瑪法達」的星座占卜聞名，蔡滄波常戲稱他家裡有位「女巫」，鯉魚躍龍門後，他娶了女巫，而非女工。

關廠前與蔡滄波一起重回現場的還有張金塗，頭銜是高雄高分檢主任檢察官，前民進黨主席信介仙的女婿。從前也讀建教班，晚蔡滄波一屆，小名阿塗，讀化工科。 阿塗同樣來自雲林農家，比阿波家裡更窮，5歲以前，一家人棲身於別人的茅屋裡，貧無立錐之地。考高中時，阿塗的報名費繳不出來，由老師代墊，老師同時還拿 給他一張高雄高工的報名表，阿塗考上嘉義高中和師專正取，但赤貧的家裡沒有太多選擇，阿塗也背起行囊來到高雄。 

阿塗來自窮苦鄉下，到煉油廠裡算開了眼界，在雲林他連唱片都沒看過，在這裡他參加古典吉他社，享受各種運動設施：籃球、網球、桌球、保齡球、游泳⋯⋯因為家貧，營養不夠，阿塗本來長得瘦小，在這裡因為經常運動，他漸漸強壯起來。當時他還不會知道，此時打的底子，竟然會在日後起了保命的作用。20年後他是檢察官，1995年因查緝毒品被黑道開了12槍，性命垂危，因為讀建教班勤運動養成的身體底子，幫他熬過鬼門關。

阿塗當兵時，聽見同鄉學長蔡滄波考上台大政治系，引起很大的轟動。當時「全職」讀書的國光中學畢業生，一屆也才考上一個台大生，阿波在吵雜的電話機房裡， 靠著自習，居然考上台大，這帶給建教生很大的激勵。阿塗當兵回來又回到煉油廠工作，他沒錢補習，連教科書都是和國中同學的弟弟借來，苦讀不到一年，他高中 台大法律系。

「那時候有別的工廠的工人，特別從很遠的地方騎腳踏車來問，是不是有中油工人考上台大法律系，」張金塗笑得瞇起眼來，他穿著白襯衫西裝褲，在法院有自己的 辦公室，身上早沒有工人的痕跡。槍擊案的後遺症還在，他走路微跛，無損剛正耿介氣質，唯有談起建教班時，他才流露出一點柔軟。 

建教班頭兩年，自由自在，除了體育設施多，煉油廠的藝文風氣也濃厚，廠內還有自己發行的刊物：《拾穗》雜誌，蔡滄波和張金塗都對此印象深刻，高工3年讀不了什麼教科書，卻在自由開放的氛圍下，讀了不少課外書。阿塗當時喜歡讀倪匡的科幻小說，也讀李敖、王曉波等思想性書籍，當時建教班同學還有讀黨外雜誌被教官沒收的。阿波喜讀翻譯自日本的商戰小說，當時他在圖書館遭遇了日後對他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登在《大學雜誌》，由許信良、張俊宏等人合寫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剖析當時的社會階層問題。 

並非阿塗、阿波特別早慧，而是煉油廠的藝文環境使然。3年潛移默化的發展，讓這群小工自己長出課本上學不到的獨立思考能力，這也是為什麼在激烈競爭下靠自習就能考上台大。重回現場的這一天，蔡滄波回到昔日苦讀的電話機房，當時他把考大學的課本都帶來，「我把歷史、地理課本當小說讀，讀得津津有味，但是如果我像國光的學生3年都在讀這個，可能就不會覺得有趣了。」張金塗說，「在煉油廠那幾年簡直像在『天堂』一樣。」

建教班畢業後，還須留下工作3年，才不用賠公費。成為正式工人的第一年，阿波最要好的國中同學已考上大學，寫信給他，信裡滿滿都是青春飛揚的新鮮人生活。蔡滄波說：「讀書是往上攀爬的最佳管道，只有靠讀書才能改變自身的命運。我的建教班同學，有很多當時都考上高中第一志願，我們的資質沒有不如國光的學生。從我考上之後，學弟們也開始『敢想』普通大學，人生也能有別種可能。 

15歲的阿波，在煉油廠裡已經很能感覺到「階級」這回事。在昔日教室裡讓他講到哭的，是因為他回想起以前在週記裡寫過一個清潔工的故事。我們經過煉油廠外的一段圍牆，蔡滄波突然停了下來，若有所思，他還記得40年前清掃馬路的清潔工，就是在這裡被車撞死，「我每天早上都看他在那裏掃地，那種低微的生命，沒有人會注意。」

15歲的那個小工，始終還住在蔡滄波的心裡，搭上捷運，他又是一陣悲從中來，難掩心中的激動。煉油廠附近的這段捷運，是高雄捷運中少見的高架路段，蔡滄波家住台北市中心，位於復興南路捷運高架橋旁，景物相似，「明明40年前就離開了，卻是一樣的高架橋，彷彿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他對清潔工的憐惜，何嘗不是一名小工對清潔工同處低微的深刻共感。 

讀化工科的阿塗，到了高三，就要開始輪三班制。早上8點到下午4點是日班，下午4點到晚上12點是小夜班，晚上12點接著再到早上8點是大夜班，每兩天就 要換一個時段，幾乎全年無休。「對於未滿18歲的『童工』，這是完全違法的」，日後成為檢察官的阿塗，很能精確地援引法條，但在當時他只能逆來順受。「會想讀法律，一來因為小時候家裡窮，強凌弱的事看太多；二來就是在煉油廠的童工經歷使然，當時還只是學生，卻做一般工人的工作，但領的完全不是一般工人的薪水！」 

每兩天就要調一次生理時鐘，使得少年阿塗總是睡不好，失眠的毛病，在那時就種下遠因，難以入眠的毛病持續至今。回憶有苦也有樂，煉油廠的水不需自來水公司供給，而是自己有水處理廠。阿塗在水處理廠工作，廠裡的水經過石灰沉澱過濾，經動力鍋爐暖化後成蒸餾水，接著是實驗室用的純水，供應煉油廠的精密機械使用。廠裡用最純淨的水，廠外卻是飽受嚴重汙染的後勁溪滴滴悲鳴。

重回現場這一天，張金塗走到哪裡都有人喊他檢察官，彷彿廠裡出過這樣的一個人，是不得了的大事。煉油廠特別安排參觀水處理廠，重回舊地，張金塗說：「都變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好不容易找到幾個以前就有的水栓，他忍不住上前試圖轉轉看，做做樣子讓我們拍照，「以前為了轉這個，腰常扭到，有時轉開沒握好， 還會被撞傷。」 

由於水場有動力鍋爐，蒸氣可以回收，當阿塗的雲林老家還在燒柴，廠內就有源源不絕的熱水澡，工人自己焊接蒸氣管線，拿來煮飯，「生米10分鐘就熟！」張金塗眉飛色舞地說，生活中充斥著實用的科學實驗，每當回雲林，他就覺得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判若雲泥。

同甘共苦的一群小工們，感情深厚，日後張金塗在槍擊案時身受重傷，是這些建教班的老同學自願排班照料他，而不是台大法律系的同學，也不是司法特考同期的學員。老同學陪他下棋，故意都讓他贏，而每當這群工人有什麼法律問題，阿塗就成了最好的顧問。

阿波和阿塗在工廠時，都看過作家楊青矗的工人小說，張金塗說：「當時就知道工廠有這麼一個工人小說家，他那時寫這個算是黑五類，但非常貼近工人的生活。」蔡滄波和楊青矗的淵源更深，讀大二時蔡滄波在台大成立勞工服務團，到新莊紡織工廠做訪調，也曾請楊青矗到社團演講。1978年楊青矗以中油工會成員的身分，出來競選工人團體立委（與區域立委不同，選舉後來因台美斷交而中斷），蔡滄波還曾經為其助選。

楊青矗的父親是專屬於煉油廠的消防隊員，在楊青矗21歲時因搶救油輪爆炸而殉職，家中頓失所依，中油安排長子楊青矗進來工作，並非繼承父職，沒去危險的消 防隊，而是安排在事務課，負責家具倉庫。能有專門一個放家具的倉庫，和中油的優厚的員工福利有關，不過僅限於主管階級，楊青矗曾在小說〈囿〉裡寫：「在公司裡，重視職員，不注重工人。職員待遇好，住的是高級宿舍，一切傢具由公司供給，只差太太要自己娶。職員有股長、課長一直長上去的機會，工人永遠是工人。」

75歲的楊青矗站在從前他負責修繕家具的宏南宿舍前，如今已恍如隔世。宏南、宏毅宿舍群佔地87公頃，兩年前已被高雄市文化局登錄為文化景觀。昔日宛如小 別墅的氣派已難想像，如今長滿青苔，蕭索破敗。這天一大早，楊青矗拄著拐杖，由外傭和女兒陪同，從台北坐高鐵南下，重回他在1979年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就離開的工作崗位。

職務的緣故，使得他能進去宏南宿舍一探究竟，「那時候裡頭的家具，像沙發椅、彈簧床，都是外面沒有的，外面還在睡木板床。」陪同父親一起重返舊地的女兒楊士慧，她記得父親每次下班回家都會買剛出爐的胖（麵包）回來，廠內的福利社自己有麵包廠，「在這裡可以買到太陽餅，外面都沒有。」

「外面都沒有」，是重返舊地的蔡滄波、張金塗以及楊青矗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廠內的中山堂當時有設備最好的電影院，外面都沒有，張金塗津津樂道，「一個禮拜放3次電影，而且都是不一樣的片子，看一次5毛錢而已。」宏南宿舍區有保齡球館，蔡滄波說，「12個球道，那時還沒有排球瓶的電動機器，所以在球道的盡頭有12個boy，負責把球瓶擺好。除了保齡球館，還有冰宮，是真正的冰塊，要穿冰刀的那一種，帶外面的朋友來玩，很有面子。」外面沒有的，還有位於宏南社區的招待所，當時高雄市中心的飯店都不及這裡高級豪華，楊青矗說，「中央的官員來到高雄，往往都來住在這裡，還會派黑頭轎車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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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青矗22歲進入煉油廠工作，他原來只有小學學歷，由於煉油廠的工作穩定，讓他可以白天工作，晚上讀書，取得高中補校文憑。從小因家貧而失學，但他大量閱讀，也試圖寫作，28歲時發表〈在室男〉一砲而紅。1970年開始他發表一系列以煉油廠為背景的工人小說，原先登在兩大報副刊，但因為工人題材容易讓人扣 上工農兵文學的紅帽子，《聯合報》登了一篇就不敢登，楊青矗說，「我還要寄第二篇過去，《聯合報》叫我不要寄了，還說警備總部要找我去說明。

煉油廠是國營事業，當時公家機關都有情治單位，有廠內小警總之稱的「人事二課」常叫楊青矗不要發表，但楊青矗也沒因此被免職，小說不能登在副刊，但還能登在文學刊物上，仍然保有創作的空間。小說反映了煉油廠內部逢迎拍馬送紅包、靠關係才能升遷的生態，那是〈上等人〉；還有另一種是〈低等人〉，寫的是清潔工董粗樹的故事。

楊青矗在半屏山腳下，跟我們說起低等人董粗樹。董粗樹經年和垃圾混在一起，膚色混沌黑銹，像是永遠洗不乾淨，有一身和蟾蜍一樣的疙瘩皮，人見人嫌。清潔工不是編制內的正式員工，而是臨時工，因此粗樹沒有資格搭交通車，每天透早出門，單程要走兩個小時的路才能到工廠。

粗樹在高級主管的社區裡收垃圾，楊青矗藉由粗樹的眼，穿透以宏南社區為雛型的高等人住宅區，家家有女傭（彼時還沒輸入外傭，女傭大多是從鄉村出來幫傭的農家女孩），每家門前就是一個小花園，煉油廠還編制有園丁幫忙剪枝除草。先生去上班，太太在家裡沒事就約人來打麻將，此起彼落的洗牌聲就像條小溪，淙淙流過。 

上等人悠閒度日，低等人卻要拖著疲憊的身軀，收工後再走兩小時的路回家，家裡還有一個92歲的瞎眼老父等他回去吃飯，白飯加鹽就是一餐。粗樹將滿65歲， 將要被強制退休，但因為是臨時工，工作30年卻沒有退休金。粗樹憂心沒有積蓄的將來，他設想了好幾種意外死法，最後慘死在車輪下，在解僱日的前幾天，終於 「升為正工」，讓盲父獲得撫卹。

董粗樹的故事，確有所本，楊青矗說著說著身體開始抖動，眼角淌淚。他在《工廠人》裡寫了很多臨時工的故事，他自己不是，但他選擇用小說將其卑微的命運承接 起來。從前他常來半屏山腳下的公園散步、構思小說題材，這裡幾乎不會有什麼人來，工廠的工人沒有閒情逸致來，工廠外的後勁居民想進來也不得其門而入。煉油廠圍起高牆後，後勁居民早不能直直走到半屏山下，孩提時期，他們的共同記憶是到山上割五節芒，曬乾後販售給農家，當成番茄攀爬的支架。後來煙囪架起，噴發 烈焰，稻也不能種了，當然管芒也割不了了。

後勁的孩子長大，成為憤怒的中年人，只因他們望向半屏山，一邊是排出惡臭的燃燒塔，一邊是籠罩在粉塵中的水泥廠。 

時間回到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楊青矗已經在《美麗島》的高雄服務處幫忙編雜誌，山雨欲來，煉油廠怕他惹事，還 特別把他支開，派車讓他去台北出差，楊青矗說，「我叫司機趕回高雄，大街小巷已經開始封鎖了。」當時熱衷政治活動，在《美麗島》雜誌當志工的蔡滄波，因為準備研究所考試，因此沒有南下。張金塗在煉油廠工作一年半後先去當兵，那時他是憲兵，隨時待命要去處理「暴民」，但他知道事實並非像媒體報的那樣，他的許 多煉油廠同事都在現場，跟他講事情不是那樣。 

美麗島事件後，楊青矗被判刑4年，離開他工作19年的煉油廠。蔡滄波逃過一劫，他順利考上研究所及外交特考，後來出國讀書。張金塗當兵回來，繼續在煉油廠工作到不用賠公費後，靠自修考上台大法律系，一時傳為佳話。 

兩個建教班小工，一個工人作家，在命運的交叉點上從此錯開，動如參商。將近40年後，他們仨約定在關廠前一起回來高雄煉油廠，巡舊景，探故人，與共同的年少青春，做一次最後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