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評論
2020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題,由著有《我們從未現代過》、《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的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和獨立策展人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共同策展。拉圖提出「蓋婭政治」,重新結合宗教、政治、科學範疇,作為其新氣候體制的政治理論基礎。在展覽裡,拉圖與圭納進一步將人們熟知的集體、民族、領土概念,轉化為行星、星球、星人,以全新架構呈現當前人們因氣候變遷、政治局勢惡化產生的分裂衝突。朱峯誼為此撰寫評論,上篇解析拉圖的學說、下篇則分析雙年展中作品如何回應、展演這項理論。
這是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展覽規劃的主要設計藍圖:一個虛構、想像的天體圖。
展覽從北美館2樓的「全球化行星」開始,以蜜卡·羅登伯格(Mika Rottenberg)的錄像作品「宇宙生成器(AP)」(2017)揭開序幕,點出全球化下大量製造、貨品流通、文化侵擾的狀況,是相當符合策展論述順序的安排。接續的是成長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讓·卡通百伊·姆肯迪(Jean Katambayi Mukendi)的數件雕塑作品,其不僅論及該國進入全球化體系的主要經濟活動:自然資源(銅礦)開採,作品抽象且無實用的形式、廉價材料的使用,亦是對全球化大眾商品的成本低廉、品質勘用的大量製造的諷刺。黃海欣的「巴塞爾藝術展後」(2020)探討藝術市場在全球化裡的角色;「小確幸之河」(2015)指出大眾對全球化危機的漠視及安逸心態,似乎更適合於「維安/安全感星球」展間。
法蘭克·列布維奇(Frank Leibovici)與朱利安·塞胡西(Julien Seroussi)的三件作品探討國際刑事法院審理的、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波格洛大屠殺事件;它不僅是早期殖民主義全球化所遺留下的族群問題,也是拉圖在發展「蓋婭政治」理論時所憂心的、因最高仲裁權威缺席而導致的戰爭狀態。瑪利安·莫里(Marianne Morild)的系列畫作結合抽象、不知名的地景及地層剖面圖,展現「全球化星球」和「實地/接地星球」之間的張力。MILLIØNS建築工作室分解西格拉姆大樓(Seagram Building),揭示現代建物背後從原料、設計到概念上複雜且廣泛的全球連結。崔潔的平面作品則描繪未來主義的建築美學,是全球化的美好烏托邦想像。范柯·荷瑞古拉芬(Femke Herregraven)與安東尼奧·維佳·馬克提拉(Antonio Vega Macotela)的作品探討全球化金融體系問題。伊山·貝哈達(Hicham Berrada)的「預兆」(2020)將有毒物質的環境汙染帶進討論。
最適合展開「維安/安全感星球」討論的,無疑是尤拿斯·史塔(Jonas Staal)詳細分析川普軍師班農(Steve Bannon),用以宣傳保守主義、白人至上、基督基本教義等意識型態的方法與技術的作品「史蒂夫·班農:宣傳大業的梳理與回顧」(2018–2019)。秦政德、李佳泓、林傳凱、陳怡君「在冷戰裡生火」(2020)則是將「維安/安全感星球」帶進台灣脈絡,不僅處理台灣冷戰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族主義」,作品名稱裡的「生火」更有「取暖」意涵,恰恰呼應這個星球住民維繫安全感的核心需求。洪子健「我的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2020)以電影分鏡為創作形式呼應尤拿斯·史塔的作品,內容上則呼應「在冷戰裡生火」的國族主義。而「脫逃星球」當然是以防空避難室為創作主題的范柯·荷瑞古拉芬(Femke Herregraven)「鉸接碰撞─被喚醒的病灶」(2019)、「腐敗的空氣」(2018)與「腐敗的空氣─第六幕」(2019)為星球代表。
展覽的核心必然是1樓的「實地/接地星球」展區,而這也是策展上最難處理的區域。2樓展區處理的全球化及其延伸問題存在、討論已久,是藝術家所熟悉、且容易在創作中呈現及探討的理論概念。然而「實地/接地」(terrestrial)、「地族」(terrestre)、「蓋婭」是拉圖提出的新觀點;該如何挑選適合藝術作品、與這些理論概念相呼應,並不是件容易的任務。展覽用「接近」(approaching)一詞修飾是相當聰明的策略。一方面,雖然不是每件作品都能恰當地闡述蓋婭政治的理念,但這些作品的確以其創作主題及應用媒材,在不同程度上提供觀眾有別於傳統現代主義及全球化發展主義的視角。
劉窗(「鋰礦湖與複音孤島」,2020)、喬安娜·哈吉托馬斯(Joana Hadjithomas)與哈利爾·喬雷吉(Khalil Joreige)(「冷河河床下」,2020)、武玉玲(「生命軸」,2018;「我自己」,2018;「山林中的藤蔓」,2020)、丹尼爾·史帝曼·孟加聶(Daniel Steegmann Mangrané)(「⧜」,2016)探討不同區域的地緣政治及相對應的政經活動,並藉由論述、研究調查與空間裝置,提供觀眾不同的知識觀點及感受,是偏向「全球化行星」引力場。能幫助觀眾理解「蓋婭」特性的除了導演約翰·費爾德曼(John Feldman)的紀錄片《共生地球》(2017),還有由諾梅達(Nomeda)與吉帝米納斯·烏爾伯納斯(Gediminas Urbonas)創作、以「非地方神經網絡」擬仿生物沼澤潮溼反制效應的「沼澤智慧」(2018–2020),以及描繪蓋婭憤怒及反嗜的峨塞·達給伐歷得「 病毒系列」(2020)。
如果將公式「實地/接地星=人類世星+政治投入」應用進來,那麼尤利·奧羅(Uriel Orlow)(「向苦艾學習」,2019–2020;「瘧疾、剛果與比利時人」,2019–2020;「喀坦加的非洲苦艾」,2019)、食事提案(「牡蠣間」,2020)、慕尼·瓦希夫(Munem Wasif)(「種子將解放我們 II」,2019)、動態自造實驗室(「暗流」,2020)是最為接近「實地/接地星球」的創作,因為他們在作品裡真正地提供多元且符合在地政經脈絡的政治行動與實踐方法。
一個有趣的安排是地下一層的展區,展覽用「另類重力星球」(Planet with Alternative Gravity)取代了拉圖原本的「平反星球」(Planet Vindication)。
近期有關2020台北雙年展的評論多聚焦於「中介」及「代言」議題。如吳祥賓在開展前的評論〈在迫降中著陸的展演生產模式:從「再現危機」測探第12屆臺北雙年展〉,即提醒觀注這次展覽裡知識份子、生態行動者、機構間三方的角色,擔心「藝術、政治和科學的『再現叢結』」會不會再次「跟實際的在地連結產生某種程度的落差」?高俊宏觀展後的評論〈我不覺得「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臺北雙年展之再協商〉,認為這次的雙年展成了「中介化為思想與理論的展示場」,而忽略了雙年展在亞洲的「新國族審美」戰略意味。他援引曾嘉慧「歐洲負責生產理論,亞洲負責生產經驗」的感慨,認為拉圖的策展是另一次的「西方理論先行,再輔以在地的現況作為對話」。高千惠的評論〈當雲端遇見地氣:一個扁平傳導世界的再現〉也指出由於過於強調科技與數位資料而缺少人類學的蹲點經驗,使拉圖的西方主流世界經驗之路無法復刻在亞洲一個南島上。
誠然,除了空間(歐洲VS.亞洲)、時間(歷史脈絡)、方法(科技分析與資料呈現VS身體行動)上的差別,本文想更進一步指出還有心靈結構(spiritual structure)與神話結構(mythological structure)上的差異。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主要的策展理論、拉圖的「蓋婭政治」,是亞伯拉罕宗教的神話結構,展現的是聖經神話裡因外邦侵略而失去領土的流亡焦慮,以及讓最高權威終止戰爭自然狀態的祈求。這不那麼是台灣民眾所熟悉的宗教倫理敘事;台灣民眾熟悉的宗教情感,或許更貼近約略同一時間姚瑞中所策畫的、2020台灣美術雙年展《禽獸不如》的策展因由: 以個人心靈困頓或生活憂慮為起始,轉而求助神聖,並以個人的努力與行善做為宗教實踐,幫助神聖力量扭轉乾坤,讓世界再次順利運行(風調雨順)的倫理行動。
拉圖提出的解方是以「主權集體」為想像架構的外交談判、協商、議和;問題是,當前的氣候危機不正是這幾十年來主張開發、致力開發的主權國家所造成的嗎?否認氣候危機、拒絕議和、拒絕管制的,不也正是這些主權國家?如今再把「主權集體」帶進來談,在多少程度上這個新的、拉圖所提案的「主權集體」(地族),能真的與當前國家匹敵?而最為諷刺的是,當前台灣的外交困境,不正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這樣的集體協商及議和,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勢必將犧牲處於弱勢的主權集體嗎?
因此,我們必須放棄拉圖的提案,並且重新思考與看待新氣候體制裡的行動者網路。或許,我們可以先不用那麼快地引進亞伯拉罕焦慮、如此積極地區分敵我。或許,在這場「革命」中,我們可以更為彈性,運用更多層次的策略及技術,也利用更多重的身份角色,喬裝隱身行遊於市,在複雜的關係網絡中理解各個關係人物的價值偏好與利益往來,既見縫插針,也穿針引線,或引導,或策反,或遊說,或變節,以達成最後的目的。就像好萊塢外星人電影裡最常見、最令地球人恐懼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方式:藉由喬裝成一般人,秘密地潛伏與人類社會中,等待時機,慢慢地將周遭的人一個一個吸收、轉化為自身種族、擴大陣營、最終統治地球。
雖然拉圖「蓋婭政治」裡的「領土」與「民族」概念並不適用,但是他的天體模型、他的「我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卻是對的!我們並不是各自擁有領土的民族,而是覬覦同一顆星球的異星人。我們的使命是入侵這顆行星、奪取這顆星球的資源使用權,並將這顆星球上的「現代人」轉變成我們這個種類。這個種類可以被稱為「地族」、「實地/接地星人」、「蓋婭星人」、或「穹埔主義者」;而這一族的最大特點,如同拉圖所描述的,是政治能動,因為「實地/接地星人」=「人類世星人」+政治行動。這個政治能動來自於我們真的能影響地球、影響環境、影響政治的覺悟;這是「逃脫星人」與「維安/安全感星人」所缺少的。
如果聖經一神論式的「耶和華我族」與「異神外邦」的區隔,是明確且尖銳的「主體」及「客體」區分,那麼幻化形體、偽裝成人類、伺機而動的異星人,似乎更接近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裡提出的類主體/類客體。
拉圖認為現代性的特點是「主體VS.客體」、「自然VS.文化」、「現代的我們VS.傳統的他者」此類的二元分裂,而這些分裂讓我們無法真正適切地描繪現實,因為現實是由各式的混種物組合而成。因此,藉由宣稱、承認「我們從未現代過」,拉圖呼籲我們打破這些現代性二分、重新思考行動者本體。
或許真正的狀況是,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拉圖所說的「從未現代過」的分裂時間點自始至終並不存在。主客早就分裂了;現代性發展只是加速「極端化」這個分裂,讓人類(在想像中)能徹底脫離自然、掌控自然、成為自己的主人。
藉由宣稱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藉由撤銷我們所想像的「現代性」發生時間點、藉由承認人類主客二分的原始認知基模,我們能同時承認此基模在極端化後造成的各種病徵及危機,並且至此深刻體認「主體對客體的作為及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將循環回饋於主體自身」的「主客同體」論,進而重新調整、修正我們的觀念與作為。我們能夠行動,但並不是向一個想像的刻板的敵人宣戰,而是如同類主體/類客體般,在成為他們的同時將他們轉化成我們。在同一顆行星上,革命沒有終點,只有無盡的回饋、反應、與轉化。
「蓋婭政治」是什麼?上篇完整說明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策展理念 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文心藝術基金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補助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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