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台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公布謝德慶將代表台灣參展威尼斯雙年展，旅居紐約多年的謝德慶返台參加記者會，他帶著依然濃厚的台灣國語、精神飽滿但略顯緊張地說：「我對威尼斯雙年展印象，就像是藝術圈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各國會派他們的藝術家參加各個項目。我知道我是屬於跑馬拉松的，這個項目也就是我參加的項目，大家都希望我跑快一點。」

這位早年為了追求藝術理想而離鄉的藝術家，多次婉拒來自家鄉的展覽邀請，這次終於答應接下棒子，成為代表台灣的一名跑者。而謝德慶以「奧林匹克運動代表隊」比喻，更一語道出威尼斯雙年展這個以國家為展出單位、極具政治角力的藝術場域。

威尼斯雙年展前身始於1895年，承接自19世紀中開啟的萬國博覽會熱潮。當時歐陸強權無不以參與博覽會作為國力展示的途徑，第一屆野心勃勃命名為「威尼斯市國際藝術博覽會」（I 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Arte della Città di Venezia），在交通與傳播不如今日的年代，仍創下突破22萬人次的參觀紀錄。如今，這個與德國卡塞爾文獻展、巴西聖保羅雙年展並列世界三大藝術展的盛會，在120年後的今天，觀展人潮已翻倍突破50萬人次。

從威尼斯機場驅車前往市區，沿著細長的「解放橋」抵達土地面積略小於2個台北市的威尼斯本島，一棟棟刻著國家名稱的「國家館」（National Pavilions），蓋在島上最東邊的綠園堡區（Giardini di Castello）。

自從1907年起，比利時在此興建第一棟專屬展覽館後，匈牙利、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強權國家，便紛紛加入佔地蓋館的行列；隨著冷戰結束與全球化加速，在綠園堡區裡擁有一棟國家館，也成為非歐美國家的努力目標。然而威尼斯土地有限，在南韓1995年搶下最後一個建館名額後，主辦單位便停止開放國家館興建申請，而未能順利擠進綠園堡區的國家，則各自在城裡尋找展出空間。根據官方資料顯示，今年已達86個參展國。

然而，台灣並不在這個數字之內。

1995年台灣首度以國家名義「台灣館」參展，選定了位於嘆息橋旁黃金地段的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簡稱「普宮」）作為展覽場地。歷經四屆後，卻因中國持續施壓予義大利主辦單位，在2003年被剔除在國家館名單之外，只得改以申請「平行展」（Collateral Events）進入展會。此管道接受非營利藝術組織提出申請，並由大會策展人進行審核，今年除了台灣，還包括香港、澳門、威爾斯與蘇格蘭⋯⋯等，共23個單位以平行展身份參與。

台灣作為參與這場自19世紀就劃下起跑線的一名「外圍跑者」，跑進雙年展建構出的世界裡，才發現不論是地理上的有型疆界或無形的政經現實，都毫無意外地在這裡重複上演。威尼斯雙年展濃厚的「奧林匹克」味，也來自首屆開始的頒獎傳統。開幕當天，大會宣布「最佳國家館」金獅獎，落在同樣以行為藝術參展的德國館藝術家安妮因霍夫（Anne Imhof）頭上，古老的遊戲規則使得平行展被排除在評審眼光之外，這也意味著代表台灣參賽的謝德慶，無論跑得再快，依然無法在此拿下金牌。

今年受邀成為雙年展大會評審團之一的獨立策展人鄭慧華，她認為這種以國家劃分、以藝術較勁的形式，近年來雖多被詬病，大會內部也曾討論是否打破國家主義框架藝術的限制，但由於威尼斯雙年展已根深蒂固，短時間內想要突破與改變，仍是難度很高的事情。

既然選擇繼續參賽，持續思考如何提出呼應當下的主題與藝術家，則是承辦單位北美館每屆不變的課題。爬梳過去11屆台灣館的參展評選機制，歷經徵選藝術家、徵選策展人，到今年的提名委員制；參展組成也從最早的藝術家群展，到上屆改為單一藝術家參展，並延續至今。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的陳愷璜教授，回想10多年前的參展氣氛：「2005還是06年，那時黃才郎還在北美館當館長，曾找我討論幫謝德慶策展，那時就是想去威尼斯，可是那時候的威尼斯雙年展從來不是一個人參展，都是2、3個，甚至還有4、5個，因為台灣裡面擺不平啊！如果只有他去，另2個就吃味，3個去就3個都高興，但那時候很多國家館常常都是一個藝術家，甚至不一定是本國人。」

早期台灣藝術家國際參展機會有限，因此透過打群體戰的參展方式，盡可能多元呈現台灣的藝術面貌，成為那個時空背景下，最不引起島內爭議且順理成章的安排。直到2010年，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的林志明教授，曾提出以單一藝術家參展的建言，「我當時的理由是，威尼斯雙年展已不再是唯一的櫥窗，藝術家有非常多國際展覽的機會，所以可以嘗試讓單一參展藝術家（在威尼斯）有更多能量展現。」林志明說。

直到2015年，北美館終於嘗試以單一藝術家參展，在今年威尼斯雙年展的開幕記者會上，館長林平提出了她的看法：「最近幾年我們意識到，台灣當代藝術已進入成熟的生態，台灣戰後的第一代藝術家經過多年藝術創作的淬煉，具有足夠的能量迸發、產生魅力，因此從上一屆開始，我們推出了單一藝術家的展出模式。」

若從這兩屆參展藝術家，吳天章與謝德慶為例，確實是符合林平在記者會上提出的結論。而時任北美館展覽組組長的吳昭瑩，也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算是道出威尼斯充滿高度競爭的現實：「威尼斯雙年展雖然有7個月，但大多人都會擠在開幕那週去（指藝術領域人士與媒體），在短短一週要吸收這麼多，其實有一點困難，某種程度有點像速食的感覺。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強的藝術家還是會stand out（引人注目），所以不得不去考量我們是處在非常競爭的環境裡，當然也不是說針對這樣的環境去做，而是我們或許可以做一些調整。」

走進威尼斯雙年展現場，氣氛也確實如此。開幕前短短2天的預展期，湧入來自各地的媒體與藝術工作者，除了展前特定藝術家受關注程度影響看展人潮，隨時的口耳相傳、即時消息，也都將影響某個國家館或平行展場門外，是否即將大排長龍。

「如何才算擁有足夠競爭力」雖可以是各說各話的申論題，但若以現階段台灣館參展策略來看，除了考量藝術家自身實力與藝術成就，是否累積一定程度的國際能見度，至少將會是接下來幾屆裡，難以脫勾且不得不現實的評估考量。

相較於2013年參展藝術家非台灣籍引發的風波與爭議，此次出身台灣入籍美國的謝德慶的出線，並未引起軒然大波。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李玉玲也是本屆提名委員，回想1999年她任職北美館展覽組組長時的一段往事：「我記得那時候有個義大利留學回來的年輕藝術家跟我說，『你應該推選謝德慶』，我那時只覺得不可能啊！他住在紐約，台灣藝術家怎麼辦？快20年前就有人跟我提了，他認為謝德慶一出來台灣館就一定會被看見，但那時會覺得威尼斯雙年展花那麼多錢，一定是要從台灣出來的『代表』藝術家。一隔快20年後，當大家提名出來時，（對謝德慶）都是高度認同的。」

不少人好奇提名過程如何進行，提名委員之一的陳愷璜說：「開完第一次會後，每個委員回家做功課，認為哪個藝術家或團體最值得推薦，就在下次會議裡提出，要寫報告的，好幾頁，不是嘴巴講一講就沒事了，要言之有理。」在第二次會議裡，陳愷璜與另一位提名委員的名單裡，同時出現了謝德慶，在9位提名委員各自闡述提名原因後，便進入第一輪投票，篩選至最後幾位進入深度討論，最後形成決議。

「我後來聽林平說，她之前參加過幾次，每次推舉人選的時候都會吵翻天，但這次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歧異，反而大家最後是在討論要怎麼去展他（謝德慶）的作品，或是如果推他出來有沒有其他衍生的事情，都已經在幫他想事情怎麼弄會更好，比較有建設性。」陳愷璜說。

謝德慶的參展，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時代意義？陳愷璜認為：「在這個時代，還跟藝術非常靠近的藝術家比重是很低的，大部分都跟小蜜蜂一樣，辛勤地在做工要賣東西，這種藝術家非常多。每天用腦筋、用時間在思考藝術創作，而不是做藝術品生產的藝術家，數量真的很少。所以這是一個反差，如果我們可以提出來一個非常有強度，不會有太大爭議，而且有代表性的台灣藝術家，我覺得可以讓人有非常不一樣的理解。」

在威尼斯開幕典禮上，文化部長鄭麗君說了一段感性引言：「我本來一度考慮要不要說話，因為我認為謝德慶老師的藝術，其實最不需要的就是政府的讚賞，因為國家這些概念，我想對謝德慶老師的藝術，可能都是一種窄化，但我身為部長，今天還是要謝謝謝德慶老師，能夠在這座舊監獄裡面，讓謝德慶老師，跟台灣重新相會。」

累積11屆籌辦經驗的北美館，儘管面對展覽大小瑣事依然戰戰兢兢，對林平而言心態上卻已不太不同。「我不想再用過去比較消極，或是委曲求全的看法，認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應該努力讓台灣藝術家『被看到』，我認為『被看到』這樣的概念是消極的，有點一廂情願。專業社群網絡才是台灣館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用消極的觀點，而是台灣作為文化藝術的實體，我們要進入到國際的交往圈裡面，跟大家對話。」林平說。

基於希望打開國際對話的自我期許，林平在觀察上一屆之後，首開先例在今年籌辦2項業務：策展與導覽實習生計畫、舉辦正式國際交流晚宴。

近年來，威尼斯雙年展預算約落在2千5百萬～2千6百萬之間，根據時任展覽組組長吳昭瑩預估，今年預計達2千9百萬。然而專業晚宴與實習生計劃的執行，在現行的政府預算裡難以運作，最後是靠著美術館之友聯誼會贊助約236萬得以實現，而今年的試辦成效，也將關乎未來是否能持續。

過往台灣館在開幕週之後，展場只剩當地聘僱的安全人員協助展品看管，不僅沒有任何導覽安排，更難收集參展民眾的反饋。本屆徵選了6位導覽實習生，接受策展人與藝術家面對面的工作坊訓練後，輪流前往威尼斯進行每天2場英語導覽，不僅讓觀眾得以深入了解謝德慶的創作概念，也協助館方收集觀眾意見，作為未來籌辦的參考。

談起西方藝文圈慣常透過舉辦專業晚宴派對，達到交流並累積人脈，長期耕耘國際網絡的獨立策展人鄭美雅，提起一個有趣且真實的事：「有個策展學校出給他們學生的題目是，去威尼斯雙年展，看在3天之內可以拿到多少Party的入場券。」顯然在藝術之外，還有許多隱而不見的網絡必須打通，鄭美雅認為，開拓國際藝術網絡沒有捷徑，只有持續不斷的累積。然而在過去的台灣館，這樣的交流平台卻是封閉的，對此曾任2011年台灣館策展人的鄭慧華特別有感：「當年的開幕晚宴是關起門來，只有台灣內部的人參與，不是像今年把門打開，接上藝術領域的國際人士產生交流。」

所幸今年終於有了起色，舉辦在威尼斯著名的高級飯店Danieli Hotel的晚宴上，嘉賓湧入，包括中國藝術家徐冰、2018利物浦雙年展策展人茱莉．羅馬克斯（Julie Romax）、韓國首爾國家當代藝術館館長巴特繆．馬力（Bartomeu Marí）、台灣藝術家李明維⋯⋯等人，皆到場向謝德慶致意。這是一場成功的派對，終於沒有無趣的長官致詞，賓主盡歡、氣氛熱絡，謝德慶更少見的在眾人前流露活潑一面，敬酒時刻開心地轉了一個圈。

告別晚宴與蜿蜒小巷裡趕場看展的熱絡場景，對早已回到台北的我們與回到紐約的謝德慶，「威尼斯」彷彿又回到了一個地理名詞。今年台灣館推出「謝德慶　做時間」展覽，接連獲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評選為「威尼斯十大必看展覽」，當媒體逐漸降溫的此刻，收到導覽實習生傳回熱騰騰的觀眾反饋：「這展覽絕對是本屆的亮點！」熱烈且真誠。